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语是由汉字和假名所记录的语言，现代日本的书法一般包含假名书法、汉字书法、近代诗文（汉字假名混杂）书法和篆刻等类别。至于日本书法始于何时，尚未有定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汉字在纪元前后经汉四郡传到日本，本文暂不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我们根据日本现存的历代汉字资料，按照时代的顺序，介绍中国书法在日本的接受历史。
一、古坟时代（公元三世纪中叶至六世纪末）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公元239年卑弥呼遣使朝魏，魏明帝赐号“亲魏倭王”，赏赐“铜镜百枚”等，魏王朝与倭王卑弥呼之间有国书往来，日本方面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文字资料是三重县松坂市贝藏遗址出土的墨书陶器，写有“田”“大”“久”等文字，可知在公元二世纪末到三世纪期间，笔墨砚台等文房用具已经从中国流传到日本。金印“汉委奴国王”是公元57年的文物，但这是东汉皇帝所赐予的印章，应与日本人书写的文字相区别。
日本和中国的直接国际交往，虽然自478年倭王武遣使至推古8年（600）期间是断绝的，但是中国的文化和技术经过朝鲜半岛的百济间接流传到日本，不难想象这期间日本人也学到了中国的书法。从下面介绍的出土文字资料看，没有长时间的持续学习，制作出这种文字材料是很困难的。
现有资料显示，文字在日本的使用最早是公元五世纪以后，出土文字资料有稻荷台古坟（千叶县市原市）铁剑铭、稻荷山古坟（埼玉县行田市）出土铁剑铭、江田船山古坟（熊本县菊水市）出土铁刀铭等。
二、飞鸟时代-奈良时代（592-794）
在日本，一般认为木简的使用可能始于五世纪，至迟也在六世纪后半期，但这并没有得到出土材料的证明。现已知最早的出土例证是，前期难波宫遗址（大阪市）出土的公元648年（或660年）纪年简。古代日本在使用汉字记录“倭言（日本固有的语言）”时，巧妙地利用了汉字的音和义。
到公元660年代，出土木简增加到300余件，到天武朝（672-686）以及持统朝（687-697）时达到14000余件，到藤原京时期（694-710）增至30000余件，平城京时代（710-784）则骤增至20万件以上。其后，随着纸张的普及，木简的使用逐渐式微。文字形体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一类写有“某前白”的前白木简，这是日本改良中国古代上行文书而形成的文书格式，明显揭示了日本受到中国南北朝时代以前的影响。“宇治桥断碑”制作于飞鸟时代大化二年（646），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石碑，保存了中国北朝文书的书写格式。
漆纸文书是用作生漆容器盖纸的官府、寺院的废弃文书，文书因附着生漆而可以在土中长久保存。
佛教传入日本之后，随着寺院的建造，周边的窑厂烧制了大量的文字瓦。瓦在寺院建筑中所处位置不同，其种类也不同。有一类瓦上刻有制造场所的乡里名，或刻有寺院所处位置的名称。书体既有刻划行草书，也有戳印楷书文字。从图六瓦文看，文字的形状有中国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周边所烧制陶器戳印文字“邺城古陶文”（540-580）的流风遗韵。
三、平安时代（794-1185）
1.隋唐文化的流入
自六世纪佛教传来以后，日本开始了使用纸张抄写佛经的历史。奈良时代的写经继承了中国的制度，国家设置写经所，从准备纸张，到书写、装订，均是国家工程的一环，由朝廷组织实施。最古老的写经记录是，《日本书记》所载天武天皇二年（673）官方在飞鸟川原寺组织抄写“一切经”。正仓院现存一大批东大寺写经所制作的文书。这些文书被称为狭义的正仓院文书，一直流传至今。法相宗僧人玄昉入唐求法，带回大批佛经，以此为蓝本，于天平八年（736）开始一切经的抄写，这项写经事业一直持续到公元756年左右。
佛经的抄写蓝本是中国传来的佛经，反映的不是官府文书的书法，而是流行于当时社会的书体。空海（774-835）、嵯峨天皇（786-842）、橘逸势（？-842）三人熟练掌握中国书法，被称为平安时代的“三笔”。其中的空海在803年作为留学僧入唐求法，将佛教的真言秘宗带到日本。他的书法深受王羲之、颜真卿的影响，擅长篆、隶、楷、行、草、飞白等各种书体，被誉为“入木道之祖（书法之祖）”。虽然日本政府在894年废除了遣唐使，但整个平安时代的宫廷贵族和大型寺院都在持续进行抄写佛经。八世纪的《大圣武》写经，相传为圣武天皇书写，字体比普通的写经稍大，书体依稀有北魏之风。
2.平安时代中期-宫廷文化的兴盛使假名书法的造型美发展到极致
平安时代中期，以皇室、贵族为核心的宫廷文化极度兴盛，竭力追求假名的造型美。基于日本文化美学的文学、美术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和歌发展成为文化主流，在贵族阶层成为不可或缺的个人教养。作为鉴赏品，书写在华丽料纸上的书信，成为主流的赠答品，被称为“古笔”。虽然和歌的内容也很重要，但文字的行款、书法的造型美成为鉴赏对象，与茶道的兴盛相辅相成，发展成为日本的代表性艺术品。这种艺术形式中，中国汉字的审美要素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3．平安中期到末期-假名文字书风变得遒劲有力
这一时期的假名书法变得遒劲有力，逐渐向镰仓时代过渡。着眼于汉字书法，隐约可以看到唐代书法的影响。
四、镰仓时代（1185-1333）-假名与汉字的融合美
镰仓时代继承了假名文化，出现了在历代天皇中精通书法的伏见天皇（1265-1317），追求假名与汉字的融合美。
五、室町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1334-1603）-书法流派的诞生
进入室町时代之后，书法逐渐定型，产生了没有个性的、以家族为单位的书法流派。安土桃山时代在日本美术史上被称为最为豪壮、最为华丽的时代，被称为“宽永三笔”的本阿弥光悦（1558-1637）、近卫信尹（1565-1614）、松花堂昭乘（1582-1639）最为活跃。
另一方面，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禅宗寺院流行属于汉文化的“五山文化”，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张即之以及元代赵孟頫等人的书法大行其道。来到日本的中国禅宗僧人的书法被称为“墨迹”，受到武士阶层的欢迎。
六、江户时代（1603-1868）-“唐样书”的流行
江户时代的书法流行“和样书”，五山文化逐渐式微。随着幕府推广儒学政策，从中国输入儒学书籍和诗文集，汉学兴盛，同时受到渡海僧人书法的影响，开始流行“唐样书”。“唐样书”的意思是中国式的书法，江户时代的儒者、文人倾倒于中国书风，宋元明书家的书法大肆流行，相对于日本式的“和样书”，这类书法被称为“唐样书”。渡海僧人主要指临济宗黄檗派僧人隐元（在日期间1654-1673）、木庵（在日期间1655-1684）、即非（在日期间1657-1671）等，皆精通书法，被称为“黄檗三笔”。其后渡海而来的曹洞宗寿昌派东皋心越（在日期间1676-1696）是日本古琴中兴之祖、日本篆刻之祖。他们在日本各地题写的匾额是明代书法名品，与他们所带来的明代文化一起，成为了“唐样书”流行的契机。“和样书”作为武士阶层的通行文书，尊园流（御家流）草书成为定式。同时，在寺院私塾“寺子屋”中，百姓所学的教科书也使用御家流书体，风行全国，直到明治时代活字字体普及之前，成为日本书法的标准书体。江户时代的书法，有“和样书”和“唐样书”两大体系。
“唐样书”流行于江户时代中期到末期，首先出现了书法家北岛雪山（1636-197）、细井广泽（1658-1735）、狄生徂徕（1666-1728），接着出现了卷菱湖（1777-1843）、贯名菘翁（1788-1863）、市河米庵（1778-1858）等“幕末三笔”，以及赖山阳（1780-1832）等著名书法家。北岛雪山师从黄檗僧人等，学习文征明书法，奠定了“唐样书风”的基础。细井广泽师从黄檗僧人隐元的再传弟子蓝谷元定，学习明代唐寅的书法。卷菱湖初学赵子昂、米芾，又学晋唐碑板，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菘翁少年时期学米芾书风，受到空海的启发，努力学习二王传统书法。相对于当时流行的“唐样”，被称为“唐晋风”，楷书学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行书学习王羲之、褚遂良，草书受孙过庭的影响。市河米庵在游学长崎时，师从清国胡兆新学习书法，其后转攻米芾、颜真卿书风，精通隶书、楷书。米庵之号即源于米芾。
七、明治时代-从“和样书”到“唐样书”的转变
这个时期继承了江户时代的“和样书”“唐样书”体系，“唐样”体系继承了“幕末三笔”的书风。很多书写“唐样”的人在明治政府的文书机构中任职，受欧阳询书风影响的“菱湖流”得到重视，政府的官方书体从“御家流”转变为“菱湖流”。明治十三年（1880）作为外交官来日本的杨守敬是金石学者，带来了很多汉魏六朝时期的碑帖。六朝书法开始流行，日本的近代书法蓬勃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活跃在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的“明治三笔”：岩谷一六（1834-1905）、中林梧竹（1827-1913）、日下部鸣鹤（1838-1922）。岩谷一六最初师从中泽雪城，学习卷菱湖，在明治政府出仕后，学习颜真卿。杨守敬来日本以后，出现了赴中国学习书法的学者。中林梧竹在明治十五年（1882）赴清国，师从潘存进行六朝书法研究，带回了大批的碑刻拓片。日下部鸣鹤也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赴清国，与吴昌硕等文人交游，学习六朝书法，楷书学郑道昭，草书学《书谱》，隶书学《张迁碑》。西川春洞在中泽雪城门下学习，虽未去中国，但他学习由青山碧城带回日本的徐三庚书法。这些人中，日下部鸣鹤和西川春洞研究六朝书法，将日本书法从“和样书”转变到“唐样书”，教育了很多弟子，奠定了现在日本汉字书法的基础。受中国的影响，自明治二十年代开始，日本各地流行建碑，其中日下部鸣鹤（300通以上）、岩谷一六（250通以上）、中林梧竹（约50通）留下了很多碑刻文字。明治中期以后，书法界出现很多书法团体，在大正时代、昭和初期假名书法与汉字书法均呈兴旺发展的势态。
八、大正时代-昭和时代（1912-1989）
昭和二十三年（1948），书法被列入“日展”项目，“书法是艺术”的认识得到普及。“昭和三笔”是西川宁、手岛右卿、日比野五凤。其中，西川宁（1902-1989）是西川春洞之子，传承家学，初学徐三庚、杨沂孙，后学王羲之、邓石如，特别推崇赵之谦。他在日本现代书坛，作为最有成就的研究学者、书法家，被称为“书法巨人”。他重视新出土材料，研究最新的简牍帛书，融入到自己的书法艺术之中，开风气之先。受其影响，现代很多日本书家在创作中融入简帛文字因素，成为普遍接受的创作形式。
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最初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输入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创制假名文字，其后汉字、假名并存，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字书写文化。但是，日语是汉字和假名混用的语言，优美地书写两种交杂文字是非常困难的，而单一汉字或单一假名的书写则比较容易。从日本历代书法作品看，这是一目了然的。虽然存在这种问题，但可以说，日本的中国书法接受史即是对中国历代汉字憧憬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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