王安忆的《长恨歌》创作于1993年，在当代文学的广袤天地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影响力也不断蔓延。从文学的专业领域逐渐渗透到民间大众的视野。如今，《长恨歌》已经成为上海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代表，它就像一艘承载着上海故事的巨轮，缓缓驶向海外，让世界领略上海的独特韵味。
《长恨歌》就像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每一次挖掘都有新的发现。它所呈现出的多义性令人惊叹，从物质文化到疾病书写，从性别意识到代际关系，从母女情深到情欲纠葛，从婚姻百态到饮食文化，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解读切入点。
然而，《长恨歌》为当代文学做出的最为卓越的贡献，便是塑造了一个能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上海女性形象——王琦瑶。这个形象充满了复杂性和多面性，有着丰富的情感和微妙的心理变化。她的神情中透露着困惑、苦恼、不甘和狼狈，那是一种只有在真正深入生活的女性身上才会出现的复杂情态。
王安忆（图片来源于网络）
时代性：风云变迁下的女性传奇
《长恨歌》生动地展现了时代变迁下女性的命运沉浮。故事的起点，是1946年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上海。17岁的王琦瑶，如同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踏入了上海小姐选美的舞台。她那青春的容颜和独特的气质，让她在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三名，从此“三小姐”的名号便在人们的口中传颂。然而，这次选美不仅仅是一次荣誉的加冕，亦是她命运转折的开端。在选美的过程中，她因缘际会结识了一位化名“李主任”的神秘名流，这位李主任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国民党官员。在半推半就之间，王琦瑶成了他的情妇，开启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命运的齿轮无情地转动着。解放前，李主任不幸坠机身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王琦瑶的世界瞬间崩塌。她宛如失去了方向的船只，在时代的洪流中漂泊，最终魂不守舍地进入了新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琦瑶的意识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期。她想起自己曾经在好友吴佩珍的带领下，去过一个电影片场。在那个片场里，三面墙围绕着一张大床，一个女人横死在床上，屋顶上的电灯摇曳不停。那一刻，她恍然明白，自己17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冥冥之中预见了40年后惨死的自己，床上的那个女人，正是她自己。
这样一个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因其强烈的通俗性和感染力，被改编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在大荧幕还是在舞台上，都能看到《长恨歌》的身影。这些改编作品，如同璀璨的繁星，围绕在原著《长恨歌》这颗恒星周围，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使其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长恨歌》舞台剧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学性：独特笔触与多维解读
《长恨歌》的文学性体现在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和丰富的意象运用上。王安忆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手法，让这部作品充满了艺术魅力。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看似平常却又蕴含深意的元素。例如，“六六粉”和樟脑丸这两种物品的出现，就打破了我们对传统文学中美好事物的期待。“六六粉”，也就是化学中的“六氯化粉”，它本是一种消毒剂，但在文中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与樟脑丸一样，都与发霉、腐坏相关。在上海这样一个容易受潮发霉的城市环境中，它们被用来保护衣物免受蛀虫侵害，但同时也带来了刺鼻的气味。这种气味，就像是生活中那些无法避免的苦涩和腐朽的味道。在一般的文学描写中，如果是要美化一种生活方式，是不会出现这样的元素的。然而，王安忆老师却故意为之，这其实与她创作《长恨歌》的初衷紧密相连。这些元素的存在，是为了让读者看看生活的真实面貌——既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也有阴暗潮湿、腐朽杂乱的一面。
此外，小说中的童话笔法也为作品增添了一抹奇幻色彩。以王琦瑶在平安里当护士时的场景为例，那盏酒精灯成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当酒精灯亮起时，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歌舞升平，斑斓的景象在眼前浮现，那是一种充满希望和美好的幻觉。当酒精灯熄灭，一切又瞬间被打回残酷的现实之中，舞会、美食全部消失不见，只留下了生活的惨淡和无奈。这种强烈的对比，通过童话般的笔触展现出来，更显命运无常。
小说还运用了“单一赘叙”这一独特的写作手法，这种手法在开头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描写王琦瑶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王琦瑶们”。这些女孩子代表了上海在某一个特定时刻所有的年轻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但又有着共同的特点。她们有的在上学，有的在看电影，有的在交朋友，她们的生活在同一时间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这种写法打破了传统小说对人物个体的单一描述，营造了一种突破时间界限、个体生命不断延续的感觉，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长恨歌》舞台剧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化性：海派文学与《长恨歌》的渊源
海派文学这一概念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它与《长恨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学史上，海派文学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含义。追溯到30年代，它曾与沈从文、鲁迅等文学巨匠的笔战相关联。在当时，海派被视为一种与北方传统“五四”文学相对立的存在，被认为是商业化、通俗化的代表，其文学品位常常被贬低，被认为缺乏严肃的文学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派文学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王安忆而言，被称为海派作家，她曾有过困惑。当《长恨歌》被舆论鼓吹为老上海怀旧热的扛鼎之作时，她明确否认了《长恨歌》与怀旧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同时也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典型的海派风格。而后，陈思和教授提出了海派文化的新内涵，即“新市民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多种特点，它追求新潮，展现出对外来文化的积极接纳，有着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但根基较浅，缺少深厚的文化基底。海派文化并非单一存在于文学领域，而是涉及绘画、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些不同领域的相互交融，为海派文化带来了崭新的美学观念。
《长恨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既有着对海派文化的继承，又有着自己的创新，它通过对上海城市生活的细腻描写，展现了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以及上海这座城市在时代变迁中的独特魅力。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长恨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上海这座城的史诗。作品展现了上海从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变迁，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在时代洪流中，个体是如何被裹挟着挣扎成长的。同时，作品中对怀旧、海派文化等概念的探讨，也为我们理解上海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总之，《长恨歌》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文学魅力，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值得反复品味和深入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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