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上的风从未停止吹拂。翻涌的海潮推动着能源的发展，也推涌着再生的希望。
在今天分享的非虚构写作中，孙纪元将目光投向莱州湾地区风能开发的现状。这片土地上，既有出海捕捞的网和桨，也有工业发展的光与电。通过多次实地走访，他用文字记录下传统渔民的困惑、一望无际的风机及退潮后裸露的滩涂......这些细节仿佛是另一种风，轻轻拂过未被察觉的角落，勾连起这片场域中自然、技术与人类生活交织的复杂画面。
风力发电机叶片的旋转，不仅驱动电流，亦掀动对区域未来发展的思考。现代化能源开发带来了新机遇，然与此同时，传统渔业文化也在悄然消逝。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之间，该如何忠实而清晰地表达？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追问与尝试。
《我看到海、风和愚公：莱州湾海岸能源基础设施的再生》是由单读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共同发起的气候行动者 2024——“再生”创作征选项目的第五部作品，其余作品可以在文末链接中找到，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我看到海、风和愚公：莱州湾海岸能源基础设施的再生
作者：孙纪元
虎头崖防潮堤上的风电场，一度被当做旅游景点宣传，一旁的土路上遗留了很多曾经的痕迹。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列子•汤问》
01
我们或许曾听过身边的音响爱好者们这样描述：“火电听感偏暖，激情澎湃；水电声音偏冷，解析力强。” 这些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戏谑，实际上是人类为电网这个现代工业产物与自然之间，用想象力建立了一些通感般的体验。然而，事实是，通过国家高压电网传输之后，不同类型能源所发的电力电压被统一处理，音响的听感并不会因此有所差异。无论是火电和水电时代，或使用风电或光伏，也许我们并不能从中听出录制音乐的区别，但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能源转型的确在悄然进行。
如今，随着环保主义的兴起和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风电和光伏等重新利用自然能源的可持续能源技术迅速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传统火电厂，曾经作为能源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大规模地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在过去两百多年里永久性地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和碳循环系统，近年来逐渐被关闭和淘汰。其中一部分作为城市工业历史文化遗产，转型为现当代艺术展馆。例如，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和上海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前身分别是泰晤士河南岸的河畔发电站和黄浦江畔的南市发电厂。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人已经明显感受到越来越多的风电机组出现在海岸线、农田、高原，甚至黄河岸边，作为新工业景观的一部分，融入地平线的视野中。
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对海洋和风有着深深的喜爱。在航行中，水手们必须了解风，时刻关注风向，寻找最佳风力。当船帆与海风在某一角度达到受力极限时，船只便以最大速度倾斜地飞驰于海面。此时，舵手的肾上腺素激增，注意力与感官被极大地调动，时刻密切观察风的变化和海面的动态。无论是飘扬的旗帜、飞舞的发丝，还是皮肤上的汗毛，都在传递着风的微妙变化，为下一步的调整提供信息。在这一刻，勇气、细心与专注交织在一起。这些经历让我开始疯狂地痴迷自然元素及其相关事物，沉浸于流动之美中。我无时无刻不想深入了解海洋、风以及相关的海洋社区。于是，海岸线上不断涌现的海上风电项目，似乎成为了连接这些兴趣的纽带，承载着我的热情。
而当我开始关注海上风电的相关报道时，发现它们大多呈现出相似的叙事模式。诸如“上马！”“开工！”“最大！”“首个！”等高频词汇，伴随着“亿”“MW 百万瓦特”“GW 十亿瓦特”等单位，缺乏对这些成就的深入描述和细节。这些数据随后又出现在一些美国新闻网站的“中国威胁论”报告中 [1][2]。尽管有这些庞大的数字，我依然无法理解那里的海洋和风的真实变化，它们在发生什么，以及当地海洋社区的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因此，我决定自己亲眼去看看。
我选择了离家最近的海上风电项目——渤海的莱州湾风电场。除了“上马！”“开工！”“最大！”“首个！”之外，该项目在报道中还被描述为“首个风光渔盐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研究试验项目”，并提到“空间融合尝试”。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完全不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莱州湾一带因为曾是莱夷部落的活动区域而得名，当时华夏文明尚未完全同化山东半岛。 [3]到今天，与黄渤海相邻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的人们仍然保留着与山东内地不同的群体性格与生活方式。我猜测，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02
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和马塞琳·洛里丹-伊文思（Marceline Loridan-Ivens）在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中国，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为中国留下了台儿庄战役的珍贵影像记录，并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后，他们去了苏联、西班牙、古巴、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拍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友谊和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激励下，他们又开始了一项使命，再次尝试用镜头捕捉中国的真实面貌，旨在描绘真实的中国人，并在东西方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其间曾携带摄影机前往山东半岛。1971 年，尤里斯·伊文思在马塞琳·洛里丹-伊文思的陪同下第三次来到中国，受到了官方邀请，通过联合摄制的方式为当时的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即后来的长达 12 小时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 1976）。
当今，虽然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技术似乎能够在表面上轻松解决多语言交流的、巴别塔式的沟通困境，但在理解有关记录真实的图像时，问题依然复杂，甚至鸡同鸭讲。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与伊文思同时期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他过去的电影作品一贯审视现代人的精神异化。安东尼奥尼似乎相信，正是中方不愿展现的那些被阻挡之处，隐藏着现实的本质。于是，在他紧凑的 22 天行程中，他专注于通过抓拍和偷拍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与旁观，冷静得近乎于冷漠，追求捕捉一种人与环境和中国传统的象征意义。他的镜头里只有中国人群，而鲜有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而伊文思一直考虑：谁看我的影片？在什么条件下看？这个影片是为谁拍的？关于《愚公移山》，他和马塞琳·洛里丹想的是，这部影片要面向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广大观众 [4] 。他们在当时更多地选择了平等地观察、倾听、拍摄，采访与普通人之间的对话，并逐字逐句地翻译给观众。
他首先选择拍摄山东半岛的大鱼岛，作为纪录片的第一集《渔村》。在《渔村》中，镜头不只记录了时代背景下的日常生活与劳动，还揭示了一个习惯于对外展示的村庄的日常中具有表演性的痕迹 [5] 。在大鱼岛独特的“三八船”上劳动的女性，来自于不同的工作岗位，她们敢于在镜头前展示着自己在集体化道路下的信心和理想，同时也坦诚地承认：尽管她们可以独自出海捕鱼，但船上仍有几名男性渔民充当她们的指导者。当时黄渤海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似乎也塑造了大鱼岛村民的健康气息，与内陆农民截然不同。在伊文思的镜头下，这种生活的个性被独特地、真实地、而不简单化地记录下来，展现出一种快乐、平静和光明的氛围，不同于任何其他的叙事。
03
离莱州湾风电场最近的岸边有三个村镇，分别是海庙、虎头崖和土山。其中，海庙村因东海神庙而得名。东海神庙是古代中国皇家祭祀东海的场所，谶纬堪舆体系中国家祭祀岳镇海渎的一部分，其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时期修建的“海水祠”。据推测，海庙的选址也由堪舆术士测算，参考了星辰的运行轨迹和山川流势，并与本地更早的祭祀信仰——齐地八神主中的阴主和月主共同构成“危宿”之象 [6] 。如今，来访的游人在这片占地 40 亩的土地 上已难以见到任何建筑遗迹。在海庙遗址通往港口的道路旁的空地上，停放着几艘退役的木壳渔船，船头都雕刻着红星。它们被小心翼翼用木棍来支撑好平衡，这是仅有的保护措施。渤海的禁渔期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 15 天，已延长至每年 5 月至 8 月的 4 个月。禁渔期内，海上几乎看不到渔船作业或航行，所有新造的钢壳渔船都集中停泊在新建的港口内。过度捕捞对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进一步导致了目前这种严格的禁渔措施。
在本地老人的回忆中，上世纪渔汛旺季时，海面上遍布渔船，满载着金翅金鳞的黄花鱼，每条重达二、三斤。这得益于黄河、潍河、白浪河、胶莱河和小清河等多条河流，在莱州湾裹挟着大量泥沙和浮游生物汇入渤海，使得该水域滩平浪缓、潮差不高、营养丰富，成为鱼虾产卵、觅食、生长发育和越冬洄游的理想场所和中国的重要渔场之一。当时，东北亚的船只频繁来往于莱州湾。在海庙的集会上，可以见到来自朝鲜和京津的商人出现，而海庙西面的海边也因此出现了五十几家不同的商行，运输着粮食、木材、煤炭等大宗货物。许多从内地闯关东的移民从这里登船前往东北。其中一部分逃难的移民选择留在港口，为商行搬运货物维生，在海边形成了新的村落，并开始学习海边的生活方式，融入本地，这便是如今的虎头崖村。在许多明清和民国的海图档案中，都能清晰地找到海庙和虎头崖的位置，足见其重要地位。
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虎头崖有隶属于不同大集体和小集体的渔业生产队，使得村子能够维持不同于普通农民的高蛋白饮食水平。然而，随着渔业资源的稀缺和监管的严格，捕鱼不再是如同 70 年代那样的理想出路，出海的风险也变得难以承受。接受教育后，年轻一代有了更多职业选择，很少再回到渔村。如今，操作渔船的大多是四五十年前刚成年的那一代人，而中间年龄段的人也不愿意出海打渔，更多地从事渔业下游的销售、近岸养殖等较为“上岸”的生意。
《大明舆地图》之《山东舆图一》（局部），明嘉靖二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547–1559），绢本彩绘，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冒着浓烟的工厂烟囱，象征着现代工业和化石燃料，曾打破了安静的田园风貌，并一度被视为社会繁荣和进步的标志而被渴望。如今，在三个村庄中漫步时，我只需抬头便能看到随处可见的巨大白色风电涡轮和扇叶。它们从海庙的田地里沿着 20 世纪 70 年代修建的堤坝一直延伸至海面，在大地上投下旋转的阴影和破风的声音。对我而言，这种基础设施和景观的变化，正是对本地海洋社群的一种可视化的隐喻。人类学家布莱恩·拉金在《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2013）中提到，“在这个意义上，基础设施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尼基尔·阿南德（Nikhil Anand）将这两种不同的基础设施概念结合起来，最终要分析的不是供水问题，而是为了揭示他称之为‘水力公民身份（hydraulic citizenship）’的生产过程。这是一种通过对城市水利基础设施的社会和物质诉求而获得的城市归属感。” [7]在经历了建国后的多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动后，中国的乡村空间网络和城市地区一样，由基础设施错综复杂地塑造，包括能源、流动和交通等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人类的掌控欲望，揭示了事物组织方式的深层原因。
从 50 年代末，弥河、潍河和胶莱河上游水库的修建，造成河流下游泥沙急剧减少，导致弥河以东岸段海岸线长期处于蚀退状态。而 80 年代以来，随着莱州湾沿岸人类活动和经济建设，海岸带的侵蚀与淤积变化显著。受水库、近海养殖、盐田以及港口和围填海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全部自然岸段几乎被人工设施所占用，海岸线持续向渤海推进，最终深刻改变了海岸地貌的自然发展趋势，同时也对莱州湾南部地区的生态与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8]。
在 70 年代，为了保护西边海岸的土山等村庄免受海潮倒灌的影响，虎头崖的村民们在捕鱼之余集体劳作，修建了一条从虎头崖港口延伸至土山镇的防潮堤坝。堤坝中央设有一间控制室，门框上仍保留着当年修建时的社会主义风格浅浮雕和堤坝名称——碧海长波堤。村民们回忆，为了修建这座堤坝，当时用炸药炸碎了村名来源的虎头巨石，碎石成为了堤坝的建筑材料。五十年间，这座原本用于防潮的堤坝持续改变了水动力环境，切断了原来潮间带的动力和泥沙交换，加剧了港口的淤积。防潮堤坝之上，是莱州风电场最早落地的项目。12 台风机沿着堤坝向西南方向一字排列，把一望无际的滩涂、养殖池和盐场，改建成可以生产清洁能源和碳指标的空间，将莱州湾的海洋和风力连接到电网，并延伸到更远的碳交易市场。
04
海庙和虎头崖的村民很少直接感受到海上风电产业对他们就业和福利的影响，而邻近的土山镇却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使本地企业在风电项目中占据主导地位。土山镇目前大部分的沿海土地，通过围填海工程获得，显著改变了原有的海岸线。这些土地不用于耕种，也不参与曾经繁荣的莱州湾渔业和港口活动，而是用于修建盐池，通过引入海水晒卤制盐。这种方法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的生产方式之一。北宋诗人柳永在《鬻海歌》中详细描述了盐民的艰辛劳动和被剥削的困境：“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当潮水退去，盐卤聚集后，盐民冒着遇到猛兽的风险进山砍柴，从早到晚煮盐，最终得到雪白的食盐。后来，煮盐技术逐渐演变为晒盐。许多当代艺术家将盐业劳动中的渗透、过滤、凝结、提纯、收扫过程视为思考水体美学的切入点，以此探索复数的、异质性的、人类与世界互动的生态想象力，如山本基（Yamamoto Motoi）、格列特·朗度（Sigalit Landau）和冯吴超等。然而，晒盐场的工人们更在意寻找这一低附加值的古老行业的转型机会。
冯吴超，《稀释（Dilution）》，2020，行为影像静帧。感谢艺术家授权使用。
东莱盐化（化名）是土山镇中脱颖而出的一家企业，拥有盐田 60 多公顷，其中围海造田 20 万公亩，是辐射莱州湾周边村庄和海域的风电系统的核心。东莱盐化最初从原盐生产起步，发展出从海水中提炼工业溴素的生产线。随后，公司凭借控制盐田和本土优势，成功介入风电场项目的运营，完成了能源使用的转变与再生。在平静的盐卤或养殖池之上，密布的光伏板以最佳倾斜角度吸收太阳能量，有些区域甚至采用双面光伏板，以更好地吸收水面反射的阳光。光伏板上方是风力发电机组，负责将渤海吹向陆地的风能转化为电能，发电机的高度不影响下方光伏板的运作。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海洋牧场，正是这种多层次利用单位空间内自然资源策略的延续。能源国企利用东莱盐化的码头、船只和承包的水产养殖海域，在近岸建立了新一期风力发电机组。建造风力发电机基座的海洋特种水泥重塑了海床和生态，而东莱盐化又将巨大的、留有孔隙的养殖块堆积在水泥基座上，用于海参养殖。植物和花卉繁育企业在高科技温室中，会通过多层结构和光照控制，最大化每平方米的植物生长收益。在莱州湾，这些多层结构同样尽可能多地吸收自然能量，转化为城市和工业所需的大量电能。
日落时分，光伏和盐池都暂停运作，海平面上映出一排风电机组标志性的三叶剪影。我看到，有些渔民仍然会根据潮汐偷偷地出现在浅滩上，用各种工具捕捞，他们会将小船安静地驾驶到港湾里，像盐池中的卤水一样沉默。除了利益之外，捕鱼仍是他们一生中最熟悉、甚至唯一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之前听说过，一部分禁渔期领取补贴闲在家里的船长，像美洲和中国东北那些被收走了枪支的原住民猎人一样，只能沉醉酒精和赌博里。由于中国都市向周边发展而被拆迁的许多村民，在搬到楼房后，依然在小区里努力寻找任何可以种菜的土地。
我无力批评他们。在能源转型和基础设施再生的背景下，他们继续使用着所知的导航、捕捞、节令、星宿和补网等等与大自然交互的知识。与冒险家、殖民者、高贵的野蛮人等等海洋形象相比，山东的海洋文化特殊性或许在于，我们需要不断寻找它们的张力。那些在表面看不到的、碎片式的丰富，又在栖息于那片海域的每个个体身上，断裂地传承着，等待一个再生的时刻。
05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双重束缚是指“一个人在面对两种不可调和的要求或两种不受欢迎的选择之间的情境”。双重束缚带来的痛苦力量源于其强制性——要求人做出选择，但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陷入所谓的进退两难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承受双重束缚比简单应对两极对立的情况需要更大的抵抗力。
——亨利埃塔·杜尔施拉格 Henryetta Duerschlag [9]
在大鱼岛上拍摄的珍贵影像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
当伊文思夫妇于 1971 年返回巴黎进行筹款和拍摄准备时，他们可能未曾预料到，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们将不只需要灵活地应对一部分人对纪录片拍摄的干预，甚至在长达 4 年的拍摄结束后，他们的电影不再被需要。他们在中国辛苦拍摄的《愚公移山》，反而被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用来批评为他们为中国进行宣传。这对不仅信仰、还亲身实践“拍摄真实”的艺术家，深陷在当时的政治漩涡中，被西方社会边缘化，花费了十年时间才最终摆脱这种特殊的双重束缚，摆脱诋毁、失业和贫穷，得以继续从事纪录片创作。
在他最后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Une histoire de vent）中，尤里斯·伊文思，这个来自风车之国荷兰的老人，终于再次回到他伴随了 50 年的中国，拍摄中国，拍摄中国的风。然而，与之前的大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像相比，他这次也尝试了个人的突破，选择了一种更诗意的、自传性的、融合了大量中国神话传说的创作方式。在影片中，89 岁的伊文思手持拐杖坐在内蒙古和宁夏交界的戈壁沙漠中，等风来，甚至一度从椅子上跌倒。最终，面对着迎面而来的狂风，他银白的头发被吹得飞舞起来。他自白道：“我们疯狂地拍风。拍摄一部不可能的电影，才是生命中最好的电影。我穷尽一生，去拍摄风，去驾驭风。如果它来了，我们就要用摄影机抓住它。”
注释：
[1] Cohen, Ariel：“China’s Wind Power Push Threatens US Strategic Interests.” Forbes, May 23,2022. https://www.forbes.com/sites/arielc
hen/2022/05/23/windy-times-in-american-energy-policy/?sh=52e128d91350.
[4] [法]德莱尔·德瓦利厄：《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 年，页 10。
[5] 大鱼岛村曾经陆续成立了山东省最早的渔业互助组、第一个初级渔业生产合作社和第一个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是许多外国领导人和使团参观学习过的模范渔村。
[6] 程建军：《在万壑朝川之墟探寻东海神庙（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网页http://www.bjchp.org/nd.jsp?id=43&fromMid=565
[7] Larkin, Brian：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2013). 327-343.
[8] 任宗海，余建奎，王庆等：《1958 年以来莱州湾南部海岸线及水下地形演变》，《海洋地质前沿》第 39 卷 11 期，页 1-12，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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