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宦官是一个尤为特殊的群体。
他们身份卑贱，却是离天子最近的人，他们久居深宫，却有可能影响政局，搅弄风云。细数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若要评选出其中之最，必然是明朝。
明朝宦官，可谓是权倾朝野，风光无限。但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面对如此嚣张的宦官势力，明朝的大多数皇帝竟然都很“佛系”，似乎完全不在乎。
这究竟是为什么？明朝宦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宦官与皇帝之间，又达成了何种微妙的平衡？
让我们走进历史，追寻原因。
一、有才之士：宦官的另一面
提起宦官，人们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往往是坏印象。但实际上，明朝的宦官有着另一面，这批宦官极富才干，凭借着能力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比如，明朝前期曾出现了一群极其特殊的宦官：安南宦官。
朱元璋登基后，明朝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了宗藩关系，安南便是其中之一。安南是最早归附明朝的藩属国，这种积极的态度赢得了朱元璋的好感。为了进一步加强宗藩关系，朱元璋下令，挑选安南人进入明朝宫廷，安南宦官集团由此诞生。
宣德年间，安南宦官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权倾朝野。
宦官王瑾、金英、范弘都深受皇帝信赖，不仅能够参与战争，处理军务，甚至还手握免死诏书，比一般的朝臣待遇更高。更难得的是，这批宦官并未恃宠而骄，霍乱朝纲，反而在稳定政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批安南宦官大多自幼跟随在皇帝身边，接受过系统的文书训练，因此具备处理政务的基本能力。
他们以外族人的身份立足宫廷，常常能在皇帝处理外族问题时提供新视角，明宣宗在处理交趾郡事务时，就尤其喜欢征询安南宦官的意见。
不仅如此，这批安南宦官与内阁阁臣也关系良好，杨士奇与杨荣都曾与他们有着长期的密切合作。
杨士奇甚至公开夸赞过安南宦官阮安，认为他“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为大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化年间，明朝宫廷内也出现了另一位“模范”宦官怀恩。怀恩执掌司礼监长达二十年，司礼监是内务府十二监之首，掌印太监更是直接执掌批红大权，可以参与国家机密事务的决断。
如此荣宠，并未令怀恩迷失本心。在他的领导下，司礼监恪守本分，从不轻易插手军国大事，赢得了文臣们的尊重。
西厂设立，汪直得宠后肆意构陷朝臣，怀恩更是挺身而出，于危难中解救了一批大臣，并劝说皇帝严惩西厂。
更令人动容的是，怀恩虽身为宦官，但仍然心系国家，不忘为国家举荐人才。朝中大多数贤才都曾受到过怀恩的庇护。怀恩死后，他的后继者陈准深受影响，陈准在任期间，东厂从未生过事端。
由此可见，明朝宦官集团充满多面性，这批宦官才能品性俱佳，让这样的人执掌大权，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皇帝自然不可能反对。
可惜的是，这批宦官毕竟是特例，明朝大部分宦官都不具备如此才华。但是，即便是资质平平的宦官，对皇帝而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制衡利器：宦官与文官集团
对皇帝而言，宦官在朝局上有着无可取代的特殊作用，简单来说，皇帝需要宦官，他们是制衡文官集团最有力的武器。
内阁是文官集团的领头羊，皇帝、内阁与宦官形成了一种奇异的三角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与明朝独有的中央政治体系有关。
在讨论明朝前，我们必须有一个最基础的概念，那便是皇权并非万能。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是天子，上承天命，皇权至高无上。
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王朝均信奉儒家文化，皇帝在终极目标是成为贤明君王。按照儒家的说法，贤明的君王必须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从谏如流。
因此，在中央政治层面，皇帝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无法真正的随心所欲。
而在制约皇帝的各种因素里，宰相最具地位。宰相不仅是位高权重的大臣，更是文官集团的首领。
有时，皇帝与文官集团合作良好，双方皆大欢喜，但更多时候，皇帝与文官集团存在分歧，双方必须在朝堂上争夺话语权，推行自己的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宰相与皇帝便存在着天然的分歧。因此，皇权与相权之争，想来是中央政治领域的核心矛盾。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利用胡惟庸案，直接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引发朝局震动。朱元璋认为，只要从根本上铲除相权，皇帝便再无敌手。
但是，政治远比朱元璋所想象的要复杂许多，宰相消失，皇帝一方面大权独揽，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朝内阁飞速发展。最开始，内阁的权力十分有限，可历经几代皇帝后，明朝内阁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宰相机构，内阁首辅甚至不用受到传统相权的约束，拥有着超越历朝历代宰相的政治影响力。
内阁的胜利，意味着文官集团爬到了皇帝头上。在此情况下，皇帝必须培养出能够制衡内阁的新势力，那便是宦官集团。
相较前代，明朝的宦官集团要显得“正规”许多。明朝为宦官专设了“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与八局的总称。其中，司礼监权力最大，而司礼监所拥有的批红权，恰恰是为了制衡内阁所拥有的票拟权。
按照规定，明朝所有文书都要先送至司礼监，然后再交给皇帝。皇帝阅读完毕后，会写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将文书退还给司礼监，经由司礼监交送内阁票拟。
内阁依据皇帝旨意票拟，票拟完成后，再将文书送至司礼监。倘若司礼监认为票拟可行，就会上报皇帝，皇帝同意后便可批红执行。
但是，倘若司礼监不满意内阁送来的票拟，便有权力退回，让内阁一次次修改。
如此一来，明朝宦官不仅能够全方位知晓军国大事，更可以直接干预决策，权力极大。明朝皇帝通过扶持宦官来与内阁抗衡，实际上是想要节制整个文官集团，避免他们在朝中独大，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那么，朝中势力纷繁复杂，皇帝又为何偏偏要选择宦官集团呢？
三、权力来源：宦官与皇帝
皇帝之所以偏爱宦官，归根结底是因为安全，宦官的权力来源是皇帝，无论他怎样权倾朝野，本质上仍要受到皇帝控制。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里，权力的来源多种多样，最尊贵的是皇帝，皇权来源于上天，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除了皇帝外，士大夫获取权力的最重要手段是科举，通过科举考试后，普通人便能入朝为官，参与政治事务，犹如鲤鱼跃龙门，一飞冲天。
儒家文化赋予了科举神圣性，这是一种被全社会所认可的上升途径。
至于武将，兵马就是他们最硬的底气。有了兵马，武将便拥有了军事上的实权，这种权力是力量上的绝对压制，同样充满说服力。
但是，宦官与文臣武将均不同，他们既不是科举的胜利者，也无法指挥千军万马，归根结底只是皇帝的宠臣。一旦某天宠爱消失，这些看似风光的宦官也将一无所有。
纵观明朝政治，在宦官集团与文臣集团的斗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皇帝。皇帝偏向哪一方，哪一方便更容易占上风。
明朝政治并未脱离中国古代政治的大框架，本质上仍是在考察君主本人的能力与品性，君主贤能时，便能平衡宦官与文臣间的关系，让他们将力气都用在国家发展上。
而当君主昏庸时，宦官便有可能压倒文臣，霍乱朝纲。但是，宦官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绝不可能反过来威胁皇帝。
而这些所谓的明朝昏君，往往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可以因为种种原因听信小人，宠爱宦官，但绝不可能失去权威。
明英宗时期，宦官曹吉祥率兵迎明英宗复位，随后奉命总督三大营，一时权势滔天，得势后的曹吉祥肆意残害忠良，酿成一桩桩惨案。明英宗看似放纵，但当曹吉祥威胁到皇权时，仍毫不留情的将其逮捕处死。
宦官汪直曾是西厂首领，深受明宪宗宠爱。曾经，内阁大学士与兵部尚书联名上书，也未能撼动汪直分毫，甚至还落了个先后离职的悲惨下场。
但是，当汪直企图染指海上贸易，利用走私活动培植自己的势力时，明宪宗立刻出手，同样将其处死。
明武宗年少即位，认同宦官刘瑾，刘瑾蒙蔽幼主，把持朝政，甚至可以肆意奚落与玩弄文臣。但是，武宗去世后，明世宗一即位，便着手肃清朝纲，将刘瑾凌迟处死。明世宗在位四十余年，宦官集团受到了空前打压。
同理，明神宗后期不理朝政，重新宦官，利用宦官敛财，这些宦官坏事做尽，但始终对明神宗忠心耿耿，不敢有半分逾矩。
崇祯皇帝即位后，先是启用东林党，追杀宦官，促成了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间的最一次较量。待两方实力均削弱后，崇祯皇帝抓住机会独揽权柄，确立了皇权的权威性。
由此可见，宦官根本无法对皇帝造成威胁。宦官自始至终都只是皇帝的工具，有时为皇帝解闷，有时为皇帝打压文臣，有时为皇帝干脏活。
宦官凭借这些得到皇帝的宠爱，从而握有一定的权力。可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始终不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皇帝想收回随时都可以收回。
更重要的是，相比文臣武将，宦官都是“孤家寡人”。
宦官无法拥有子嗣，这不光意味着他们缺乏继承人，更意味着宦官无法与朝臣结党，二者之间不可能形成牢固的利益联盟。
文臣武将家族之间可以联姻，通过血缘将强大的家族联合在一起，共享权力，从而对皇帝造成威胁，但宦官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来自外族的宦官，如安南宦官，甚至无法拥有正常的人际关系网，这些宦官身处异乡，身份敏感，与故乡的所有关联都被切断，他们深知，唯有好好替皇帝做事，才有可能博得一线生机。
面对这样的宦官集团，明朝皇帝自然有恃无恐。但讽刺的是，明朝的衰落的确与宦官息息相关。
尽管皇帝能控制宦官，但却无法抹去宦官带给朝政的伤害，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一次次反复的斗争中，大明的国力日渐衰微，最终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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