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乡侯诸葛亮是县侯还是乡侯？
世人皆知诸葛亮是蜀汉丞相，是刘备托孤大臣，更是蜀汉的实际掌权者。可谁曾想到，这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大能之士，竟只是一个小小的乡侯？难道是后主刘禅不懂得尊重人才，还是诸葛亮本人甘于平淡？更令人不解的是，诸葛亮的下属魏延却是堂堂的县侯。这其中到底有何缘由？难道真如一些人所猜测的那样，"武乡侯"其实是"武乡县侯"？诸葛亮的封号之谜，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一、诸葛亮的封号之谜
建兴元年（223年），蜀汉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这一消息传遍蜀地，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丞相大人怎么只是个乡侯？"成都府衙门外，几位老百姓围在一起议论纷纷。
"就是啊，连魏延将军都是县侯呢！"另一位老者摇头叹息道。
这场争论很快传到了朝廷耳中。一日，蒋琬前来拜访诸葛亮，欲探究其中缘由。
"丞相，您可知外面都在议论您的封号？"蒋琬小心翼翼地问道。
诸葛亮淡然一笑，说道："琬弟何必在意这些虚名。我辅佐先帝，如今又辅佐后主，岂是为了一个虚名？"
蒋琬听罢，若有所思。他想起了当年在隆中，诸葛亮与刘备的那番对话。
话说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请出了诸葛亮。两人谈天说地，刘备被诸葛亮的才学所折服。
"先生若能助我，何以为报？"刘备诚恳地问道。
诸葛亮却说："主公但以家事托妾身，妾身当效犬马之劳。"
从那时起，诸葛亮就立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如今看来，诸葛亮始终没有忘记这个诺言。
然而，民间的议论并未因此而停止。有人说，诸葛亮是故意谦虚；有人说，这是刘禅不懂得尊重人才；更有甚者，认为"武乡侯"其实是"武乡县侯"的简称。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不妨从"武乡"这个地名说起。
相传，武乡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在三国时期，这里属于魏国并州上党郡。那么，蜀汉为何要用一个魏国的地名来封诸葛亮呢？
原来，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荆州，刘备败走江夏。诸葛亮奉命前往江东，说服孙权联合抗曹。途经武乡时，诸葛亮遇到了一位老者。
"先生可是诸葛孔明？"老者问道。
诸葛亮惊讶地点了点头。
老者叹息道："我曾梦见一位羽扇纶巾的先生，在此地挥毫泼墨，写下'天下三分'四个大字。今日得见先生，果然应了这个梦。"
诸葛亮听罢，不禁莞尔。他在武乡小住几日，与当地百姓畅聊天下大势。临行前，诸葛亮在武乡城门上题字："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这一举动，让武乡百姓对诸葛亮钦佩不已。他们将诸葛亮的事迹口口相传，甚至将他视为武乡的荣耀。
多年后，刘禅登基，诸葛亮辅政。刘禅想起了这段往事，便以武乡封诸葛亮为侯。这既是对诸葛亮才能的肯定，也是对他当年预言的一种褒奖。
至于为何是乡侯而非县侯，这就涉及到了汉代的爵位制度。汉代的爵位分为二十等，其中列侯又分为县侯、乡侯、亭侯三级。县侯高于乡侯，乡侯又高于亭侯。
那么，诸葛亮为何不是县侯呢？这就要说到诸葛亮的为人了。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外宽内忌，唯才是举"。他在朝中大力推行人才选拔制度，但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
有一次，费祎向诸葛亮建议提高自己的爵位。诸葛亮却说："吾受先帝厚恩，夙夜忧叹，常恐才能不称。岂可复高位重禄以临天下乎？"
由此可见，诸葛亮并非不能成为县侯，而是主动选择了乡侯这个爵位。这既体现了他的谦逊品格，也显示了他对先帝刘备的忠诚。
二、蜀汉封爵制度探秘
蜀汉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刘备深知要稳定政权，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封爵制度。他借鉴东汉的制度，结合蜀地实际情况，逐步确立了蜀汉特色的封爵体系。
在蜀汉，爵位大致可分为县侯、乡侯和亭侯三级。其中，县侯最为尊贵，通常只授予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功臣。据史料记载，蜀汉时期共有七位县侯，他们是：南郑侯魏延、绵竹侯吴班、济阳侯吴懿、平襄侯姜维、安汉侯王平、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
这七位县侯中，每一位都有着不同的封爵经历。以魏延为例，他原本是都亭侯，后因在汉中之战中立下大功，被刘备加封为县侯。建兴八年（230年），魏延又因大败曹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的大军，从都亭侯进爵为南郑侯。
魏延的例子说明，蜀汉的封爵制度是动态的，会随着功绩的增加而提升爵位。这种制度既鼓励了将士们建功立业的积极性，也体现了刘备"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
然而，封爵并非易事。每一次封爵，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和审批。据《蜀书》记载，建兴元年（223年），刘禅即位后，召开朝会讨论封爵事宜。会上，有大臣提议大规模封赏功臣。
诸葛亮却提出异议："先帝创业艰难，我等皆受国恩。今主上新立，正当励精图治之时，岂可轻易封赏？"
最终，朝廷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只对少数功臣进行了封赏。这一决定，为日后蜀汉的封爵制度奠定了基础。
除了县侯，蜀汉还有不少乡侯和亭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五虎上将"的封爵情况。
关羽被封为汉寿亭侯，张飞是西乡侯，马超为斄乡侯，黄忠是关内侯，赵云则是永昌亭侯。乍看之下，这些封号似乎有些不协调。为何同为"五虎上将"，爵位却有所不同？
原来，这与他们被封爵的时间和背景有关。关羽的汉寿亭侯是汉献帝所封，时间最早。张飞和黄忠的封号则是刘备称帝后所赐。马超的斄乡侯爵位是他投奔刘备之前，由汉献帝经曹操授意所封。至于赵云，他的永昌亭侯是刘禅即位后才获得的。
这种看似不协调的封爵情况，恰恰反映了蜀汉建国之初的特殊历史背景。刘备起兵之时，天下已经三分。为了笼络人心，他不得不承认一些将领在之前朝廷获得的爵位。同时，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他也需要谨慎地进行新的封赏。
值得一提的是，蜀汉的封爵制度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新的规则被逐步确立。例如，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北伐前夕，刘禅下令："凡军中斩获敌将者，赐爵一级。"
这一规定大大激发了将士们的斗志。在随后的北伐中，蜀军屡建奇功。其中，魏延斩杀魏将张郃，被加封为镇西将军；姜维生擒魏将孙礼，被封为关内侯。
然而，封爵并非只看军功。在蜀汉，文臣同样有机会获得高爵。例如，蒋琬在继任诸葛亮为相国后，被封为安阳亭侯。费祎在担任大将军时，也被封为成乡侯。
这种文武并重的封爵制度，体现了蜀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治国方略。它不仅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
随着蜀汉政权的稳定，封爵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到后期，甚至出现了"世袭罔替"的规定，即爵位可以世袭。这一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蜀汉的统治基础。
三、诸葛亮为何甘于乡侯之位
建兴元年（223年），刘备病逝，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刘禅继位后，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这一封号，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为何才能卓绝、功勋卓著的诸葛亮，只得到一个小小的乡侯爵位？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当时的朝臣，也成为后世史家热议的话题。
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需要从诸葛亮的为人和处世哲学说起。
相传，诸葛亮年轻时曾在南阳隆中隐居。一日，同乡刘晔前来拜访。两人相谈甚欢，刘晔惊叹道："先生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为何甘居乡野？"
诸葛亮笑答："大丈夫处世，当效法松柏，宁可晚荣，不求早熟。"
这句话道出了诸葛亮的处世之道：不急于功名利禄，而是潜心修养，等待适当的时机。这种态度，在他后来辅佐刘备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曾许诺重礼。然而，诸葛亮却说："主公若能以天下相托，亮愿效犬马之劳。"这番话不仅表明了诸葛亮辅佐刘备的决心，也显示了他对个人名利的淡泊。
在随后的岁月里，诸葛亮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即使在担任丞相、执掌朝政后，他也从未因个人利益而妄自尊大。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外宽内忌，唯才是举，不念旧恶，不激新功"。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尊重。
然而，诸葛亮的谦逊并非表面功夫。建兴二年（224年），蜀汉朝廷上下都认为应该提高诸葛亮的爵位。当时的尚书令李严甚至提议，应该封诸葛亮为县侯。
面对这一提议，诸葛亮却坚决反对。他在朝会上说："亮受先帝厚恩，夙夜忧叹，常恐才能不称。岂可复高位重禄以临天下乎？"
这番话不仅体现了诸葛亮的谦逊，也显示了他对先帝刘备的忠诚。在诸葛亮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而非为了个人名利。
诸葛亮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朝廷中并不常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延。魏延虽然才能出众，但却常常因功高自傲，甚至不满于自己的爵位。据《三国志》记载，魏延曾多次要求加封，这让诸葛亮十分不悦。
诸葛亮曾对魏延说："吾常称汝之功，汝何苦复欲望高位？"这句话不仅是对魏延的批评，也是对自己处世原则的重申。
诸葛亮甘于乡侯之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深谙权力的本质。在三国时期，高爵位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权力。然而，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诸葛亮深知，在蜀汉朝廷中，他已经是实际的掌权者。再提高爵位，不仅无益于国事，反而可能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
事实上，诸葛亮的这种做法，为蜀汉的政治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身作则，树立了廉洁奉公的典范，也为后来的蜀汉大臣们树立了榜样。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临终前，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拒绝了刘禅加封的提议。他对前来探望的姜维说："吾志当除奸克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如其不济，则修文德、偃武修备，保境息民，积谷防饥，闭关自守，此亦长策也。"
这番话不仅是诸葛亮对蜀汉未来的规划，也是他一生为官之道的最好诠释。在他看来，真正的功勋不在于爵位的高低，而在于为国家、为百姓所做的贡献。
诸葛亮去世后，刘禅追封他为忠武侯。这个称号，不仅是对诸葛亮一生功绩的肯定，也是对他高尚品格的褒奖。从武乡侯到忠武侯，诸葛亮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忠诚与奉献。
四、蜀汉封爵制度的演变与影响
蜀汉的封爵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局变化和统治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从建国初期的谨慎封赏，到后期的逐步放宽，蜀汉的封爵制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蜀汉政权的发展轨迹，也对其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兴元年（223年），刘禅即位之初，蜀汉朝廷对封爵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当时，有大臣提议大规模封赏功臣，以笼络人心。然而，诸葛亮却力主从简，认为应当"惜爵重赏"。这一建议得到了刘禅的采纳，奠定了蜀汉初期封爵制度的基调。
这种谨慎态度的背后，是诸葛亮对蜀汉国力的清醒认识。他深知，蜀汉地处西南，地域狭小，人口稀少，若滥施封赏，不仅会加重国家财政负担，还可能引发功臣之间的争斗，动摇政权根基。
然而，随着蜀汉政权的逐步稳定，封爵制度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北伐前夕，刘禅下令："凡军中斩获敌将者，赐爵一级。"这一规定大大激发了将士们的斗志，也标志着蜀汉封爵制度开始向着更为灵活的方向发展。
这种变化在实际操作中也得到了体现。例如，建兴七年（229年），蜀将马谡在街亭之战中大败，被诸葛亮处死。然而，考虑到马谡父亲马良的功劳，刘禅特地下令保留马谡的爵位，并传给其子。这一决定，体现了蜀汉封爵制度中的人情考量，也为后来的"世袭罔替"制度埋下了伏笔。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在此之后，蜀汉的封爵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继任丞相的蒋琬和费祎，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封爵政策。这一时期，不仅军功受到重视，文臣的贡献也得到了更多的肯定。
例如，建兴十六年（238年），蜀汉名臣董厥因长期在朝廷中任职，被封为阳城亭侯。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因为蜀汉初期的封爵主要集中在军功方面。董厥的封爵，标志着蜀汉开始重视文治，封爵制度更加全面和完善。
然而，封爵制度的放宽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随着封爵范围的扩大，一些不够称职的人也获得了爵位。这不仅影响了朝廷的威信，也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延熙年间（238-257年），蜀汉朝廷开始实行"考核制"。每年年底，朝廷都会对各级官员和爵位持有者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优秀者，可以升爵；不合格者，则可能被降爵甚至革除爵位。
这一制度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封爵的含金量。例如，延熙五年（242年），蜀将王平因在抵御魏国进攻中表现出色，被升为县侯。而同年，另一位将领因战场失利，被降为亭侯。这种奖惩分明的制度，不仅维护了封爵的公正性，也激发了官员们的工作积极性。
到了蜀汉后期，随着国力的衰退，封爵制度再次发生变化。为了稳定军心和民心，朝廷开始更多地采用荫封制度。即使一些将领在战场上失利，只要他们的祖辈或父辈有功，朝廷也会给予适当的封赏。
例如，延熙十六年（253年），蜀将张嶷在与魏国的战斗中失利。按理说，他应该受到处罚。然而，考虑到他父亲张飞的功劳，朝廷不仅没有降他的爵，反而加封他为征西将军。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功过制度，但却有助于稳定军心，保持政权的稳定。
蜀汉的封爵制度，从建国初期的严格把控，到中期的逐步放宽，再到后期的灵活应对，始终伴随着这个政权的兴衰。它不仅是一种奖励制度，更是蜀汉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缩影。通过封爵，蜀汉统治者既笼络了功臣，也调节了各方势力的平衡，为政权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封爵制度的演变也反映出蜀汉政权面临的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有才能的将领和官员越来越少，朝廷不得不通过放宽封爵标准来维持统治。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却加速了蜀汉的衰落。
五、封爵制度对蜀汉政权稳定的影响
封爵制度作为蜀汉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统治的稳定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负面效应，最终成为影响蜀汉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封爵制度在维护蜀汉政权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兴元年（223年），刘备去世后，蜀汉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稳定局势，刘禅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对一批功臣进行了封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关羽和张飞的追封。
关羽被追封为汉寿亭侯，张飞被追封为西乡侯。这两个封号不仅是对两位已故大将的褒奖，更是对其家族的安抚。通过这种方式，刘禅成功地笼络了关、张两家的势力，为新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此外，蜀汉的封爵制度还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建兴三年（225年），蜀将马超因平定南中叛乱有功，被封为驸马都尉。这一封赏不仅是对马超个人的奖励，也是对整个西凉集团的拉拢。通过这种方式，蜀汉成功地将这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然而，封爵制度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突出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有才能的将领和官员越来越少，而拥有爵位的人却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不仅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导致了爵位的贬值。
例如，建兴十年（232年），蜀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封赏。据《三国志》记载，仅这一次就有数百人获得爵位。这种滥封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却削弱了封爵的激励作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蜀汉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考核制"。每年年底，朝廷都会对各级官员和爵位持有者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优秀者，可以升爵；不合格者，则可能被降爵甚至革除爵位。
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爵的含金量。例如，延熙七年（244年），蜀将姜维因在北伐中表现出色，被升为亭侯。而同年，另一位将领因战场失利，被降为关内侯。这种奖惩分明的制度，不仅维护了封爵的公正性，也激发了官员们的工作积极性。
然而，随着蜀汉国力的衰退，封爵制度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为了维持统治，朝廷不得不不断放宽封爵标准。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局面，但从长远来看，却加速了蜀汉的衰落。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延熙十八年（255年）的"广封"事件。当时，蜀汉面临魏国的强大压力，为了稳定军心，朝廷一次性封赏了数百名将领。这种大规模的封赏，虽然暂时提振了士气，但也暴露出蜀汉后继乏人的窘境。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封爵范围的扩大，一些不够称职的人也获得了爵位。这不仅影响了朝廷的威信，也加剧了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例如，延熙二十年（257年），蜀汉内部就因封爵问题爆发了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虽然最终被平息，但却进一步削弱了蜀汉的实力。
此外，封爵制度还间接影响了蜀汉的军事战略。由于朝廷过分依赖封爵来笼络将领，一些将领为了获得更高的爵位，开始盲目追求军功。这种倾向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军事冒险，最终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例如，延熙二十二年（259年），蜀将姜维再次北伐，结果遭遇魏国大将邓艾的伏击，损失惨重。这次失败不仅削弱了蜀汉的军事实力，也动摇了民心。然而，为了安抚姜维，朝廷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加封他为大将军。这种做法虽然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综观蜀汉的历史，封爵制度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工具，也是加速政权衰落的潜在因素。在蜀汉建国初期，封爵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新政权度过了艰难时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最终成为影响蜀汉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建兴元年的谨慎封赏，到延熙年间的滥封乱赏，蜀汉的封爵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反映了蜀汉政权的发展轨迹，也揭示了封建制度内在的矛盾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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