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新书选读 | 易彬：《穆旦年谱》后记_文献_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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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年谱》

易彬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11

编者按

易彬老师的《穆旦年谱》以时间顺序编排,记载了穆旦一生的重要经历，是首部对穆旦的人生及创作进行详尽整理编篡的著作，该书于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近日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再版。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新版《穆旦年谱》的后记。易彬老师在后记中指出了该书写作中的时间维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易老师经历了处理大量新文献与材料，也进一步认识到对于散落在时间深处的历史人物与相关文献应有的审慎态度。在他看来，《穆旦年谱》有机会再次出版，即显示了时间的效力，但这远非“结局”，如何穿过文献的层堆与历史的迷雾去探求所谓“真相”，也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

本文选自《穆旦年谱》（易彬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11），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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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彬

《穆旦年谱》后记

年谱是关于时间的书。或许也可以说，时间掌握了本书的写作。

说起来，洪子诚老师为本书作序并发表已经是2018年的事情了，此后几次见到洪老师，他都关切地询问出版进展（用玩笑的口吻说：“书还不出版啊，不会坑我吧？”）而有些奇怪的是，此书初版于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而从着手修订、到预告、再到现在已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似乎也没有特别的紧迫感。人到一定的年龄、又杂事相扰固然是原因，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文献的不断涌入——单就预告出版以来，档案文献有较大批量的出现，而随着各类数据库的普及，新文献的发掘也不在少数，其中有些或可归为此前的遗漏，比如说关于《新报》时期的编辑活动与写作情状的梳理；而更多地，是此前较少或从未进入视野的文献——在强大的搜索引擎下，如鬼魅般纷纷浮现出来。如此这般，书出得慢固然会带来一些沮丧感，但文献有进一步的完善却是显而易见的（相关经验与问题，当专门撰文述及）。

《穆旦年谱》

易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

在书稿进入二校的时候，又读到了穆旦当年的友人杨苡先生的口述——继口述著作《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余斌撰写，2023年）之后，又有了新的篇章《穆旦在南京，1948》（《南方周末》公号2024年7月10日推送、纸版9月5日方见刊）。二十多年前——2002年，我有机会采访杨苡先生（又因为她的热情张罗，采访到了杜运燮、江瑞熙等人），并保持了数年的通信。对照之，不难发现有的说法与当年相重叠，更多的是新内容，而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杨苡与穆旦的关系。先后都有人发来链接询问其中关于穆旦的爱情故事是否可靠，我给出的看法是：有一些细节可以在穆旦的相关文献中找到佐证，或藉此展开某种辨诘（纠正），有的则是独此一家，无从找到相关的线索（2002年的时候，当事人之一的江瑞熙倒是还健在）。或许可以说，相比于今日读者惊讶于杨苡先生对于往事的沉湎以及其中一些饶有意味的细节，我倒是有些好奇时间所留下的缝隙，即间距二十年的两种口述中围绕穆旦恋爱这件事所出现的主角偏离——更确切地说，是新主角的出现。无论如何，新内容自然有必要编入年谱的，而关于口述、记忆等方面的话题，确也可待讨论。

稍早一点点，还没有收到校对稿的时候，某次和学生一起去省图书馆，要查看缩微胶卷，机器却无法正常使用，略感沮丧之际，看到一位查阅资料的长者几乎把身子都凑到显示器上去了，忍不住打了一个招呼。后来知道，老人已八十岁，是一位中学退休老师，他看的是数字化版的湖南《大公报》，要找的是他父亲的材料——线索却非常渺茫。照他说，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当年为家乡做了一些好事，受到称道。《大公报》主编李抱一写过一篇家乡的三位有为青年的报道，其中就有他父亲。他已经翻过李抱一的书，里边没有收录，就想着到李抱一主编的《大公报》看看有没有线索，但在省图已经三天，没有任何收获。当时一听，就想着且先放下手里的活吧，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不就是搜资料嘛，一天到晚干的不就是这种活儿么，再说，搜谁的资料不是搜呢！）从老人所提供的信息，很快就在1934年出版的《礼拜六》第556期搜到了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是他父亲一封信函的手稿影印。老人很惊讶，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一时之间也没法给他解释（对文献工作者而言，这有什么诀窍呢，在数据库里搜就是嘛，这个数据库没有，那就再试试另一个），老人后来还想让查查他祖父的资料，几番搜索，发现有重名，没有确切的信息。这样很快到了闭馆的时刻，各自分开。说起来，这原本是稀松平常之事，只是因为当时就写下一篇公号文《图书馆偶遇》，且在结尾有感慨：“怎么说呢，我们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家——原本并不相干的人而来，他为他的父亲——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人而来，算是各得其所吧。历史总有它的记载方式和存在理由，而工作意义之大小，或有无，首先全在于个人的意愿。”所以，一并记录在这里，作为文献搜集的插曲，一条时间的印痕；同时也是提醒自己，对于散落在时间深处的历史人物与相关文献，不管看起来是否重要，都要审慎对待——对于年谱这些琐细的工作而言，尤其如此。实际上，《穆旦年谱》中的一些人物线索，如董庶、王逊、方应旸（宇晨）等，都值得细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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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

易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

《穆旦评传》

易彬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1

《穆旦诗编年汇校》

易彬汇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6

与本书同期出版的，还有《彭燕郊年谱》和《幻想底尽头——穆旦传》。这三本都是基于大量文献而写就的书，看起来是有些凑巧，其实交稿时间原本是有间隔的，且关于穆旦的两本书是修订再版，而《彭燕郊年谱》是新版；不过，放到二十年的研究历程来看，也不妨说是一次阶段性的集中呈现，显示了本人在目前阶段的关注重心和对于文献、历史的看法。后两书的“后记”，在述及研究历程时有过一些相互指涉，也曾描摹研究工作的甘苦，这里再饶舌已无必要。只是惟其如此，写这篇后记时难免带着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情，并不完全是因为逝去的生命岁月，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二十余年走来，很多师友给过热情的帮助、支持和鼓励，这是一直铭感在心的。前两书的“后记”致谢了很多师友以及相关刊物的名字，基于互文的考虑，这里就简略些吧，不再一一述及，而只想再补充几位，即赵国忠老师、刘训练教授以及年轻的译者吕鹏，谢谢你们提供文献、线索，或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当然，我最尊敬的学者洪子诚老师拨冗为本书作序，这是要特别感谢的。也要感谢洪治纲教授热情邀约，使本书有机会列入“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书系”——也让生于天津、但一直将“浙江海宁”填入相关材料的籍贯栏的穆旦有机会回到“原籍”；还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吴心怡女史为本书出版所做的细致工作。

洪老师在序文中谈及相关印记“可能消蚀而难以辨认，甚至湮没遗忘”，而年谱这样的历史研究工作就是“‘抵抗’这种湮没与遗忘”，因为“我们生活在有意加速遗忘，和享乐性的无意失忆交错的时间里”。其结尾又引述了臧棣的诗句：“凡可归入结局的，都还不是真相”，这些都是颇有意味的论断，《穆旦年谱》有机会再次出版，即显示了时间的效力，但毫无疑问，这远非“结局”，而如何穿过文献的层堆与历史的迷雾去探求所谓“真相”，也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

2024年版《穆旦年谱》内页

1976年5月25日，穆旦在给旧友董言声的信中写道：“可惜我们只能看廿世纪的事，廿一世纪就于我们无关了。一千年以后更与我们无关，那时的人看我们，一定觉得可笑又可怜，而且也将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曾经活在这世上。所以，咱们这么多思虑，终于也是无结果而终。”穆旦晚年的书信，写给董言声是最为动情的。似乎一俟接到董言声的信，穆旦就很容易沉浸到往事回忆，且多有人生虚无的感慨。尤为真切地应和了郑敏在《诗人与矛盾》（1987）中对于晚年穆旦的评价：“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又常自责的敏感的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服了”。而这部年谱，作为自认是“可笑又可怜”的穆旦和他的朋友、他的时代“曾经活在这世上”的见证，愿能告慰那颗受难的心灵，也愿它能遇到更多的读者。

2024年10月28日

本文选自《穆旦年谱》（易彬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