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曾业英所编《蔡锷集》中存在对蔡锷电文日期误判和误编的情况，因而导致电文内容与史实不符的情况，给相关研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应当予以必要的考证和勘误。笔者前有《曾业英编 〈蔡锷集〉电文日期考误举隅》一文，举有勘误案例46则，本文再举续例40则，以期对于广大读者正确阅读和使用该《蔡锷集》以及今后蔡锷文集的重新修订工作有所裨益。
曾业英编：《蔡锷集》
21.《复李根源电（1912年2月21日）》。该集根据电文末代日韵目“马”而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2月21日，应误。经查， 5月13日（元日），蔡锷于复李根源5月9日的来电（青电）中与其商量是设弹压委员还是巡捕委员的名目，以及是否在盏西、蛮牛坝设弹压委员的问题，并在5月15日复李根源的电（删电）中，最后决定 “一律更名为边务委员”，并“添设三员，一驻盏西，一驻猛卯，一驻蛮牛坝”。而李根源在篠电（17日）中解释说“改设巡捕，分驻边里，与弹压委员用意本不相蒙。巡捕之责在缉捕野匪，杜其越境，兼稽查出境之粮食，入境之私盐。弹压之责任在监制土司，收其治权，以实行边地之经营。权责亦不相侔。”蔡锷则在此电（马电，21日）中同意李根源的意见，说：“弹压与巡捕权责既不相侔，自应分别办理。”这样，李青电、蔡元电、蔡删电、李篠电、蔡马电构成了符合逻辑的时间链。而该集的这组电报中，最早的李青电及蔡元电、蔡删电、李篠电均是5月的，而此蔡马又属2月，月份并不一致，究竟是2月还是5月呢？经查，李青电中有“源前在腾（越）曾饬黄守一并裁撤，酌设弹压四员，并饬划分地点，妥筹禀办。顷接黄守阳电称，弹压名目与各土司所设者相混，拟请改为巡捕”之语，再查，李根源于1912年3月30日由腾越回大理，4月25日抵达大理。由此可证，这组电报应均发生在1912年5月，故此电（蔡马电）时间应改为1912年5月21日。
22.《致赵藩李根源电(1912年2月29日)》。该集根据电文末代日韵目 “艳”而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2月29日，实误。查祝宗莹1911年12月21日（辛亥十一月初二日）有电致电张文光云：“李君印泉到，弟等出狱，侍礼尚优”之句。再查，李根源于12月17日抵大理，次日在致钱泰丰等人电（俭电）中说：“源昨抵榆，……祝宗莹、杨勋均经释放。”由此可知，李根源到大理后即按蔡锷指示释放了祝宗莹。故此艳电应为辛亥十月二十九日，即公历1911年12月19日。
23.《复李根源电（1912年3月10日）》。该集以此电末代日韵目“蒸”而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3月10日，应误。查李根源来电（鱼电、阳电）中有“据永昌转运盐局李宝仁禀称”中有“据陈进、蒋国时、欧文才禀称”之语，且所禀内容均系反映永昌之乱中所受损失，并请求免解，说明李根源此时在永昌。查永昌之乱发生于1912年2月11日夜，李根源3月30日由腾返榆途中4月3日到永昌，故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4月10日。
24.《复李根源电（1912年3月20日）》。曾业英《蔡松坡集》中曾以此电末代日韵目“哿”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5月20日，但到增订为《蔡锷集》时却又改为3月20日，应误。查李根源来电之巧电中有“电饬腾越李镇（将辛正清）拿交腾冲府管押候办在案”一语，说明此时李根源已不在腾越。再查李根源3月30日已由腾返榆， 4月25日抵榆，故此电时间还是以1912年5月20日为宜。
25.《复李根源电（1912年3月25日）》。该集以此电末代日韵目“有”而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3月25日，应误。查此电中有“孙统（即丽维统领孙绍骞）所陈，自系实情”之语，又查李根源1911年12月17日抵榆后改西路各防军为国民军，命孙绍骞为第七联长。据《云南光复纪要·迤西篇》记载：李根源1912年4月25日由腾越返大理后“请以张文光为大理提督，李德泳署腾越镇，调孙绍骞为国民军统领，使驻维西” 。由此可知，孙绍骞为丽维统领是在4月25日之后。而李根源向蔡锷反映的孙绍骞谏日（16日）来电所陈防营积弊，则说明其到丽维统领职不久，所以，蔡锷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5月25日。
26.《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4月8日)》。该集以“《黎副总统政书》(卷九，页二十一)作‘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十六日到’，同时附录黎元洪复蔡锷电一通，时间是‘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十七日’”而将此“庚”电确定为4月8日所发，应误。第一，周钟岳《电光集》作“五月八日”。第二，外交部收到此电后即在该电报上注明“收云南都督电，五月十六日”[5]。第三，广州《民生日报》刊登此电时也在电文末注明“元年五月二十二号酉刻到”。可见，以上各地都是在5月中旬以后才收到此电。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后，各地电报已基本恢复正常，迟几天收到电报是正常的，但不可能都迟一个多月。因此，蔡锷此电的时间应为1912年5月8日。
27.《致吕志伊电(1912年4月10日) 》。该集此电录自谢本书所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66页中周钟岳所辑《天南电光集》，并依据其文后代日韵目“蒸”而将其日期订为1912年4月10日。笔者却在1912年5月11日上海《民立报》第3页“专电”栏中发现此电，除抬头（《民立报》馆转吕莘农君鉴）、代日韵目（阳）之外，电文内容完全一致。因此，此电的真实时间似难确定。但笔者又从《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第497页中发现吕志伊1912年5月16日自上海致广东都督胡汉民转孙中山电中有“顷接云南蔡都督电嘱，请先生莅滇一游，滇人士均甚欢迎。如承俯允，祈电示行期”等语。又查此时孙中山行踪，4月25日至5月中旬，他正在广州视察。蔡锷也曾于5月10日曾电请时在广州的孙中山转张翼枢赴滇任职。由此可知，蔡锷此电的时间可订为1912年5月10日。
28.《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24日）》。该集以此电末代日韵目“敬”而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4月24日，应误。查蔡锷2此电中有“蒋仁孝捐银万元”之语，再查《云南光复纪要·援藏篇》记载：“六月间，第二师长李根源驻兵大理，请以春魁总办怒俅边务，……蒋仁孝报效银一万元作为经营边地之费，此项银两，发交姚总办作基本金，逐渐兴办怒俅地方商业。”由此可证，蔡锷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6月24日。
29.《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26日）》。该集根据此电末的代日韵目“宥”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4月26日，实误。查蔡锷复李根源电中有“篠电所言英人私立界石，驻扎多兵等事，已将从前界务及现在情形详达袁总统”等语。再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有1912年4月1日收蔡锷“养日”（3月22日）之电，其中首句为“据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电：据腾越张镇称，去年九月初四日……”，接着全面汇报了前述李根源篠电报告的情况。此外，李根源致蔡锷的“篠电”中有“源初到腾”之语，查李根源于2月1日抵腾，3月30日离腾赴榆。由此可知，李根源的篠电应为3月17日在腾越所发，蔡锷此电的时间则应为3月26日，即于3月22日向袁世凯汇报李根源所报告的情况之后，再将对李根源篠电处理情况反馈给李根源。
30.《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30日）》。该集根据电末的代日韵目“全”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4月30日，应误。查此电抬头为“行营李师长”，如前所述，李根源3月30日由腾越出发返榆（大理），于4月25日抵榆。又查4月27日，蔡锷亦有电致李，抬头则为“大理李师长”，因此，三天之后，蔡锷此电的抬头不应再为“行营李师长”。此其一。其二，经查，李根源的来电中有“源抵榆后，即请将西防国民军总司令衔取消”及“准于榆事就绪后，开去陆军第二师长缺，由榆归里”等语，而蔡锷复电中亦有“腾、永虽云敉平，而榆事正需整顿。即使全滇底定，然经营缔造，建设为难。吾辈力所能为，万难一日卸责”之慰语，这就说明，李根源此时正在由腾越返大理途中，蔡锷希望李根源抵榆后继续整顿好“榆事”。因此，蔡锷此复电的时间应为1912年3月30日，而李根源的来电（敬电）则应为1912年3月24日。
31.《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29日）》。该集根据此电末的代日韵目 “艳”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5月29日，应误。第一，此电抬头为“行营李师长”。查蔡锷5月28日致李电的抬头为“大理李师长”， 6月1日致李电的电抬头还是“大理李师长”，中间仅隔几天，抬头就换成了“行营李师长”，因此，曾业英所定此电的时间肯定判断错了。再说李根源自4月25日由腾越返大理后，直到8月份辞职，均未离开大理。故此电时间应在李根源4月25日由腾返抵大理之前。第二，李根源来电（养电）中称张文光为“张卸镇文光”，查张文光于1912年2月7日被云南省军政府任命为腾越鎮总兵，称为“张镇台”。同年3月5日，云南省军政府又改任张文光为大理提督。张文光即于3月23日发出布告宣布赴榆任职，24日离腾赴榆，4月22日抵榆视事。所以，此电时间又应在3月5日张文光卸腾越鎮总兵之后。由此可见，蔡锷此艳电应在3月5日张文光卸腾越鎮总兵之后，4月25日李根源由腾越返大理之前，即为1912年3月29日。这样，李根源的来电（养电）是为3月22日，此时李根源正在腾越刚接受了张文光有关滇西军政府经费的移交，随后两人先后离开腾越赴大理。
32.《致何国钧暨各府厅州县电(1912年6月21日)》。该集根据此电末的代日韵目 “马”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6月21日，应误。查关于各府厅州县公费问题，蔡锷于1912年4月21日复李根源电中就其反映的“各属多误会公费全为俸给”问题的答复是“已呈请交（省议会）议”。又查蔡锷5月20日复李根源电中明确要求“提镇协兼带之营应支公费，照新章实支实报，不得过原额十分之六”，可见关于省外各地公费问题5月20日之前就已经有了“新章”。若蔡锷6月21日致何国钧暨各府厅州县的电报仍说“兹已饬部另将俸给、公费分别规定，俟议会通过，再行饬遵。至新章未颁布以前，暂照旧章办理”，显然不合时宜。因此，此电应为4月21日接李根源来电反映迤西地区的公费问题后，蔡锷考虑到这一问题涉及全省各地，带有普遍性，便又通报各府厅州县，就处理类似问题作出指示。故此电的时间应为1912年4月21日。
33.《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7日）》。该集根据此电末的代日韵目“沁”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7月27日，应误。查1912年5月25日（有日），蔡锷曾致电李根源，要求其“仍暂驻榆，借资镇慑”。此电中，蔡锷说：“有电计达。……望强起任事，勉慰群情。”可见，此沁电应为5月25日有电的继续，故其时间应为1912年5月27日。
34.《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1912年7月29日）》。该集根据此电末的代日韵目 “艳”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7月29日，应误。第一，此电后有“瓛则拟巡迤东，并闻”一语。而殷承瓛已于7月22日率滇军出发援藏，因此，7月29日既未“巡迤东”，也不在昆明，不可能与蔡锷一同发电要求李根源“留榆”。第二，如上一条所证，蔡锷要求李根源“留榆”是在5月下旬，而况蔡锷此电为复李根源的勘（28日）电，在李的勘电中，李根源说“奉读（蔡锷）有、沁两电”之后，仍请求“俯从前请（即请求辞职）”。这就进一步证明，李的勘电是复蔡锷5月的“有、沁两电”，时间在5月28日。因此，蔡锷的复电（艳电）时间应为1912年5月29日。
35.《复李根源电（1912年8月24日）》。该集根据此电末的代日韵目 “敬”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8月24日，实误。此电系蔡锷根据李根源请示同意缪嘉寿辞职回省另候委用，及由李伯庚接任缪嘉寿之职。查李根源1912年7月25日致蔡锷电中有“经传钧府前次电谕，饬（缪嘉寿）俟交代后回省，到军械局差”之语，说明7月25日之前，蔡锷已同意缪嘉寿回省。7月27日，蔡锷又批准缪嘉寿出国留学，且李根源于7月20日（该集中原为8月20日，误，应为7月20日，详见下一条所证）致蔡锷电中又报告“第七联（缪嘉寿为该联代理联长）退伍已毕”。因此，蔡锷绝不会又在8月24日电中委李伯庚去接替缪嘉寿任“退伍已毕”的第七联联长之职。所以，蔡锷同意缪嘉寿回省另候委用应在前，此电时间亦为1912年7月24日。
36.《复李根源电（1912年8月24日）》。该集根据电末的代日韵目“迥”而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8月24日，实误。此电为蔡锷对李根源来电（哿电）的回复，查蔡锷已于8月2日复李根源的“冬电”中同意李根源解职，李根源也于8月22日（农历七月初十）宣布解职，因此，李根源不可能到8月20日还在哿电中请求蔡锷“曲垂矜察，准予解职”。此其一。其二，李根源来电中有“第七联退伍已毕”之语，如前所述，李根源曾于7月25日致电蔡锷，请求批准退伍已毕的第七联代理联长缪嘉寿赴日留学，并得到蔡锷7月27日的复电批准。综上可证，蔡锷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7月24日。而李根源的哿电应为7月20日。
37.《复李根源电（1912年8月27日）》。此电是蔡锷对李根源“敬电”的回复，但该集根据此电末的代日韵目“沁”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8月27日，实误。第一，李根源7月27日致蔡锷电（即感电）中就明确表示：“所有本部一切事务，均于七月初十日（此处为农历，公历为8月22日）截止”，蔡锷8月2日的复电（冬电）也表示“司令部俟殷叔桓到榆再行裁辙。所有关防、印信，可由执事晋省自行缴销”，殷承瓛8月10日率援藏军抵达大理，嗣后，李根源宣布8月22日解职，因此，不可能到8月24日李根源还在“敬电”中对蔡锷说“所有一切职事，即于示复到日截止，俾得早清经手，专意养疴”。第二，李根源7月27日致蔡锷电（感电）中说“钧府沁电奉悉”，并宣布8月22日解职，这说明，李根源此电（感电）是对蔡锷此电（沁电）的回复。第三，蔡锷1912年8月2日同意李根源解职的《复李根源电》（冬电）中说“感电悉”，就是对李根源所说“钧府沁电奉悉”的7月27日感电的回复。这样，从李的“敬电”开始，经蔡的“沁电”、李的 “感电”，最后到蔡的“冬电”，形成了李根源解职一事的合理的时间链。因此，蔡锷此“沁”电的时间应为1912年7月27日。而李根源的“敬电”应为7月24日。
38.《复李根源电（1912年9月4日）》。该集根据此电末的代日韵目 “支”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9月4日，实误。第一，如前所述，蔡锷8月2日（冬日）复李根源7月27日电（感电）中有 “司令部俟叔桓抵榆再行裁撤”之语，而殷承瓛8月10日率援藏军抵达大理，因此，蔡锷不可能到9月4日还说“望于叔桓抵榆协商一切后，始可将司令部裁撤”。第二，蔡锷此电为复李根源冬电，李根源的冬电又是复蔡锷的冬电。而李根源的冬电中又有“殷司令职专援藏，如有相询事件，随时均可商询。余似无所关涉，不必因之濡滞”之语，显然是对蔡锷8月2日复李根源电（冬电）中所说“司令部俟叔桓抵榆再行裁撤”一语的回应。所以，李根源的冬电不应为9月2日，而应为8月2日。这样，蔡锷此“支”电的时间应为1912年8月4日，即对李根源8月2日冬电的答复，再次强调“望于叔桓抵榆协商一切后，始可将司令部裁撤”。此外，蔡锷此电中所说“请以八月初十以前为期”，而该集却注为：“此（八月初十）系阴历日期”，这说明曾业英已感到将蔡锷此“支”电时间定为9月4日与电文中提到的“八月初十以前为期”之间的矛盾，于是便将八月初十定为阴历（阳历9月20日），试图以此解决9月4日与八月初十的时间倒置的矛盾。这就证明，曾业英发现了问题，但处理方法错了。其实，曾业英是病急乱投医，找错地方了，其实，只要确定了蔡锷此“支”电时间为8月4日，“八月初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9.《致胡景伊尹昌衡电（1912年10月24日）》。该集所收此电录自《神州日报》1912年11月10日，并根据此电末的代日韵目 “敬”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10月24日，实误。经查，1912年10月17日的上海《民立报》已刊登此电，且有蔡锷致胡景伊另一电，故其日期应为1912年9月24日。
40.《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10月31日）》。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将此电时间标为1912年11月31日，而该集却将其改为1912年10月31日，应误。查蔡锷11月1日致袁世凯东电中云：“大总统致达赖喇嘛电文，顷已饬殷司令译成藏文，……飞送达赖矣。”国务院11月5日电复蔡锷：“仍饬将达赖在藏情形，随时确探电呈。”而此电中有“现尚未得达赖文牍”之语。由此可见，此电应在11月1日的东电之后。再查曾业英2011年所编《尹昌衡集》中，所附国务院复蔡锷此电时间亦为12月2日。综上可证，此电时间1912年11月31日。（全文完）
（原载：《特立研究》2024年第4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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