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九龙老街,一栋陈旧的老式大楼里,租住着特殊的一家五口,这家的男主人正是化名凯音的张国焘。
自1949年冬天不堪国民党压迫,拖家带口搬到香港以后,张国焘便进入一家小报社担任主笔。虽说每天写写专稿和评论,有稳定的收入。但要应付每月高达6000港元的房租,和5口人不菲的生活费,日子还是过得捉襟见肘。
穷困潦倒之下,张国焘曾于1953年、1958年两度向中共中央申请回大陆,并表明了重新报效党和人民,以换取生活补助的愿望。
了解情况后,毛主席当即点头允诺。只不过张国焘作为一个叛变投敌的大叛徒,他既然想被重新接纳、享受福利待遇,自然也得拿出诚意和改过自新的决心。
于是毛主席两次,分别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要求。可谁曾想,张国焘宁愿远赴海外、颠沛流离,直至客死他乡,都没有答应。
毛主席提出的两个要求到底是什么?张国焘又为何选择拒绝呢?
毛主席的至暗时刻
1935年,由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启大长征。两万五千里征程中,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喝雪水、啃树皮,遭受了超乎想象的艰苦考验。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抵达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红四方面军顺利汇合。两大红军主力大会师,战斗力显著增强,这本该是好事,可架不住张国焘开始作妖了。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一见面就向时任中国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发问,打听红一方面军的情况。朱德如实相告,称部队减员惨重,只剩下1万多名骨干精锐,还基本都带着伤病。
张国焘一听,瞬间黑了脸。要知道,彼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兵力。直到会师之前,张国焘一直想当然的以为,红一方面军作为中流砥柱、最大主力,兵力怎么也该有自己的5倍,也就是40万大军。
为此,张国焘还特意委婉的,派人在沿途张贴了不少大幅标语“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不料,实际数字竟只有他预想的四十分之一。
对于如此惨重的伤亡,张国焘非但没有为战士们的牺牲惋惜难过,反倒内心杂念丛生。张国焘心想,两大红军主力就只剩下10万左右兵力,这怎么敌得过上百万国军啊,于是畏惧之下心生退意。
同年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报告指出,下一步两个方面军要受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然而,张国焘却强烈反对,并极力鼓吹挥师南下、退守川甘康地区的个人主张。要知道,西康一带(今四川、西藏部分地区),可在中国版图的最西边。一旦国民党军队闻声而至,我军就等同于自投罗网、瓮中捉鳖。
可无论其余领导人如何反对,张国焘始终一意孤行。他闹得不可开交,情绪激动之下还失态大喊:
“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
张国焘以一己之力,将党内军内搅得气氛紧张异常。
随后出于大局考虑,周恩来主动将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希望权力能够一定程度填补他的贪欲,让他产生责任感,好好带领红四方面军配合组织行动。
结果呢?张国焘得陇望蜀,居然于1935年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还大张旗鼓的叫嚣着,要撤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下令通缉。然后就带着红四方面军往西南去了。
实际结果证明,张国焘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他私心满满的错误决策,直接导致8万大军遭到腰斩。无可奈何之下,他也被迫于1936年6月初宣布取消了所谓的“第二中央”。
张国焘公然分裂党中央,间接导致红四方面军白白送死的恶劣行径,令一众领导、战士怒不可遏。
当他灰溜溜回归以后,党中央对张国焘进行了严厉批判。可谁能料到,没过多久,张国焘非但没有认真悔过反思,反倒一条路走到黑,最终沦为叛变投敌的中共头号大叛徒。
这一事件,也被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的毛主席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张国焘又名特立,1897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乡绅家庭。张国焘自幼家境富裕,不仅从来没有为物质生活发过愁,还接受到了最优良的教育,19岁便进入北京大学读书。
在那个积贫积弱、时局动荡的年代,顺风顺水长大的张国焘,在人群当中总带着一股“鹤立鸡群”的味道。即自信昂扬、喜欢且善于表现自己,还有些傲气和眼高于顶。
源于各方面的综合实力,以及彼时对新思想的追求,张国焘很快就成为了北京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担任北大学生联合会第一任讲演队长,那叫一个风光。
相应的,张国焘也由此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重视。1920年10月,李大钊于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成立“共产党小组”时,张国焘和
罗章龙就是最早加入
的。
看过《觉醒年代》的朋友应该有所了解,“南陈北李”都是实干派,身兼数职,公务繁忙。受此影响,张国焘得到了非常多表现的机会。
例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就代替李大钊担任北京代表出席。1921年底,他更是作为中共代表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还见到了列宁。而这些履历,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元老”添砖加瓦。
不得不说,放眼整个共产党,有谁走的有张国焘顺遂。只可惜,不知道是天性使然,还是安逸惯了、无法承受任何打击,张国焘愣是一遇事就变得“又怂又坏”。
1924年5月底,因为叛徒出卖,张国焘与妻子杨子烈双双被北洋军警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们遭受了各种酷刑拷打,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后来,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声称,这次入狱几乎让他丧失了生命,但他“咬着牙关,忍着巨痛,一言不发,让敌人一无所获”。
但讽刺的是,张国焘口中所谓的宁死不屈全然谎言。解放后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国焘、杨子烈根本没受到太大折磨,因为他们早早便屈服于敌人的棍棒恐吓之下,不仅叫嚣着对加入共产党感到后悔,甚至供出了李大钊等多位党员的身份信息以及秘密活动情报。
靠着出卖恩师和战友,顺利逃脱牢狱之灾,却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树立成战士形象,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无疑令人万分愤慨。
可奈何,他撒谎都不带脸红,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个完美的保护壳,才得以“高枕无忧”。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国焘追名逐利、缺乏实干、知难而退,以及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等缺陷逐渐暴露无遗,他在党内的号召力与支持率也与日俱减。
直到公然分裂共产党、另立“伪中央”失败后,张国焘彻底遭到全党、全军上下的一致批判。尽管张国焘还是落了个“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高职,但面对这种实际边缘化的惩处,一直担任核心领导的他自然心不甘、情不愿。
思想偏激之下,张国焘直接萌生了投靠国民党的念头,并迅速付诸实践。
1938年4月,代表中共中央祭黄帝陵期间,张国焘设法甩脱警卫员,然后在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帮助下逃往西安,叛党投靠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他也于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正式走上了与中共中央相背离的道路。
张国焘自私自利,令人发指的行为,给共产党、红军,乃至中国革命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与损失。
万幸的是,拔除张国焘这颗毒瘤后,中共中央的革命道路顺了不少。先是国共合作、抗日成功,再是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之下,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反观张国焘,自打叛变投敌起,他的人生轨迹便急转直下,再也没有过翻身的时候。
善恶终有报
投靠国民党初期,张国焘是踌躇满志,他信心满满地以为,凭自己曾经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和权力,必定会得到重用,重新开辟一番新天地。
为了证明自己的“投诚”决心,张国焘还特意发表公开宣言,一边大肆诬蔑、抹黑中共路线,另一边还谄媚的将蒋介石奉为“全国唯一的最高领袖”。
只可惜,张国焘这个想法打从一开始,就注定只会是痴心妄想了。毕竟蒋介石可是以“疑心病重”和“排外”著称。例如同为国民党军,但其他军阀手底下的部队就都被统称为“杂牌军”,受中央军轻视不说,还会遭到老蒋的刻意限制与打压。
同理,对于叛徒呢,蒋介石怎么可能施以信任和重用。事实上,蒋介石早曾对戴笠明确指示:
“对共产党叛变过来的人,只能利用,不能亲近。因为他们能叛变共产党,有朝一日也会叛变我们。”
这短短一句话,便已经清晰展现出,作为国民党人的张国焘会是个什么下场。
当然加入国民党之初,张国焘还是受到了蒋介石一行人的尊重与重视。毕竟那时候的他在不明真相的国民党眼中,还是相当具有利用价值的。
蒋介石一来就给张国焘安了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戴笠更是称张国焘为“共产党第三把交椅”,对他寄以厚望。
老蒋交代给张国焘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他去请陈独秀出山,另立一个“新的共产党”。结果可想而知,他遭到陈独秀的严厉驳斥。
开头不顺的张国焘,为了挽回自身有用的形象,赶忙向戴笠主动请缨,表示想成立一个训练班,亲自教授国民党特务该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但他嘴上把策反之法讲得天花乱坠,实则却没溅起半点水花。
就连有一次,戴笠安排张国焘去劝降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张国焘都是以被痛骂一顿草草收场。
这一而再、再而三,国民党高层彻底意识到了,张国焘完全就是个“绣花枕头”,没有半点可利用的价值。
就这样,张国焘彻底被国民党所弃之如敝履。他就像一个破皮球一样,被军统、设计委员会、国民参政会等部门踢来踢去。但无一例外的是,无论身处何处,张国焘都再没得到过重用。
他始终就跟个透明人一样,毫无实权和存在感,还经常遭到部分国民党将领的嘲讽。据说有一次因为用车的事,张国焘甚至在众目睽睽下被沈醉怼哭了。
看看这一连串情况,简直是“自食恶果”的真实写照。
三番五次切断后路
虽不清楚,张国焘有没有对背叛共产党的选择,悔不当初。但可以确认的是,他真的害怕了。
1948年底,眼看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连爆发,解放战争结果一目了然,张国焘慌不择忙的拖家带口逃到中国台北。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毛人凤还特意奉蒋介石之命嘱咐过张国焘,让他留在大陆。毛人凤给出的理由是,反正根据共产党一惯的行事作风,张国焘也不会有性命之忧,留在大陆刚好里应外合。不过转个身毛人凤就向沈醉透露了真实原因:“过去他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真可谓是万人嫌。
只不过,张国焘实在不敢想象被老朋友、小战士齐声指责、批斗,颜面扫地的场景,所以偷偷带着家人逃去了台湾。而公然违背蒋介石命令的举动,也彻底让张国焘在国民党内无容身之地了。
失去所有职务和收入不说,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还强占了张国焘好不容易租下的房子。无可奈何之下,来台湾还不到一年,张国焘就又被迫举家逃亡到中国香港。
然后就是文章最开头的那一幕,张国焘进入一家小报社工作,用稿费艰难的维持着高昂的房租和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费,日子十分拮据。
雪上加霜的是,仅剩的5000美元存款也被张国焘倒腾黄金生意败光了。面对家徒四壁的窘况,出身书香门第、一度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杨子烈,只能辞退女佣,包揽了照顾孩子、打扫家务、洗衣做饭等所有工作,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一次上街买菜时,杨子烈重重摔倒在地,不仅落下腿部轻微残疾,还为了治病欠下大笔外债。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重创联合国军、赢得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消息从大陆传来。
看着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新中国,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模样,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张国焘,心中不禁蠢蠢欲动起来。
1953年张国焘写下一封信件,辗转拜托了多位出版界人士,帮忙将信转交到了毛主席手中。信中,张国焘言辞诚恳的表示:
“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商讨后一致表示,愿意接纳张国焘,并欢迎他回归大陆。唯一只有一个条件——张国焘必须先写一份报告呈交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哪怕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做错了事,先真诚道歉、再获取原谅,都是必须遵守的逻辑。更别说张国焘作为党中央的头号大叛徒,认真审视、反省自己犯下的错,保证悔过自新、痛改前非,显然就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他应该做的本分。
可谁曾想,中央如此大度、网开一面,反倒是张国焘以身体不好、容后再议为由,委婉的拒绝了。
这一往后,就到了1958年10月。不堪贫穷磋磨的张国焘,再次托人向中央表决心,声称愿意为政府做些事,以换取生活补助。
毛主席思索一番后,再次选择首肯。不过作为条件,毛主席没再让张国焘自我反省,而是要求
“张国焘应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
原来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张国焘居然主动向美国出卖过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情报,例如惯用战术等等,以此牟利。只不过因为日新月异,中国志愿军的战略、战术、战斗力相较抗日战争期间,又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张国焘的情报作用并不大,他也渐渐被美方所抛弃。
按理说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千帆过尽仍然愿意再给张国焘一次机会的中共中央,无疑是他那跌无可跌的人生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料,张国焘再一次拒绝了毛主席的要求。
当然,张国焘拒绝的原因,自然不是因为事态败露后无地自容,而纯粹是舍弃不了对美金的迷恋。
总的来说,张国焘就是一个贪得无厌,啥便宜都想占尽,却啥代价都不愿付出的人。他垂涎祖国的繁荣昌盛,想回到大陆舒服养老,却连一句真诚的道歉都说不出口。甚至于继叛逃国民党后,还在中美对战之际,向美方出卖中国的情报,简直把无耻至极发挥到了极致。
就这样,张国焘靠着无底线的作死作妖,彻底毁掉了回归大陆的机会。
他在香港穷困潦倒生活了20余年,后来怀着一丝迷恋与幻想迁居美国,结果发现更加无以为生。
一来他们有两个儿子定居在加拿大,能有个照应;二来,彼时加拿大正施行着“65岁以上老人免费养老”的福利政策。
只不过所谓的养老,也就是在养老院拥有一个免费床位,确保不被饿死罢了。身处异国他乡,张国焘的生活质量和心里状况堪称一塌糊涂,1976年时甚至意外中风,从此瘫痪在床。
1979年12月3日凌晨,张国焘因被子掉落在地、无力捡起,最终在这个零下几十度的深夜里,活活冻死在病床上,终年82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多伦多一座松山墓园内,至死都没能回到大陆、落叶归根。
回顾张国焘的一生,不得不说,他真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果他没有背叛共产党,那么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他必定会名垂青史,让每一代中国人民铭记在心。如果他50年代时,能够知错悔改,至少也不会沦落到遗臭万年、客死他乡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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