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艺坛，王镛先生是一位学术修养深厚而艺术风格卓立的大家，他在书法、篆刻和山水画多个领域都有丰厚的成果，影响跨越书、画、印“三界”，堪称独特的“王镛现象”。
王镛：别署凸斋、鼎楼主人等。1948年生于北京，太原人。1979年考取中央美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得到叶浅予、梁树年等先生的指导，1981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沧浪书社社员。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发表，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专集数种。现任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副理事长。
王镛先生是改革开放之初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作为研究生的新一代学人，在那个中国文化复苏的年代，以中央美院教授群体为代表的一批老艺术家重新获得了艺术自由，正值创造的盛年。
自少年起就显出慧敏才华的王镛得以步入艺术研究的堂奥，既得李可染、梁树年等先生的亲授，也得当时许多老前辈艺术精神的熏染，在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上贯通实践。
王镛在北京读小学五、六年级时，学校选送他到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课余训练班学画两年。本来王镛可以被保送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但父亲不同意，说一定要上正规中学，不然连常识都没有。
在北京26中（汇文中学）上初中时，王镛考取了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跟随辅导员马耀华老师学画3年。当时北京儿童影院每月有一次少年儿童画展，作品入选的小朋友会奖励一张电影票。
“有一次我画了一张‘孙悟空’送去，售票员阿姨一看就留下了，要给我一张电影票，我说‘不要’扭头就跑，阿姨笑着说‘这小孩！’后来有的同学去看电影，回来在班上说，‘王镛画的孙悟空可棒了’。我听了特高兴。”谈起这段趣事，王镛说：“看来我从小就重名轻利，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少儿时代，王镛就开始学习字和画，字是晋唐名家的楷书，画是看见顺眼的就临，高兴了胡涂乱抹，画什么总能像点什么。身边也无高人指点。
当时他特别崇拜齐白石，12岁那年父亲带他去看“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遗作展”，回来想学刻印，一动手特别上瘾，放学后做完功课一刻到半夜，很快就能“创作”了。14岁那年考上了北京少年宫金石书法组和国画组，作品当年就入选了“首都书法篆刻展”。
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就是“文革”，王镛下乡插队。在内蒙古也常有写写画画的机会，但篆刻基本上停了。那六年他经历些磨难，得到了历练，而不幸中之大幸是：由于地僻人稀，“阶级斗争”不易抓紧，自我意识在荒野中得以萌醒。回京后任中学美术教师，又大干起来，强烈地想探求艺术的个性风格。
他的书法本来就有帖学的功底，也熟识晋唐以来的帖学传统，并以帖学传统中的文人笔意作为自己书法的基底，但是在新的学术追求中，他的目光跨过了帖学传承的时段，朝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更早的上古书法世界，将学术目光投向那些堪称书法源流时段的矿藏，从甲骨文、金文、简书、摩崖乃至砖刻文字中寻找书法的上古踪迹，这就使得自身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书法天地。
在学理上，他肯定了民间书法的价值；在创造上，他在吸收借鉴民间书法的基础上，融会文人书法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的书写风格；在书法体格上，他将篆、隶相融合，遂成自家新态，又将篆隶融入行书，更有内在的新意。
他的这种“以融为本”的治学方式和鲜明的实践成果在整个书坛树立起一股新的学术指向，也产生了巨大的学术魅力，可以说，书坛的王镛风格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书法开拓创新的一个重要代表。
在篆刻上，王镛更是深谙“书篆同源”的道理，于上古的篆刻遗产中看到了书与篆的神通貌合，看到了笔线书写与金石镌刻本为一体的浑然形态。在方寸世界的研究中，他的篆刻从古代的石印、陶印、铜印、瓦当文等遗存中取用结体，直追古朴天然之趣，在刀法上冲切自如，率性率意，也迅速形成了独家面貌。
在当代篆刻界，王镛像一个印学的考古者，拨开历史的谜丛，发现和点化了大量不见历史经传的篆刻资源，是一位在篆刻研究上的远涉者，也是一位及时将秦砖汉瓦魏碑石中的篆刻碎片做学术拼接的一位艺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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