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其实历朝历代都在干,国门的位置也一直在变

#百家说史#

文/峯言峯语

说起明朝,老有这么一句话:“天子守国门。”这话倒也没错,但是天子守国门并不是明朝的专利,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几乎都是天子守国门的,当然,除了宋朝。

这个事儿,咱们从头讲起。

自打“商鞅变法”以后,关中那经济实力提升得很快,以前那个戎狄混住的牧场,变成了到沃野千里的腹地。秦汉时期全国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地缘板块啥都占全了。朝廷只要把都城定在咸阳或者长安,就能靠着发达的经济,还有不错的地理环境来掌控天下,根本不怕来自关东的任何挑战,除非是内部出了问题。

那个时候的外患在哪?在西方和北方。

匈奴常常从北地郡、上郡来侵犯汉朝,汉军也老是从上郡出去打匈奴,这两个郡就在现在的陕北那块。那时候的陕北是水草特别好的草原,经济地位可重要了,不管是匈奴还是秦、汉帝国,谁拿下它就能养得起好多骑兵。所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修了从咸阳通往北方前线的驰道。

蒙恬能够“逐匈奴七百里”,这条重要的后勤保障线路那可是立了大功。后来匈奴势力扩张到河西走廊了,定都在长安的汉朝,算不算是天子守国门呢?

后来霍去病往西出击,把河西走廊给占了,卫青也多次向北出塞,他和匈奴争的高阙、河南地都在长安的正北方。

游牧民族都在经济中心建都,或者说只有在经济中心的势力,才有建都的机会。

这也能解释一个事儿,为啥李广老是在二线部队?因为他经常守在北平跟渔阳,明显不那么重要。

这可不是英雄自己能决定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

战国末期山东六国和楚汉争霸时的项羽,最终的失败都和经济中心西移有关。这种看着像偶然的巧合,其实是有规律能找的。

游牧民族完全看天吃饭,哪儿的河多,哪儿的草长得好,各个部落就往哪儿凑。为了抢水草,打仗是免不了的。水草的变化,又决定了游牧部落力量的强弱变化。

经过上千年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草原上终于比出了最厉害的赢家:匈奴。

虽然匈奴王庭的游牧经济还算发达,可自然资源特别缺。他们不会炼铁,烤羊的叉子、打猎打仗用的箭头都没有,就只好把野兽骨头磨得锋利点,凑合用。一旦汉朝搞贸易封锁,匈奴就得饿肚子。

匈奴单于想让牧民日子好过点,就号召大家去抢——往南,越过长城,抢钱、抢粮食、抢铁、抢盐。陕北是草原,实在没啥能抢的,所以抢的地方主要在山西,像雁门关、大同这些地方。至于河北,就是顺便,不是重点抢的地方。

可汉武帝认真起来,把匈奴抢东西的路给断了。那咋办?

匈奴不能抢,还能跟汉朝做买卖。于是,匈奴就用牛、羊、马、皮当本钱,跟汉朝换盐、铁这些东西。总的来说,这条贸易的路是顺的。除了打仗的时候会暂时关了,平常都是官方贸易和民间偷偷买卖一起搞。

既然是做买卖,总得有交易的地方吧。

陕北是草原,城镇不多,不适合商人存东西和摆摊。河北又太远。

所以,最好的贸易路线就定在山西了。

汉朝的商人带着货聚到太原,然后接着往北去做买卖。汉朝和匈奴两边都各有所得,保持了好些年的和平。

那会儿的山西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的贸易天堂,让太原辉煌了上千年。这跟新加坡、中国香港挺像的。只要有大量的资金从这儿过,就能吸引各方的人才到山西住下来。而人才和资金凑到一块儿,又能带动本地各个方面的发展。

史书里山西的名人可不少,但排在第一梯队的差不多都来自第一个千年。宋朝往后,就再也没有特别出名的山西人了。像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三国的张辽,唐朝的王勃、王维、郭子仪、薛仁贵、狄仁杰……

宋朝以后还有谁?这些厉害人物的出现,其实都是贸易路线带来的。钱在哪,事儿就在哪,人才也容易往哪扎堆。繁荣的贸易能让一个地区变得强大,所以北魏把都城定在大同,高欢在太原弄了个霸府,李渊和李世民也是从太原开始发家的。

与其说是英雄让一个地方出名,不如说是当地的经济造就了英雄。

当李世民把突厥给打败以后,这条贸易路线在唐朝变得更红火了,南北方的东西在太原交换,西域的葡萄酒也在山西扎下根了。

太原跟长安、洛阳一起,进入了大唐的核心城市群,差不多所有的事儿都在这儿发生。正因为这样,只有两三万人的沙陀部落占了山西以后,能够在黄河南北横着走好几十年。

不过,宋朝的赵光义亲手结束了太原的辉煌。

而在这之前,长安就已经不是首都了。

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长安更适合做首都的城市了。

主要是关中这块地方太好了。北边是茂盛的草原,南边是四川那个大粮仓,西边又是陇西的大山,秦、汉帝国只要守住潼关,就能打下万年的基业。

等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长安就成了中原和西域做买卖的中转站,铜钱欢欢喜喜地就跑到皇帝口袋里了。汉唐时候的长安不光地缘板块特别好,还是连接各个方向的关键地方。要是在地图上画个十字,你就会发现长安就在正中间。

这简直是汉、唐帝国老天给的好位置。

而渭河浇灌的关中平原,就是这个好位置的天然基础。那些实在的农民就是最强的战士;有好多良田的豪强,那是好几辈子都有功的军功地主。经济和军事一起,撑起了汉、唐帝国的统治。

但是话说回来,好也是因为这地缘,坏也坏在这地缘。

随着在长安定都的时间越来越长,关中越来越没法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好多良田都被贵族改成盖房子的地了,水利设施也荒废了好久。西汉的时候还没啥大事,到唐朝就麻烦了。

以前能给秦汉帝国灌溉 4.5 万顷田的水利系统,到唐朝的时候,只能灌溉 6000 千顷了。富有的关中已经养不起大唐的长安了。陕北的草原也慢慢变成黄土高坡了,不光没有畜牧产品供应,而且也没法养骑兵的战马。

到安史之乱以后,繁荣的河西走廊被吐蕃给占了,长安连收租的机会都没了。从那以后,长安的经济来源就只剩东边和南边两个方向了。

可说到这事儿,就得讲讲隋炀帝。

隋炀帝为了拉动内需,使劲修了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从北边的涿郡开始,到南边的余杭结束,中间还能连着洛阳,差不多把河北、江南、中原都连起来了。

所以,隋炀帝刚当上皇帝就把都城迁到洛阳,就是为了占住交通的关键位置,能快点把河北和江南的资源用起来。

后来李渊为了得到关陇门阀的信任,必须得表现出纠正错误的样子,就又把都城定在长安,实行关中本位的政策。难道就不能把运河修到长安吗?

说实话,还真不行。

长安和洛阳中间是大山,根本没法挖河道,而且有一段必须走的路全是石头。虽然就几公里,可一直到唐玄宗的时候都没挖通。

当长安的物资不够的时候,唐朝皇帝只能到洛阳去,到物资多的地方找吃的。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都这么干过。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的资源彻底断了,洛阳又离敌人占领的地方太近,大唐朝廷只能靠江南运来的粮食过日子。有一回,江南运粮的船晚点了,唐德宗差点被饿死。

那时候因为打仗和河道改道的原因,开封成了江南到长安的中转集散中心。所有的粮食和物资想到达长安,必须先在开封集中。

这样一来,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开封城,就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因此,朱温占了开封,就能当实力最强的节度使,还能把唐朝皇帝给拉下来;除了一心想复兴唐朝的后唐,其他四个王朝都把都城定在开封,就是想在经济中心重新建个军政中心。

继承后周的宋朝,也把都城定在开封,甚至赵匡胤想把都城迁到洛阳的时候,被满朝的官员们批评得没话说,只能不吭声了。

这就是说,经济中心往东边挪了,西边不再是财富聚集的经济中心,长安永远没机会再当都城了,只能当个地方性的省会。

所以,靠着长安的太原贸易线,就没法避免地衰败了。只有洛阳离开封近,才能继续热闹。从这个时候开始,河南就人才辈出,好多将相都是从这出来的。还是那句话:钱在哪,事儿就在哪,人才也容易往哪凑。

随着中原经济中心往东边挪,北方游牧民族也跟着过来了。

比北宋早几十年兴起的契丹,在内蒙古东部,离辽东和平郡都不算太远,画条不那么直的线,正好能连上开封。

由于幽云十六州被石敬瑭送了出去,北宋实在无险可守,就没法天子守国门,所以只好在河北和陕西那一带驻扎好多兵,用来防着契丹和西夏。

大量的军费和资源往不同方向流,让本来就不怎么有钱的朝廷更惨了,财政永远像个无底洞一样不停地往里投钱。糟糕的财政,最后把富裕的北宋给拖垮了。

其实,苗头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了。武则天老是和契丹打仗,唐玄宗的时候更是使劲在东北、西北打仗,最后弄出了河西、范阳两大军事集团。

安禄山是从东北来的,哥舒翰、李嗣业、高仙芝是从西北来的。后来,安禄山造反,负责平定叛乱的主力就是西北的军队。历史转来转去,在北宋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宋朝没建立新的秩序,倒是把旧王朝的包袱接着背了,还孕育出了下一个时代的核心。

北宋在靖康之变的时候亡了。

契丹虽说实力挺强,可还是被更东边、更野蛮的女真给灭了。女真又沿着河北平原往南打,一路打到了开封。这个时间点也巧得很。先是把都城定在东蒙的契丹,后是把都城定在开封的北宋,就隔了没几年,都被白山黑水那旮旯的女真给一锅端了。

女真人还没在中原把屁股坐热呢,就和南宋一起被凶猛的蒙古给一锅烩了。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北京定都以后,中国的经济、军政、地缘格局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北京这座城,以前是燕国的都城,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但北京以前一直都是边疆城市,在历史上不怎么显眼。自从成了首都以后,一下子就变得高大上起来。

从地缘上看,北京是东北、蒙古、华北、海洋的交汇点,在这定都能有利于控制海陆的大片江山。

而且江南变成新的经济中心以后,资源可以通过重新修的京杭大运河直接送到帝国的都城。这么一来,定都在北京的朝廷能拥有东北、蒙古、华北、江南的资源,收钱容易,花钱也方便。

但是元朝统治得太差劲了,没到一百年就被朱元璋给赶回老家去了。

新起来的明朝也没法改变经济的规律,就算是朱元璋也得照着规矩来。

朱元璋的朝廷把都城定在南京,能得到江南财富的滋养,可北方的那块地方还有对外防御不能不管。除了到处都是的卫所屯军,朱元璋还把儿子们分封出去。

朱家军和子弟兵一起上,算是双保险。沿着长城,朱元璋分封了辽王、宁王、燕王、代王、晋王、秦王,往南的中原地区有齐王、周王、鲁王,再往南就是湘王、楚王等等。

这些藩王不光有地位,还担负保卫大明的江山的责任。里里外外好几层的藩王防御线,是朱元璋留给孙子的东西,也是经济中心的都城应对地缘板块的办法。

这套制度好是好,但是只有朱元璋能这么玩,皇位刚到二代目朱允炆这里就玩不转了。

外地的藩王都是手里有很多兵的叔叔,年轻小伙子心里慌啊,就着手削藩。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朱棣造反还胜利了。

朱棣虽然当上了皇帝,但还是得面对藩王和蒙古的威胁。既然朱棣能起兵造反,难保别人不会有样学样。所以他花了 20 年的时间,把自己以前反对的事儿又做了一遍。

内部问题解决了,蒙古也不能不防。藩王都成了只会吃饭的猪了,那还能起到塞防的作用?于是朱棣决定把首都迁到北京来,这,就是天子守国门。

明朝迁都这事儿,其实就是经济中心和地缘板块分开所导致的。

想要经济中心,就得放弃地缘板块;要是拥有地缘板块,就能把经济中心拿下。秦汉时候没有的问题,到明清以后成了大问题。

天子守国门是很合算的事儿,不光能直接管理、方便分配资源、不容易出安禄山这样的人,更重要的是能靠着首都的地位,整合资源,专心对外。

全国的资源肯定会往首都聚,如果首都不在地缘板块的交汇点,来回运输、分配的花费可太大了。

把都城定在北京的明朝,能及时给九边重镇帮忙,能省掉来回运输的成本。而且有外敌来的时候,可以靠着首都的地位把人心聚起来,更容易保住重要的城市,毕竟谁也不想首都被敌人占了。

要是明朝一直把都城定在南京,会咋样?北京恐怕会变成蒙古的后花园,还有山西、河北也会变成抢劫的好地方,就算被围了也不会有大军来救。勤王?嘿嘿,王在南京呢。

按照经济中心东移的这个规律,王朝选北京当首都差不多是肯定得这么干的事儿。

新的经济中心有新的贸易线路。长安、洛阳、太原是唐朝以前的铁三角城市群,宋朝的开封、泉州算是个过渡,明、清帝国形成了更大的铁三角。

北京作为军政中心,那肯定是最重要的地方。扬州和苏杭慢慢形成了长三角经济区,以前的贸易城市广州也一点点变得强大起来。虽说个别城市有变化,但大体上就是北上广的格局。

这些城市都在沿海,就像之前的例子,钱在沿海,很多人和事儿也会在沿海聚集。比如明朝的东林党、浙党、东南倭乱以及近代的百年屈辱,都是沿海地区发生的……

当然,沿海的不光是东南,还有东北。

中原的经济中心挪到江南了,草原的经济中心也挪到东北了,这时候的蒙古已经落后了。满洲是渔猎民族,不过水草好的地方总是有更多资源,像人参、貂皮、狍子这些,蒙古根本就没有,可这些东西是稀罕货,这也是满洲比蒙古强的重要经济原因。

满洲用东北的特产跟朝鲜、晋商做贸易,赚了好多钱。他们用这些钱来武装军队,然后跟蒙古、明朝打仗。

晋商有钱这好理解,他们的钱是靠卖盐和做贸易来的。那朝鲜的钱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是从海上来的。西班牙发现了特大的银矿,很大一部分流到了明朝,还有一部分流到了朝鲜。

那时候的世界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贸易线路,满洲也没法躲开,参与进去了。他们用贸易赚的钱来抢中原,越抢越高兴,越高兴越抢,最后把整个中国都抢到了。

从上帝视角看,经济中心东移最后必然会从大陆挪到海洋。但是明、清两朝违背了经济规律,就在海岸线上停下了。既然没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线路,那衰落就是肯定的了。

只不过以前衰落的是山西和关中,现在衰落的是整个中国。那些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的国家,后来都变成强国了。所以,天子再也守不住国门了!

经济中心东移的原因在于气候和环境。唐朝以前,关中风调雨顺,就连河西走廊都很适合住人,能种地,能放牧,简直是一开始就占了好地方。长安周围有好多湖泊和鱼塘,跟现在的江南差不多。从那时候流传下的画作能看出来,唐人的衣服大气又好看,根本不是裹得严严实实的。

这不光是因为大唐气象好,还是因为大唐气温高。

唐朝以后,中国的环境和气候慢慢变得不好了。山西和关中的湖泊没了,甘肃和陕北的草原渐渐变成沙漠了,气温越来越低。在农业时代,这可太要命了。地里不长庄稼,人吃啥?

所以大家只好往东南挪,找更适合活下去的地方。这种气候变化对草原也有影响。瞅瞅现在到处是沙漠的西内蒙古,怎么看都不像草原的经济中心,所以东边的游牧民族肯定要兴起。气温在 1644 年到了历史上最低的时候,也就在那年,北京城闹鼠疫,李自成没费啥劲就进了北京,一个月后,江山又换主人了。

那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既然西边不适合住人了,那就往东边搬呗。几千年以来这片土地上的故事,都得向历史和经济的规律低头,而历史和经济的规律又被环境的变化给左右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平台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