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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中期北平的《戏世界》，曾对我善交女性知已有过专题报道。其中有一篇署名文章的题目是“红粉偏多女知己，如此坤伶有几人”。文章写道：“是日气候不佳，浓云遍布天空，自下午起，即大有雨意，各娱乐场莫不冷落不堪，惟独梁小鸾女士在长安演出的《玉堂春》，满坑满谷，座无隙地。足以证明梁女士艺术动人，拥有若干知音。前台观众，男客不谈，若干名闺及少奶奶均系专为梁女士而来，说明她对小姐少奶奶具有一种特殊的号召力，实非其他专以号召男性观众之坤伶所比。而坤伶中具有此种力量者又有几人？”
其实，如果说我对这些知音有什么特殊的号召力，还实在担当不起。不过，在我的生活中，特别是舞台生活中，女知己还是大有人在的。她们在各个方面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帮助，令我终生难忘。
在我的女朋友中，有好几位都是绝对可以称为知己的，这里仅介绍林友鸾、卓意静、袁奇祯、李熹、张寿芬、杨菊秋、菊芬、叶蕙蓉、韩淑华几位。其中除林友鸾大姐和韩淑华妹妹仍然健在外，其他几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大姐均已作古西行，这篇儿短文就算作我对她们的一片悼念之情吧。
我的知己李熹，久住天津，她是袁世凯九公子袁克玖的太太，她是酷爱京剧的一位著名票友。 真懂戏、爱听戏、会唱戏，应工青衣。
梁小鸾、李 熹之《四郎探母》
我看她演出过《武家坡》、《大登殿》。她在吉祥戏院演出《四郎探母》、《坐宫》的时候儿，她扮铁镜公主，我陪她演肖太后。这些戏，都是由我给她说身段，由为我操琴的李德山先生为她操琴，扮相漂亮，嗓子不错，身段挺美，台上台下都很有人缘儿。那些年，我每年都得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每次她都接我到她家住。为了看我的戏，她也常到北京来，有一次我在长安戏院贴演《玉堂春》，她还专程从天津坐飞机到北京，因此她曾经轰动北京报界。北京的《戏世界》写道：”7月18日是梁女士的出演之日，袁九太太在津宅接到北京电报，因平津火车正被阻碍，乃改乘飞机来平。此次系袁九太太生平第一次搭乘飞机，意在再听梁女士之二三场戏后则满意归津，不如此，则心感不安也。”
当年，我家住东城宝珠子胡同，她来北平，一般都在我家小住，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
袁奇祯是袁家的第十一小姐，张寿芬是北京名门那家的大姑奶奶，家住东城金鱼胡同。她们都很喜欢听戏，也比较懂戏。我们不仅经常在一块儿研究京剧艺术，生活上也互相帮助，不演戏的时候儿就一块看电影儿、逛公园儿，是形影不离的好姐妹。卓意静是民国时期的银行家周作民的儿媳，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她爱看名演员的戏，尤其爱看我的老师梅兰芳先生的戏。那时候儿，她家在北京的几个剧场都有固定的包厢，只要想听京戏，不用为票犯愁。1943年前后，她看了我的演出之后，觉得我是规规矩矩地按着梅先生的路子演出的，逐渐对我本人和我的戏码儿产生了兴趣，经友人介绍，我们相识了，经多年交往，我们相知了。有时候儿我到外地演出，她也追到外地看戏，那些年真有点形影不离了。其实，她不仅爱看戏，也常演戏，是一位相当活跃的票友儿。
卓意静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支援抗美援朝，我们曾在长安戏院搞过义演，我请苏盛琴和琴师李德山分别给她说过身段调过嗓子。她在《女起解》和《玉堂春》中扮演苏三，请肖盛萱先生配演崇公道，由我帮她化妆，穿我的行头，用吴素秋的守旧，效果相当得好。后来还曾在长安戏院演过《虹霓关》，她演丫环，长安戏院经理杨守一扮东方夫人，由我反串王伯党。总之，在艺术上和生活上，我们都是知己朋友。
杨菊芬、杨菊秋，也是我的女知己。早在三四十年代，杨氏三姐妹曾经是京剧界大红大紫的人物儿，号称“杨氏三绝”。菊芬工老生，菊秋应工青衣，新中国诞生之初，我们曾经在一起筹建过“北京艺培学校”。后来，菊芬调中国京剧院。菊秋大姐可有点儿惨了，1956年艺培学校改为国营编制的北京市戏曲学校的时候儿，她被列为编外人员，经过和其他几位同志多次努力，才为她争取到了一点儿生活费，每月只有30元钱。她最最希望的是能争取办个“公费医疗”，可惜我们力不从心，始终未能实现。她家住东四。生前常到我家来，我比她条件富裕得多，因此，经常留她吃饭，有时也给她一些零用钱，数量不多，聊表心意。
杨菊芬、杨菊秋
叶惠蓉，是肖盛萱的夫人。当年，我常与肖老合作，我儿子梁秋管盛萱和惠蓉两口子叫干爹干妈，两家常来常往。“文革”中四嫂可为我帮了大忙，让我没齿难忘。“文革”开始的时候儿，我正在家养病，吉林省京剧院一位要好的朋友来电报，说造反派要揪我回去参加运动。
我唱了一辈子戏，哪儿经过这个阵势呀！于是先跑到袁奇祯家躲了起来。在此之前，她的家门被封，造反派不准她迈出大门，我曾经偷着从墙外头往墙里头扔香烟。如今她刚解除管制，就敢把我藏起来，实在让我钦佩。后来，我还到赵紫梅家住过一段，因为电话号儿本儿丢了，所以我的下落总不能保密，正当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儿，四嫂子接我来了，一进门儿就说：“走，跟嫂子回家吧！”本来就爱哭的我，当时听了这句贴心话儿，顿时便泪流满面了。后来，我想，不能总在四嫂家藏着呀！我便离开了肖家，到天津我五姨家，又从五姨家转到了河北任丘县的六姨夫家。在这儿，没过多久吉林就派人把我抓回了单位，成了批斗的主要对象。不过，回想起来，这几位老大姐的为人，还是相当令人敬佩的。卓意静就曾经跟我说过，吉林的造反派就曾经找她调查过，她如实回答说：“我们在一块儿尽聊吃穿，不聊政治！”关键的时候儿，大姐们都能为我担风险，我怎么能忘恩负义呢？那样做就太没有良心了。
在我的女知己中，如今健在的只有林彦文和韩淑华了。林大姐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曾拜师学艺，应工青衣。我自已组班唱戏后，她主动地放弃了舞台生活，专门儿替我应付外事活动，并且把名字改成了林友鸾，在“梁小鸾京剧团”是有名儿的“林秘书”。在京剧界，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我的艺友、挚友，至今她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啦，我们仍然像亲姐妹一样亲密无间地生活着，该是多么不容易呀！
我的另一位古稀之年的好朋友叫韩淑华，原来也是京剧演员，应工青衣。父亲韩常保是著名武生演员。从1949年到1955年，我们曾经像亲姐妹一样，共同生活了6年之久，她帮助我当家理财，为我能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今她远在济南，当年我本想接她到我家里小住一段时间，可惜她体弱多病，难以成行，这里只能遥祝她健康长寿，万事如意啦！
总而言之，我的这些女知己，都不愧是我的艺友、挚友和诤友，我为能有他们这样儿的朋友，感到由衷地自豪！
（《我与京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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