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天山以南的塔里木地区是中原王朝进入西域的要冲，不仅扼守东西交通动脉，而且是阻隔突厥与吐蕃联络的重要屏障。唐王朝经略西域，首要的战略目标就是“依靠武力把游牧民族的势力从天山以北驱逐出去，把绿洲诸国与中原王朝连接在一起”。创建安西都护府之后，唐王朝随即从中原调拨千余人驻防三州，初步建立起以安西都护府为核心的军防体系。
随着府治迁往龟兹以及北庭都护府的创立，安西都护的管辖范围逐渐限定在塔里木地区，因此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便成为安西都护的主要职责。
一、西州时期安西都护的军事活动
攻略高昌之后，唐王朝虽然控制了天山东路地区，但尚未把握西域的整体局势。为了制造进一步经略西域的跳板，唐王朝开始强化安西都护府在三州地区的主导地位，试图把安西都护塑造成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
郭孝恪就任安西都护之后，“督西、伊、庭三州诸军事”，与此同时，唐王朝不再另派官员出任西州刺史，转由安西都护兼任这一职务。
孟宪实指出，“地方与军镇在首长合一的情况下，所属官僚组织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合一。”安西都护兼任刺史，标志着一元化管理系统的形成。
安西都护军政权力的统一之后，成为了三州的最高军政负责人。吐鲁番所出西州官府文书表明，自贞观十九年起，西州直接管辖的县、乡事务多钤“安西都护府之印”，说明安西都护已经接管了原西州州府的权力。
一元化的军政机构在处理西域事务上能够灵活调度人力物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史载：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率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
乌骨道为自西州高昌县北至庭州的道路，《西州图经》中记载本道“峻崄石粗……马行多损”，显然并不是适合行军之路。郭孝恪走此道出庭州，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出其不意，打击西突厥军队力量较弱的后方。
后西突厥派军南下围困西州天山县，郭孝恪解围之后，又通过白水涧道出西州追击敌人。
这两场战役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军政合一之后，在安西都护的统领之下，三州地区已经具备了独自防御外寇的能力。除了权力的集中，这一时期安西都护普遍具备了良好的军事素养。在西州时期，安西都护大多出身将门，军事经验较为丰富，不仅可以承担巩固三州防务的要求，而且具备一定的行军作战能力。
在安西都护的统治之下，三州局势大体上得到了稳定，但是对于企图进一步经略西域的唐王朝来说，安西都护还是力不能及。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都是从内地组织来的行军部队，三州驻军往往扮演的是辅助性的角色。
这一时期西域的军事行动，除了安西道之外，基本上是由唐王朝在内地组织长途行军的方式所完成。从军事规模上来说，安西道行军与其他道行军相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为什么唐太宗会批准这次行军呢？史载：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
以往学界对于这条记载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行军速度上，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唐太宗对如此小规模的行军会如此关注？回顾前史，唐太宗曾说过“以我徙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的豪言，在这次行军中却表现得如此谨慎，不免让人疑惑。
这种态度的变化，可以认为，反映的是唐太宗对于安西道行军能否达成目标的忧虑。这次行军之前，唐太宗已经产生了撤销安西都护府的想法。史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由上记载可知，唐太宗对于维持安西都护府建制曾发生过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对于安西道行军的忧虑就可以理解了。不难认为，安西道行军可以理解为一次测试安西都护作战能力的“实验”，唐太宗对于这次行军的结果并无把握。出乎唐太宗意料的是，这次行军十分顺利，郭孝恪以三千兵力就平定了焉耆。
这次行军证明了安西都护有能力执行进攻性的作战计划，不仅打消了唐太宗的顾虑，而且压制了朝中反对驻军西域的声音。
都护府的设立就代表着在当地设兵镇守。西州时期安西都护的职责就是镇守，并不是唐王朝在西域进行军事行动的主要力量。当然，也不能低估这一时期安西都护所在军事方面发挥的作用。毕竟安西都护帮助唐王朝巩固了已有的经略成果，为下一步的西域经营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龟兹时期安西都护的军事活动
显庆三年，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唐王朝不仅控制了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地区，而且将势力延展到了北方的游牧草原地区。在新的局势下，唐王朝对西域的统治机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一方面将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往龟兹；二是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广大地区分置了大批羁縻性质的州府。
从行政上来说，这一时期可以把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区划分为三种形式：民族自治区、普通经制区、兼名藩属区。由于每种统治区的性质差异，其主政官员的权力也会有所不同。
讨论唐朝的地方高层官员，必须留意州府的定位，不能孤立地来看。西州时期，安西都护是唐朝西域军政系统的最高领导，不仅统辖三州军事，还兼任西州刺史，管理西州的民政事务，位高权重。迁往龟兹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驻地的性质来看，西州是唐王朝设置的州县，和内地的州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龟兹并没有被唐王朝州县化，属于唐王朝的羁縻地区，本地还存在着国王（即唐王朝册封的都督）。这也就意味着，龟兹时期的安西都护，在职能上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刘安志通过对库车出土文书的考证，指出这一时期唐王朝对于龟兹的治理是通过安西都护府及龟兹都督府两个行政管理机构实现的，两个机构的分工不同，安西都护府主要负责的是屯田、水利、交通等大型工程的建设。分工协作说明原先安西都护所掌握的军政大权被分割了。
虽然安西都护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依然是安西四镇的最高军事长官，而且在西域的军事行动中愈加活跃。
显庆三年至天宝十四年近百年的时间里，安西（大）都护所主持的军事行动有十六次，承担了西域近六成的军事任务。分析史料可以发现，从组织行军远征到驻军独立作战，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显庆三年到长寿元年。龙朔二年，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介入西域，煽动突厥部落叛乱，而此时唐王朝正用兵高句丽，无力再组织行军远赴西域。高句丽战事结束知乎后，高宗立即派军征讨吐蕃，但兵败河湟。认识到吐蕃的实力之后，唐王朝“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烽堠”，主动收缩西北防线。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安西都护来说，需要在缺乏中央军队支援的情况下，维持塔里木地区的稳定。
由于“邻接寇场”且“兵力尚微”，这一时期的安西都护在西域所面临的局势是相当不利的。为了缓解危局，安西都护积极在周边州县招募兵员。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安西都护府在伊州、瓜州以及沙州都征募了兵员应援安西。由此可见，虽然情势急迫，但安西都护仍然是维护塔里木盆地安全的主导力量。
池田温指出，“裴都护”即安西都护裴行俭。根据判文内容可知，裴行俭奔龟兹就任安西都护之后，希望将士达等在西州的旧部带至安西。这一事例反映的情况就是：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之后仍然和西州保持着密切的人员往来。垂拱二年，唐王朝撤销四镇，安西都护府回迁龟兹，西州再次成为唐王朝在西域的军政中心。
唐长儒先生指出，杂任是不服兵役的，三卫按法令也不应当由地方差点充行，判文中差兵的对象却涉及到了白丁和杂任，说明垂拱年间征行比较频繁。这一现象说明，这一时期安西都护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西州方面的全力支持。
正如王永兴所言，唐代经营西域的方针策略，是“以西州为前沿根据地，以在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为前方指挥机构”。西州与安西这种联防关系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吐蕃北上的势头，使得唐蕃两大势力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
第二阶段是从长寿元年至开元三年。长寿元年，安西四镇被王孝杰一举收复，唐王朝随即征发三万汉兵驻守四镇，这一举措增强了安西都护府的军事力量，屡次挫败了吐蕃染指西域的野心。延载元年，吐蕃不甘失败，联合西突厥泥熟俟斤侵扰碎叶，但被碎叶镇守使韩思忠一举击退，史载，“破泥熟俟斤万余人”。安西都护府以一镇之力便可防御万余人的侵攻，可见安西都护府的军事实力已不可小觑。
长安二年，为了应对东突厥的西扩，唐王朝创立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成为维护塔里木地区安全的专门机构。随着吐蕃军事上的失利，这一时期的唐蕃关系逐渐走向平缓，双方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并再次结成和亲关系。
在和平的大环境下，这一时期的安西都护，倚恃军力上的优势，主动侵扰吐蕃边境。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安西都护发兵已经不再需要经得中央批准，可以完全自主进行军事行动。
第三阶段是从开元三年到天宝十四年。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使职化的推行。长寿元年之后，随着西域派驻军队逐渐制度化，唐王朝开始在西域设置节度使。按史料所载：虔瓘乃奏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亦许之。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使廓州还，陈碛西利害，请往观察形势；上许之，听以便宜从事。
可以看出，唐玄宗对于西域边将的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包括物资上的供给，而且在行政上也下放给西域边将更多的权力。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时期的安西都护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西破突骑施，南控小勃律，基本上打通了进入中亚河中地区的道路，使得唐王朝在西域的战略形势又从被动转向主动。
总结
可以发现从西州到龟兹，安西都护在唐代军事活动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这种变化一方面受到唐王朝西域经略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央军队地方化的结果。西州时期的安西都护，不仅统辖军事，还要兼管民政，虽然没有成为军事作战的主力，但是在防务上表现突出，数次击败来犯之敌，免除了唐王朝西进的后顾之忧；
迁往龟兹之后，安西都护逐渐成为行军作战的主力，在前期由于军事薄弱，不得不借用西州的人力物力死守边城，后期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成为了环塔里木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为唐王朝经营安西四镇构筑了坚固的堡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