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太极接替汗王（皇帝）的位置时，他对八旗分散掌握在多个满洲贵族手上感到不满，这引发了一场对满洲贵族权力的重新调整。皇太极意识到通过提高自己的地位，可以有效制衡贵族的势力。因此，在清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年），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消了四大贝勒并坐的仪式，改为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从而在制度上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这种对皇权独尊的觉醒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满洲人经历了由松散部落向严密的八旗转变时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过去，满洲的贵族合议军国大事的情况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绊脚石，尤其是在清代入关后，这种矛盾更加突出。皇太极意识到他必须对抗这种从制度上授予满洲贵族的权力，然而，他选择的方式并非来硬的，而是通过制度对抗制度，通过巧妙的手段来制约他们。
在皇太极的努力下，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将近御治国的理念渗透到清代的政治结构中。这一变革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了“南书房”和后来的“军机处”。这两个制度的建立旨在为皇帝提供更多的政治实权，进一步削弱满洲贵族的议政能力。同时，他通过建立侍卫制度和培养亲信，特别是下五旗贵族的子弟，来限制满洲贵族对政治前途的掌控。
侍卫制度在清代皇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御前侍卫不仅仅是皇帝的警卫，更是高级亲信，负责处理国家大事。清代的皇家侍卫与先前朝代的侍卫有所不同，他们游走于内廷外朝，代表皇帝处理事务。这使得侍卫成为国家中枢的高级秘书，同时也是皇帝身边亲信的代表。这一制度的建立不仅为皇帝提供了可信赖的亲信，还改变了满洲贵族的政治地位，将原本由贵族掌握的政治权力重新集中到皇帝手中。
在侍卫制度的同时，武举制度也开始在清代发挥作用。清代的武举考试成为选拔武官的主要途径。通过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等层层选拔，优秀的武举人成为了清代的武官。其中，皇帝通过设立“南书房”和后来的“军机处”，将武举人引入政治体系，进一步强化了皇权。武举人成为绿营中的重要力量，皇帝通过武进士的选拔和任用，巩固了对绿营的控制，提高了军队的忠诚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侍卫制度和武举制度逐渐融合在一起。皇帝开始直接在侍卫中挑选武进士，并将其任命为侍卫，使其成为皇帝身边的亲信。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皇帝对侍卫的控制，也提升了侍卫的整体素质。武进士们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力量，为皇帝处理国家大事提供了专业的军事智囊。
然而，康熙中期后，随着国家逐渐趋于平稳，战事减少，原本依靠武功的八旗军队开始荒废。八旗子弟逐渐转变为纨绔子弟，上三旗子弟和高官子弟变得更加纨绔。在这一时期，武举人被大规模引入皇宫成为侍卫。这是因为在和平时期，皇帝更加注重近身的文官和武官，而武举人正好符合这一需求。皇帝通过侍卫制度将武举人引入政治体系，继续加强对军队和政权的掌控。
最终，侍卫制度和武举制度的融合，标志着满洲贵族政治的形式化，清代政权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完成。皇帝通过近御治国的方式，削弱了满洲贵族的议政能力，加强了对军队和政权的直接控制。这一历史进程展示了在权谋斗争中，制度的变革和政治力量的调整是不可或缺的。清代的这一演变不仅影响了政治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格局和历史走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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