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入世的孔子，也不时流露出退隐的思想。孔子曾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郭沫若《十批判书》认为颜回和孔子都是有些出世倾向的人。一位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一位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
在《庄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庄子塑造过的各种孔子形象，其或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儒家代表人物；或是一个虚心向道家的得道高人求教的过渡性人物；或已经成为道家的宗师和代言人。这后两点不免有借孔子以扩大道家思想影响的嫌疑，但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孔子思想中的隐逸倾向。
1退隐的前提
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可见周礼是孔子审视现实政治一把标尺，也是决定他是否入仕的一个基本原则。
可以推行“道”，君子就可以做官以实现政治理想；而不能推行“道”，君子就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果断的弃官以获得道德上的坚守，孔子曾说道：“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种是在义的准则下迂回推行其道，若还是不能实现就正式退出政治舞台。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出仕以道义为底线，执著于人生的同时懂得自全。孟子曾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其对孔子政治选择的灵活性表达了赞赏。
2退隐的原因
首先，保全生命的需要，儒家重视个体生命价值。“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这与儒家讲究“孝”道紧密相关，《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同时《论语·先进》篇中说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因此，孔子虽在各个诸侯国里推行“仁义”，但不会在一个国家里争得头破血流。
其次，保持高洁精神品格的追求。孔子曾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卫灵公及其夫人南子邀孔子同游卫国都邑，招摇过市，孔子为此深痛时俗之薄德而好色，离开卫国。不与执政者同流合污，保持自身清白正直是孔子一生的追求。
3孔子与隐士退隐观的区别
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遇见了许多隐者。隐士面对社会的混乱，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他们通过逃避，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但却抛弃了应尽的社会责任。孔子虽然也对社会现状感到失望，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努力以自身力量来挽救混乱的社会秩序。
孔子受到了长沮、桀溺的冷淡后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路去见隐士荷丈人，无功而返，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的观点亦反映了其老师孔子的思想，孔子正因天下无道，故欲以道易之。孔子的退隐是由于现实环境的无可奈何而迫使他做出暂时的选择，他不会抛弃社会责任，不会放弃行道的使命。
正如《论语·季氏》篇所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儒家的积极入世，以社会职责为己任的思想一脉相承，《孟子·尽心上》说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4孔子出仕与退隐的双重矛盾
从“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观点被提出之时起，孔子的思想就自动具有了出仕与退隐的双重矛盾。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孔子退隐的前提是“天下无道”，并且自己亦不能在义的准则下推行。
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已久，若是执着于有道则难以出仕。所以孔子若能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推行道义，恢复礼乐秩序，阻止僭越无礼的行为，即使是无道之人，孔子也愿意追随。
孔子曾有两次令他心动的从政机会，第一次是公山弗扰的邀约，这时鲁国国政混乱，季氏掌握大权，孔子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第二次，佛肸是在孔子周游列国途中邀请孔子的，孔子一路走来，仕途异常坎坷，孔子盼望再次获得重用的机会。子曰：“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对“有道与无道”的判定，是从其是否遵循西周时的礼乐秩序来评价的，但整个社会“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已经成为了一种现状。因此，为了推行“仁”，恢复西周的礼乐秩序，孔子必须在“无道”的情况下寻找“行道”的可能，这就使得孔子对叛者之召而动心。但孔子最终没有应召，而是选择了退隐，这也是孔子对自身理念的坚守。
结语
有道与无道两种社会形态，使得孔子有进退两种可能。在孔子看来，退隐只是出仕的一种状态和途径，它最终还是指向社会人生。孔子及其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国文人的血液之中，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人虽在山野，心却常常向往仕途。
更有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难道不是孔子一生的心灵写照吗？同时孔子以温和方式对君主进行规劝，出仕与隐退的中庸选择，使得中国文人很少有过激行为，因而能够在动荡的政治漩涡里明哲保身。孔子的进退自如：出仕而尽职、退隐而有为，无疑成为中国文人立身处世的楷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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