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庸？这个名字有点封建色彩，不好。”为了不让敌人掌握张道庸的指挥特点，陈毅建议他改一个名字。一旁的粟裕建议将姓去掉，直接改名陶勇，陈毅当场拍板：

“好，就用‘陶勇’这个名字。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

自此，张道庸改名“陶勇”，一生无忧也无畏……

“陶勇无畏，粟某无忧！”

陶勇出生在安徽霍邱一个普通农家，父母之所以给他取名“道庸”，就是期望儿子奉行“中庸之道”，平平安安地走过一生。但在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可能有“中庸”的机会。

从小陶勇就给地主家放牛，后来又当了几年窑工。尽管陶勇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却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陶勇很快就意识到，父母想让自己走的“中庸”之道，在眼下的世道就是死路一条。

1929年，16岁的陶勇加入了共青团，成了家乡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迫于反动民团的追捕，陶勇被迫离开家乡，却阴差阳错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入伍不到一年，陶勇就因为敢打敢拼，从士兵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更让人敬佩的是，从没上过一天学的陶勇，却在战火之中凭着自学识文断字，文化水平大大提高。

1935年长征开始后，已经升任为团长的陶勇，时而担任开路先锋，时而负责断后，深得徐向前的欣赏。长征胜利后，陶勇奉命西渡黄河作战，与队伍失散后，又孤身穿越沙漠，历经艰险回到了革命队伍。

抗战全面展开后，周恩来安排陶勇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陈毅的正确领导下，参与建立了茅山抗日根据地，并率领队伍北渡长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下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全歼敌军两个连、一个警察所的辉煌战绩。

陶勇支队横空出世，令日伪顽敌惶恐不已，陈毅对于这样的结果甚至满意，笑言：“‘陶勇’这块金字招牌，咱们得多亮亮！”

1940年黄桥决战，陶勇站在前线观敌料阵，眼看着部队在敌人的强攻下有些吃不住，陶勇当即向身边陪同的团长要了一个营，光着膀子挥舞着马刀，率先杀入了敌阵。

在陶勇的带动下，指战员们牢牢守住了黄桥，为歼灭韩德勤部立下了头功，一举扭转了新四军在苏北的被动局面。

同年冬天，敌军徐承德部趁着陶勇率部参加曹甸战役的时机，伙同詹长佑部对留守机关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敌情传来，陈毅火速命令陶勇回援，陶勇经过冷静分析，决定争取詹长佑。

当陶勇只身骑着摩托车，刚踏进詹长佑驻地范围，就被哨兵发现。陶勇大喝一声“我是陶勇”，车都没停就通过了敌人的哨岗，径直闯入詹长佑的住所，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詹长佑被陶勇的精神所慑服，答应陶勇与他一同歼灭徐承德部。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陶勇妥善解决了国民党军11个团约两万人，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毅听说这一消息后，开心地不停夸赞陶勇：“陶勇已经让我感觉到无畏，现在又让我感觉到无忧，真是了不起的好同志啊！”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中央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在粟裕的指挥下，陶勇和叶飞、王必成一起，成了粟裕的“三只铁拳”，追随粟裕下江南，为抗日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解放战争打响后，陶勇率领部队初到山东，就遭遇了国民党劲旅。由于缺乏打坦克的经验，战士们乱作一团，边打边撤，结果遇上了正赶往前沿的陶勇。陶勇见战士们如此慌乱，在路边找了个石碾坐了下来，厉声喝道：

“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

战士们闻言立刻镇静下来，返身杀了回去，一举摧毁敌人的坦克三辆。粟裕听闻捷报开怀大笑：“陶勇无畏，粟某无忧！”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硬仗、恶仗算是比较多的。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陶勇总是二话不说地就去完成。一场仗下来，不管部队蒙受了多大的损失，陶勇总是激励士气为主，同时抓紧休整、补充。

1950年陶勇率军入朝前，朱德到部队视察，紧紧握着陶勇的手说“久闻大名”。在朝鲜战场上，陶勇协助宋时轮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之后陶勇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九军团司令员兼政委，成为他军旅生涯的辉煌时刻。

“这篇稿子是某某首长的秘书给我的”

除了在战场上能征善战，陶勇还具有一个坚定的政治家头脑。早在抗战时期，陶勇的政治才干就有着突出的表现。

在黄桥决战后，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北的抗战局面也大大改观，国民党军不得不同意给新四军让路，按三三制改组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为了将这一区域迅速发展成根据地，组织上决定派陶勇前去。

当时这个地区有35000余国民党军，名为抗日实则拥兵自立，伙同日寇欺压群众。陶勇率军进入后，连同原有的抗日武装不过也只有3500余人。面对这种不利的形势，陶勇决定利用我军在政治上的优势，对国民党军和地方上层开展工作。

陶勇亲自带头和国民党军以及地方士绅广交朋友，在酒席上、牌桌上了解情况，建立感情，宣传抗日，争取了一部分上层人士接受民主改革，动摇了顽固派反共联盟的基础。

当时影响这一地区发展根据地的另一个问题是海匪作乱，经常依靠海上优势骚扰我军，欺压渔民百姓。陶勇经过调查分析，先派兵一举歼灭了海匪中最大的一支，然后通过统战关系，将海匪头目抓获。

通过了解该头目的情况，陶勇认为他出身贫苦，讲义气，还有一些民族意识，是可以争取教育的对象，因此在该头目被押到司令部之后，陶勇亲自给他松绑，对他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还留他吃饭，发还武器。

随后，陶勇亲自到海边余该头目的同伙谈判，令二人十分震惊。有感于共产党的政策伟大，这伙海匪决定跟着共产党抗日。经过组织批准，陶勇还将海匪头目收为“徒弟”。

在陶勇的教导下，该头目不但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还为主力部队机动回旋扩大了领域。

到了和平年代，陶勇依旧保持着无畏的作风，同时他的政治头脑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中，陶勇喜怒皆行于色，爱憎皆付诸于行。

1958年，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整风，粟裕成了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很快批粟的声浪骤起，影响也扩散到了全军。粟裕被迫检讨，说一些违心的话，结果招来了更严厉的批判。

为了“过关”，粟裕将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七天，苦思冥想怎样去作检讨，最后不得不向妻子求助，帮自己写一个能够通过的检讨。为了能让丈夫“过关”，楚青不顾实际，将所有强加给粟裕的罪名统统兜了下来。

结果，粟裕的检讨过关了，但他的心中却并不痛快，事后曾多次责备夫人：“你为什么把我写成那样？简直不成样子！”

在上千人规模的批判大会上，不少曾经在粟裕指挥下的将领，对于突如其来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开始有了抵触。批粟搞不下去了，组织上就开始派人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求人人过关，和粟裕划清界限。

曾经粟裕手下的“三只铁拳”，陶勇、叶飞和王必成成了重点的“攻关”对象。

最开始是叶飞，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叶飞始终不开口，谁也拿他没办法；之后是陶勇，在来人找他谈话时，他直接告诉对方，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请对方帮自己写一篇揭发材料，自己到台上去念。

可真轮到陶勇上台的时候，陶勇拿着稿子第一句话就是：“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某某首长的秘书给我的，但这上面笔划多的字实在太多，错的地方请某某秘书补充。”

结果陶勇还没来得及念，就被取消了发言。

最后发言的王必成，也不准备讲稿，上台就开始即兴“揭发”：“对于大阴谋家粟裕，我有两点深刻体会，就是‘大’和‘谋’。”紧接着，王必成洋洋洒洒讲述了淮海战役和粟裕的渊源。

就这样，粟裕虽然违心承认了错误，但陶勇、叶飞和王必成三人，谁也没有趁机落井下石。

“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正是因为陶勇一生无畏，在政治风暴开始后，陶勇才会深陷其中，难以脱身。

1966政治风暴开始后，罗瑞卿首先遭受冲击。陶勇敏感地意识到风向不太对头，坚决抵制不参加任何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且在军委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指责某些人是“搞地下活动”。

同年冬天，陶勇刚刚接受了阑尾炎手术，叶剑英和许世友就专门提醒他，海军的风要变，让他要警惕，不行就去南京养病。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陶勇谢绝了老首长的好意，坚持和党内搞阴谋的人作斗争。

当时上海市委被闹得无处开会，陶勇甘愿冒着风险，将海军舰队司令部礼堂借给市委的同志，并亲自派人布置礼堂。后来在得知上海市委的同志受冲击无法生活，陶勇又布置可靠的干部，将他们接到舰队司令部保护起来。

1967年元旦刚过，全市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社会混乱甚至蔓延到了舰队。对于这种情形，陶勇极为不安。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陶勇毅然放弃疗养计划，立即赶回上海。

一回到舰队，陶勇立即召开常委会议，以鲜明的态度坚决反对乱军。结果就在陶勇竭力维护部队稳定，保护军队和地方干部的时候，一些人开始向陶勇发射暗箭。

此刻的陶勇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准备经受各种磨难和考验。

21日凌晨，陶勇乘车回到家中，只休息了一会儿，就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要找中央文革小组张副组长。警备区回复不知道张副组长在什么地方，陶勇在天亮后便乘车前往市委大院。

找遍了机关大院，陶勇也没找到张副组长，只好回到舰队司令部。

上午，陶勇见了几位记者，坦率地说了自己对这场政治运动的想法，请他们向中央反映存在的问题。午饭过后，警备区司令员和陶勇谈起了上海的形势，在听说陈丕显也被抓起来后，陶勇咬着牙说道：

“毛主席知道不？照我的脾气，带上一个警卫排，把他就出来！”

说着，陶勇将袖子一撸，就像当年准备上战场冲锋一样。警备区司令员提醒陶勇也要多加小心，陶勇慷慨激昂地说：“只要我在位一天，活着一天，就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送走了警备区司令员，陶勇告诉秘书说自己要休息一会，让秘书没有大事不要叫自己。结果这句话，就成了陶勇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

几个小时后，招待所后楼的花园里忽然传出了惊呼声。人们闻声匆匆忙忙赶过去，发现陶勇低着头落在井里，拉上来的时候，陶勇已经停止了呼吸。可就在人们将陶勇送到医院的时候，舰队政委就断言陶勇是畏罪投井。

紧接着， 由这位政委审定的电报发往北京，陶勇畏罪投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军。

在陶勇的遗体被火化后，有人批示“家属不看，骨灰不要”。火葬场的工人觉得此事有蹊跷，冒着危险悄悄将骨灰安葬。陈毅听说陶勇的遭遇后，悲愤万分：“陶勇的死有很大的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见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没过多久，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老帅们。当大家向毛主席汇报部队的近况时，陈毅将陶勇的遭遇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闻言大怒，将手中的铅笔重重摔在茶几上：

“胡闹！你立即给上海打电话，就说我毛泽东要保他。”

见毛主席如此激动，陈毅忍不住流下了泪水，毛主席立刻明白，颤抖着点起了一支烟，陷入了许久的沉默……

1968年，粟裕向周总理汇报了陶勇的冤情，周总理愤慨地说，陶勇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简直就是国际笑话。叶剑英听说陶勇的噩耗后，重重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唉，死了一位虎将！”

当许世友听说陶勇“畏罪投井”时，火冒三丈地说等他查清楚是谁杀了陶勇，非枪毙了他不可。萧劲光对于陶勇的死也颇为遗憾，多次说如果陶勇还在，自己将海军的工作交给他，自己能放一百个心。

1974年，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海军党委对陶勇问题进行复查，确定陶勇是被打击迫害致死，为陶勇恢复了名誉。次年，周总理亲自指定将陶勇的骨灰安放八宝山公墓第一室，但由于有人从中作梗，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没能举行。

一直到十年政治风暴后，邓小平指示为陶勇平反昭雪。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为陶勇举行了追悼大会，粟裕、许世友等老领导、老战友都出席了仪式。

后来，粟裕、叶飞、王必成等新四军战友聚会，回想起过去艰难战斗的岁月，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如果陶勇在这儿，多好！”

后来，王必成搬回南京定居，每次谈起陶勇都百感交集。受粟裕托付，王必成请人编了一本纪念陶勇的书，遗憾的是，直到王必成病逝，都没能看到这本书出版。

参考文献：

[1]苏振兰,夏明星.战将陶勇[J].文史天地,2007,(01):27-35.

[2]夏明星,赵国强.“无忧无畏”的陶勇将军[J].党史博采(纪实),2016,(05):42-46.

[3]张晖.粟裕坎坷磨难的后半生[J].党史博览,2016,(09):36-41.

[4]蒋二明，江舒著. 战将陶勇.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06.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