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由于幽州地处东北边陲，远离中央统治的重心区域——关中地区，所以一旦中央控制的松懈、情势适宜，幽州势力就会乘机而起，叛乱割据，演成独立之势。故秦汉以来，每每中央政局不稳、纷争离乱之时，便有幽州地方势力起来与中央政权进行较量，使幽州成为封建势力割据的中心地区。
然而，幽州相对于经济发达、势力雄厚的关中和华北地区，毕竟显得相对贫瘠、人丁单薄，区区几万精兵难以和雄兵数十万的中央政权或其他中原政权对抗。
故秦汉以来，由于势力的对比悬殊，虽然幽州地区叛乱割据不止，但都是旋起旋灭，不能维持长久。一旦中央政局稳定，国家开始统一，幽州地区的割据局面也将宣告结束。
一、幽州藩镇力抗“两端”、势凌河朔的割据中心
秦末汉初著名的韩广自立和臧荼王燕加在一起也只维持了四年之久。西汉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以王朗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乘机割据幽州，也于公元24年被刘秀擒杀，仅是昙花一现。董卓之乱后，幽州先后陷入，刘虞、公孙瓉、袁绍手中，及至曹操统一北方，一共也只有十多年。
公元301年，幽州刺史王浚乘“八王之乱”割据幽州，也于公元314年为石勒所吞并。这都说明：隋唐以前，幽州地区的军事势力并不十分强大，不足以对抗中央，甚至其他军事势力。
然而，自隋朝以来，由于东北少数民族汹涌南下，隋唐王朝不得不在此集结重兵，以扼其南侵之势，使得东北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幽州势力乘机集结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遂演变为我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而这股军事力量，放眼中原，罕与匹敌，这就使得幽州势力持久割据完全成为可能。故渔阳鼙鼓一鸣，遂两京不守。安史霸业虽未成功，而其部将割据河朔达150年之久，与中央政府持久抗衡。而唐室也自此一蹶不振，最终覆亡。
两者虽号自一朝，实为二国。人们多把此仅归因于天宝政治之腐败，只是持其一端而已。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安禄山的经营，使幽州得以最终集结起雄厚无匹之武力。此武力重兵边陲，朝廷鞭长莫及，才有安史之乱和乱后的卢龙军割据。因此，这便是我们分析此一时期幽州藩镇之所以能长期力抗中央和北方游牧民族两端之军事压力，并且称雄于河朔诸镇，实现幽州地位抬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因此，安史之后，幽州的命运和走向完全发生了转变，成为藩镇势力一百多年力抗“两端”、势凌河朔的割据中心，实现了隋唐五代幽州地位的再次飞跃。
1.力抗“两端”
安史之乱后，安史部将割据河朔，尤以魏博、成德、卢龙三镇最为强大。卢龙节度使割据幽州长达一百五十多年，一方面要抵御南面唐王朝削藩平叛以及后来两大强藩进行吞并所发动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要独挡北面两的汹涌南侵之势，而且还能一度在河朔诸镇中执牛耳为盟主，此正是鄙人所称之“力抗‘两端’、势凌河朔”耳。其间，可略见其势力之雄厚。故其武力，不可不论。
卢龙镇大历军额虽然缺载，但幽州是安史叛乱时为其老巢，又要防范两蕃之进攻，其兵力应是不弱。从其后它所发挥的军事作用来看，决不会逊于魏博或成德。故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略窥其武力之雄伟：大历八年，朱沘归顺，遣弟朱滔将五千人精骑诣泾州防秋；大历九年，朱沘遣弟滔奉表请入朝，自将步骑五千防秋，此仅为全军之一部分，可见当时卢龙军额就不少。朱沘叛于长安，召朱滔人援，兴元元年，“滔驱率燕蓟之众及回纥杂虏号五万”。
《新唐书》和《通鉴》中记载比较洋细，“兵五万，车千乘，骑二万，士私属万余，虏兵三千”。可知代宗、德宗时代卢龙军额约为五万。元和时军额有所增加，刘济讨王承宗时率军七万。唐末卢龙军额继续增加，中和末年，李可举派部将围易州，偏将出师所率兵力也多达六万。光化二年，刘仁恭发幽、沧步骑十万，即使没有十万，加上留守部队，全军十万也不为过。略此可见，卢龙武力之盛，应为三镇之首。
而且在三镇之中，幽州卢龙军维持割据局面是维持最久的，达一百五十多年，这在军阀割据史上也是甚为罕见。在抵御两大强藩进行吞并所发动的进攻中，成德和魏博都先于卢龙而被吞并。这不仅是因为卢龙位于最北端，距两大强藩较远；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其势力较强之故。而且，被吞并后复又割据，经历多次，直至幽州被剖让与契月一为止。这些足以证明卢龙镇的军事势力和其在中原政局中的地位。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卢龙在其割据的150多年里，始终独挡北面两蕃的汹涌南侵之势，维系了着我国东北边疆的安全。这些，也足以见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两蕃使。安史之乱后，卢龙虽然擅地自守，无甚多余力征讨两蕃。但从总的方面看，卢龙还是有效的抗击了两蕃的入侵，延缓了契丹入据中原的时间。如贞元五年，奚、契丹诸部多次进犯幽州地区，卢龙节度使刘济率大军分左、右两路大举反攻，深入数千里，直抵青都山下，捕斩近万人，获骆驼马牛羊以万数。贞元末年，林胡诸部又向幽州之北进犯，刘济会同九国室韦之师加以讨击，大败其军。
又如张仲武统治幽州时期，回鹘首领那颉啜等率其部众七千余帐，大举向幽州属郡渔阳进逼。张仲武调动幽州精兵三万迎击，大败回鹘军，降其侯王贵族千余，兵卒三万。回鹘遭此重创以后，一撅不振，遂失去了北方霸主的地位。唐宣宗大中初年，奚族势力日盛，成为唐北部边地的一大威胁。张仲武又出军击奚部族，大胜，史曰：“卢龙张仲武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万，辎贮五百乘，献京师。”由此北部诸奚之乱被平定，而依附于奚的回鹘诸族也日渐衰落。
五代契丹崛起，频频南侵，幽州军事力量更是给予了有力的抵抗。最为著名的就是的幽州攻守之战。917年，阿保机率领契丹三十万骑兵围攻幽州，镇守幽州的后晋主帅周德威以步骑十万人坚守幽州200多日。待援军至，斩杀敌军数万，大获全胜。
2.势凌河朔
史称“卢龙诸州，自唐中世以来，自为一城。外而捍御两蕃，内而连兵河朔，其力常有余。”。在河朔三镇中，应以卢龙最为强大，它在河朔藩镇混战之中往往在军事上具有优势，也是必然。而且，在河朔诸镇共同对付唐廷削藩战争中，卢龙还具有号召作用。如“四王结盟”就是一例。建中三年，卢龙镇节度使朱滔、魏博镇节度使田悦、成德镇节度使王俊武、淄青镇节度使李纳共同反叛唐廷，各自称王，并共推卢龙镇节度使朱滔为盟首，称“孤”，就可见卢龙在诸镇中的地位。
其后，卢龙的朱氏兄弟又掀起了“二帝之乱”。虽被唐廷联合其他河朔诸镇一起镇压，未能成功，也足以证明卢龙镇的非同一般。至五代，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又凭恃其武力据燕称帝；赵德钧还效法石敬塘欲借师契丹，割地以称帝。虽均至败亡，但均无不反映了幽州在河朔藩镇中的独特地位。所以，“势凌河朔”正是这一时期卢龙镇的客观反映。
二、五朝帝都的肇建
后唐清泰三年，石敬塘正式交出版图，割让幽云十六州，辽太宗随即攻占幽州。从此，耶律氏对幽州长达一百八十多年的统治和平的拉开了序幕。同时，幽州也由军事重镇一跃成为了帝王之都。
这样，处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接触带上的幽州地区，伴随着幽云十六州的政治割让，自燕以来构筑的长城防守与夷夏之防倾刻崩溃。以前燕山南、北的胡汉之间文化交流受到诸多限制，这不利于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互补，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的认同和融合的进程，这对于幽州的发展和地位的抬升是极为不利的。
自契丹占据幽云十六州后，长城两侧同置于一个民族的控制之下，燕山以北的草原、燕山以南的平原融为一片，幽州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源源不断的输入北方游牧民族。这就大大加快了北方游牧民族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也为幽州成为五朝帝都肇始之地创造了历史前提。
古代史家迷信的认为唐以后“王气东移”，故幽州崛起，初为燕京，再为东都，终成元明清三朝不易之都。其实，幽州的崛起，以至成为五朝帝都肇始之地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究其根本，鄙见认为隋唐五代以来中国文明重心的逐渐东移应视为其潜在的根本动因。而隋唐五代以来中国文明重心的逐渐东移又与其时幽州地位的上升是基本一致的。
中国文明重心的东移，隋代以来就己开始。隋场帝兴建东都洛阳就为其一例。这一点，因历代史家多有论及，故此略而不论。而值得一论的是，八年安史祸乱使关中地区经济遭受极大摧残而促成了我国文明重心的根本转移。安史之乱中，“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而且安史叛军的暴戾恣雎，回纥之师的肆意掠夺，都是历史罕见的。开元、天宝年间曾是十分繁荣富庶的河南、关中地区，经过这场八年之久的浩劫，已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而且安史乱后的代、德二朝，唐廷军队与诸镇叛军、吐蕃军又屡屡用兵于此。常言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些都使得关中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水灾、旱灾和蝗灾接连不断，更让破败不堪的关中经济雪上加霜。故安史之后，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仰给于东南，这就促使了唐末五代整个中原文明重心的急剧东移。
而北方游牧民族也必须源源不断的汲取中原文明成果以加快自身的发展进程，继而不断壮大。故随着中原文明重心的东移，北方游牧民族也逐渐向我国东北迁徙，以靠近汉族经济文化发达区域。这就造成了唐末五代以后少数民族在东北相继崛起南侵并入据中原。从而使得足以控夷夏之势、又独挡东北门户的幽州应时崛起，由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帝王之都。
总结
安史之乱的发生，使隋唐五代中国、也包括幽州命运和走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经过这次转折，幽州的战略地位更是隆升突变。至于五代幽州之割让契月，又一次完全改变了幽州的命运和走向，使幽州北京成为维系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军事全局的枢纽轴心之所在从五代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势必夺取幽州北京为其统治重心—都城，方可雄霸中原中原王朝要确保其核心统治，也必须奠都幽州北京，方可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锋中取得主动，增强防卫，屏障中原，扼制其南侵之势，故出现了明代天子守边的局面。这就使得幽州北京自辽代就成为肇建五朝帝都的开始，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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