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唐高祖迫于形势于武德九年六月命李世民为太子，同时令其监国。唐太宗虽未正式称帝，实际已经把控了朝政，原本的秦府僚属转变为秦府功臣。
太宗随即以秦府臣属为班底，组织东宫成员。在太子监国的情况下，权力中心由朝堂转到了东宫。自武德四年以来，李建成与李世民为储位之争而广布党羽，遍植心腹，形成太子同秦王两大政治集团的对抗之局。
几乎是在政变刚刚落幕之时，“秦府左右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秦王并未采纳，而是在玄武门政变当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羽一无所问”。
（以下简称为六月诏）但一月有余后，唐太宗再次发布诏令称：“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以下简称为七月诏）七月的诏令除了增添宽宥六月中叛变的李瑗余党内容外，两份诏令关于宽赦建成旧部的文字近乎完全一致，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七月诏中增加了对不遵诏令者的惩罚措施。为什么在前后仅一月的时间内，朝廷需要发布两道相同的诏令？
一、“府废例降”
六月诏与玄武门之变同日发布，窦轨既然知晓“建成死”的消息，也应接到宽宥的诏令，窦轨在明显违背中央诏令的情况下擅杀地方要员，却没有受到来自中央的任何惩罚。窦轨利用职务之便，借口韦云起事连东宫，而收斩之的做法并非当时个例，更有可能是普遍现象。
在六月诏颁行一月有余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民间，虽更敕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这表明各地官员非但没能执行六月颁行的宽宥诏，反而徼幸告捕，导致各地建成和元吉余党内不自安。
在各地官员违背中央诏旨，争相告捕东宫余党的运动中，中央对此类事件无所规制，甚至中央政府也在违背诏令。
武德九年七月在太宗的授意下派遣谏议大夫魏徵宣慰山东，就在魏徵宣慰山东的途中，于磁州“遇州县锢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诣送京师，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宫、齐王府皆赦不问。’”
魏徵受命之日在武德九年七月丁酉日，前宫和齐王府余党被赦不问的时间，则在此前的七月丙子日，也就是太宗颁布七月诏之时，倘若地方徼送京师的东宫余党要到七月才被赦免，这意味着即便在中央，六月的宽宥东宫诏也未能执行。
争相告捕东宫、齐王余党的背后是各地官员百姓“以邀赏”的动机，这说明违背六月诏反而能得到赏赐，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爆发于武德九年六月的李瑗之乱。
受到蛊惑的李瑗果然举兵，王君廓也按照计划倒戈，他不但没能贯彻宽宥诏，反而利用李瑗“内不自安”的心态“欲取之以为功”，中央也在事后任命他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
王君廓挑起东宫余党叛乱进而获取中央赏赐的行为，既是各地官员“以邀赏”的代表，也可能成为被效仿的对象。
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除了地方形势混乱之外，也不应忽视当时唐朝中央的政治局面。秦府的官员中存在着必欲尽除东宫余党的心态，从武德九年六月到七月间各地违诏事件频发的情形下，没有一位秦府官员表达过反对意见，更多的是在排挤建成余党。孟宪实指出，在玄武门之变后除了对唐太宗有特殊贡献的东宫旧部得以留用外，大部分的东宫官员经历了“旧例降授”乃至废官罢免的过程。
这说明在太宗篡位春宫之后，除了颁行六月诏外，也存在贬谪建成旧部的命令。能够留任中央的王珪、韦挺和魏徵所任职务相对较低，并无重用的表现。
六月诏与七月诏及其他史料之间存在的矛盾，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信息图像。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后，为迅速安定盘踞于长安周边的冯立、薛万徹部，太宗不得不颁下六月诏以示宽宥，对比七月诏不难发现，六月诏既无具体宽宥办法，也没有违例惩罚，这就为各地官员留下解读诏旨的空间。
各地官员在收到六月诏的同时，也接到秦府胜出，建成官员被贬废的消息。如此风向下，官员为了获得稳定的地位和利禄，进而争相告捕所谓建成旧部。作为秦府核心成员的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也没有对现行政策提出修改。
诚如汪篯先生认为“建成系的官员与唐太宗并无根本利益冲突……一些秦府谋士害怕建成、元吉党人被太宗重用以后，会分散自己的权势与利益。”
二、“房、杜疏瑀”
六月诏与七月诏矛盾的背后，是秦府功臣配合唐太宗整肃建成旧部的政治举措。在六、七月的风波之中，地方与中央的秦府功臣协同行动，目标一致，而这种政治行动力，正来源于共同的功臣身份。
在经历玄武门之变以及六月到七月间的告捕风波之后，建成余党的实力已不足以掀起新的政治风暴，多数的建成余党在七月诏令的庇护下得以自安，秦府功臣全面掌握军政大权，并在武德九年八月正式获得功臣的身份。
武德九年七月，在唐太宗基本解决建成余党的问题后，首次进行人事调整。除了对军队的绝对优势外，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所反映的政治格局是本节关注的重点。在七月的人事任命后，尚书省的长官由在武德政争中保持中立的封德彝和萧瑀担任。笔者认为，萧瑀虽然在武德年间曾对太宗有过“谠言”，但是萧瑀在武德年间并没有直接卷入两党相争，所谓“谠言”更多地是保持中立。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则由秦府功臣宇文士及和房玄龄担任。门下省长官侍中一由中立官员陈叔达担任，一由秦府系官员高士廉担任。三省的六位长官由中立官员和秦府功臣平分。相较于此前的职务和地位，作为功臣的秦府官员在七月的调整后，其政治实力和地位都有大幅提升。
武德九年七月此次的人事任命有两个特点：首先，唐太宗的主要思路是通过顶层设计进而控御朝局。诚如平田茂树所指出：“唐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决策与行政两种权能的划分上，三省的行政职能是以作出决策权能为前提的，而六部则是纯然的行政部门。”中层行政部门运用权力的过程，受到来自三省决策的直接干预，因此唐太宗对三省的调整，其实就掌握了整个官僚体系。
其次，回到三省的格局划分，尚书省由中立官员执掌，中书省则由秦府控制，门下省则是中立官员和秦府功臣共同负责，也就意味着在国家决策圈层内，形成了原高祖官员和秦府官员共同执政的政治局面。
司马温公行文相当明晰，萧瑀与陈叔达被免职的原因，并非其“争忿于上前”，而是萧瑀早与房玄龄、杜如晦、封德彝三人疏恶。
那么房、杜二人为何亲封德彝而疏萧瑀呢？《旧唐书·封德彝传》点明：“初（封）伦数从太宗征讨，特蒙恩顾，以建成、元吉之故，数进忠款，太宗以为忠诚。”《旧唐书·许敬宗传》云许敬宗因己之恨，而编排封德彝在太子与秦王之间鼠首两端。
王元军曾撰《许敬宗篡改唐太宗实录及国史问题探疑》一文，认为许敬宗并未篡改史书。当然我们已经很难知晓封德彝是否首鼠两端，但《旧唐书》批评的是许敬宗捏造封德彝为建成、元吉党羽的内容，对封德彝数进忠款的记载却未否认，封德彝曾经帮助秦王应是事实。即使许敬宗所言不虚，太宗也迟至封德彝“卒后数岁”乃知。
封德彝虽不是秦府官员，却在武德年间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储位之争中倾向于秦王，正如贺润坤指出封伦对太宗的数进忠款，也只是“潜持两端，即脚踩两只船，无异于夹缝中求生存”的表现。正是这一段感情，才能解释房杜二人亲近封德彝的原因，且德彝在玄武门之变后迅速向房、杜靠拢，萧瑀却依旧保持其“指辞寥落”的性格，这难以得到房、杜的亲近。
随着陈叔达和萧瑀的离开，门下省长官侍中只留下了高士廉，尚书省只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一人，而封德彝本人又与中书省长官房玄龄关系亲近。这意味着到武德九年十月，中央的决策层只剩下了秦府功臣和亲秦的封德彝。十月的争忿事件后，三省部门已经完全掌握于秦府功臣之手。
总结
秦府功臣身份的特殊性，使其在贞观时期获得了不少特权。玄武门之变后，秦府功臣占据了众多的官职要津。秦府功臣在违法时，也能因身份特殊获得赦免。
虽然此事为魏徵所阻，但太宗企图对秦府功臣法外开恩的做法，仍然说明了秦府功臣在新朝的特殊地位。《旧唐书·长孙顺德传》记载长孙顺德因贪污而被治罪时，唐太宗“然惜其功，不忍加罪”。
长孙顺德同样因为秦府功臣的身份而被太宗谅免。刘师立因交通罗艺而出名，可“以藩邸之旧，寻起为岐州都督”。秦府功臣的特殊地位，导致朝中出现前述武德九年九月秦府臣属提出按功授官的主张，而这样的主张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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