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人们都没有完全忘怀二战所带来的创伤，因而当二战的战败国意图通过军备扩张来改变战后安排时，大家总是格外“警惕”，可如果战败国只是为了经济上的发展，那人们对于此的态度就宽容许多。
例如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不少人盼着德国经济发展，好带动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
如今，执掌德国16年的默克尔下台，她在任时并没有遭受太多的舆论攻击，可下台后却屡遭非议，有人说她“绥靖”，有人说她将德国带入了陷阱之中，那么默克尔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她如今遭遇非议呢？
默克尔出生于1954年的汉堡，不过在她小时候，他们全家就已经迁居到勃兰登堡州——在那时，这里属于东德。
默克尔的父亲是一名新教牧师，母亲则从事教育工作，在这样家庭的影响下，默克尔投身科学，她在原民主德国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工作，还于1986年时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不过，1989年柏林墙倒塌将默克尔的命运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她转而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并参加了东德的“民主崛起”组织，在“民主崛起”和基民盟合并后，默克尔又成为了基民盟的党员。
此时的德国等国家，正在经历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美元大幅贬值，全球经济“几家欢喜几家愁”。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赤字剧增，美国希望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其出口竞争力，为此，美国拉着日本、联邦德国等5个国家签订了广场协议，五国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国“有秩序地贬值”。
广场协议让日元、德国马克等货币大幅升值，不过对于两国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在日本，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泡沫极速扩大，一时间日本经济过热，最终在80年代后期泡沫破裂，日本迎来了“失落了的十年”。
可在德国情况却不一样，虽然美元对德国马克的贬值幅度同样高达40%，但在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合并，贫穷的东德却成为了德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有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东德是当时德国经济的“战略纵深”，给西德提供了崭新的发展空间，这让德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强劲的动力，让德国非但没有 落入日本那般境地，还一跃成为了欧洲经济的“领头羊”。
1991年，基民盟的科尔在德国统一后的首次大选中获胜，他再度当选德国总理，这一次他为自己的内阁看中了一个年轻人：默克尔。
默克尔虽然从政经历尚浅，但她身上有着牧师的女儿、科学家、东德移民三重标签，而且她还是一名女性。
也许对于当时的科尔而言，默克尔的多重标签正是最好的政治资本，就这样，默克尔成为了内阁中最年轻的阁员，并开始在德国政坛崭露头角。
尽管从政之初，其他人并不看好默克尔，他们大多认为默克尔是因为身上的标签太过“特殊”才能加入内阁，本身并无太大实力，只是一个“政治花瓶”，但很快，默克尔就让所有人明白，他们的看法完全是肤浅的。
科尔被认为是德国的“统一之父”，他不仅促成了德国的统一，还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因此，他在德国一度享有很高的“人气”。但在一件事情上，科尔却宁可违逆民意也要推行，那就是推行欧元。
当时，德国经济发展良好，民众对于德国马克有着很强的信心，普遍反对欧元。但科尔明白一个统一货币的大市场对于德国经济有多重要，因此他坚持推行欧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导致了科尔和基民盟的败选，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在随后的大选中获胜上台。
对于科尔来说更糟糕的是，下台后，科尔又被曝出政治献金丑闻，这让他在党内也遭到了巨大的非议。
默克尔陷阱：头脑清醒，却过于注重民意？
就在此时，默克尔等人撰写了一篇文章，声称科尔是“害群之马”，号召全体党员与科尔“划清界限”。此事让科尔彻底“退休”，而默克尔则因此当选为基民盟主席，登上了基民盟的权力巅峰。
在基民盟，默克尔的政治手段变得日益老练，大家不再将她视为是“政治花瓶”“科尔的小女孩”，而开始将她看作是德国的“铁娘子”。与此同时，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也犯下了“逆民意而行”的致命错误。
2003年起，施罗德为了争夺经济市场，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其中一条关于失业金方案的改革，引起了德国民众极大地反对。
原本，德国的失业救济金和民众失业前的工资挂钩，也就是说，失业前工资越高，能够 领到的救济金就越多；可施罗德却提出要将长期事业失业金改革为“固定收入”，这当然引起了高收入人士的不满。
民众的不满不断发酵，导致施罗德总理的位置岌岌可危，最终，德国提前大选，施罗德黯然下台，而默克尔则在选举中获胜，成为了德国的新任总理，并开启了她执掌德国16年的时代。
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与其说默克尔的政治才华十分高超，倒不如说，默克尔“生在了一个好时代”，她当选时，享受的是前任所留下的政治遗产：科尔、施罗德等人将一个繁荣的德国“送给”了默克尔。
无可否认的是，施罗德的大多数改革都是在为德国的未来考虑，只不过他改革的成效在默克尔的任期内才真正显现。
正是施罗德的改革，让德国能够迅速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数据显示，在欧洲经济普遍放缓甚至是衰退的情况下，德国的人均GDP却大幅增加了20%，虽然说这与默克尔善于守成有关，但同样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但默克尔能够执掌德国16年，当然也是有过人之处的，她头脑清醒、富有远见，并且她坚决吸取了前任的教训，不做那些违背民意的事情。
举例而言，2015年，在对待难民问题上，其实默克尔的头脑是十分清楚的：她明白德国不可能无限制地接收难民，因此，她曾在媒体上、当着公众的面拒绝了难民“留在德国”的要求。
但这一举动却遭来了巨大的非议，不仅难民们批判默克尔，德国人民同样如此，他们“圣母心”发作，将她称之为“肮脏的政客”，认为她毫无同情心。
面对舆论的海啸，默克尔当即改变立场，同意“无限制”接受难民。
那一时期，大约有300万难民涌入欧洲，其中大部分进入了德国。默克尔遵循了民意，而德国人民也不得不为他们的行为买单：大批量难民的涌入，导致德国社会治安下降、社会问题频发。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默克尔作为物理学家，她清楚地明白，核能是一种清洁能源，但由于民众的反对，她不得不关闭核电站项目，这加剧了德国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也造成了乌克兰危机后，现在德国能源缺乏的困境。
默克尔畏惧民意的问题，在她执政期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却给德国挖下了巨大的陷阱。
因为她的不少政策，实际上在“逻辑”上并不通畅，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而一旦当经济增长放缓，乃至陷入衰退，那么所有的隐患都将可能成为巨大的危机。
这仿佛是某种“沉睡魔咒”，在最初时并没有显现出它的效力，但“定时炸弹”终将爆炸。
朔尔茨能否打破“沉睡魔咒”？
2021年10月，默克尔正式结束了自己长达16年的任期；12月，朔尔茨正式上台执政，而朔尔茨上台不久，就迎来了一件大事：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反俄情绪更加浓重，在德国同样如此。为了制裁俄罗斯，美西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俄罗斯进行能源禁运、暂停北溪二号等等。
一开始，这确实对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可事到如今，大家都已经看出来，由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这些所谓的“制裁”，只会让欧洲的社会经济更加糟糕。
默克尔留下的“陷阱”，终于坑了把朔尔茨。由于默克尔在任时并没有理清楚国家政策的逻辑，现在这件事只能交给朔尔茨了。
对于朔尔茨来说，是时候选择一条逻辑通畅的道路了。例如，如果朔尔茨真的想要实现俄欧脱钩，那么，德国就必须要放弃一部分所谓的“环保主张”，并接受高通胀带来的阵痛。
事实上，德国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在能源危机之下，德国已经决定陆续重启12做燃煤电厂，燃煤发电量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到35%，而此前，默克尔政府曾宣布德国将在2038年彻底停止一切燃煤电厂的运营。
哪怕是主张环保、诞生于反核运动的德国绿党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目标，延长了弃核计划的时间表：本来德国绿党计划在今年底彻底“弃核”，但现在不得不松口延期。
这说明，朔尔茨正试图努力让德国走出曾经“逻辑不通”的“默克尔陷阱”，走出一条真正能让德国崛起的道路。而朔尔茨的访华行程，正好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在首趟境内外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从西安开往德国之际。
在电热毯、保暖内衣等取暖产品畅销欧洲的大背景下，朔尔茨明确表态“不希望与中国脱钩”，并在“寻求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意味着朔尔茨希望摆脱美国的影响，在别的方面同样走出一条“逻辑通顺”的道路。
一方面，朔尔茨上任不久就已经提出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预算，就算被怀疑德国是在打破二战后的“绝对禁忌”、是在“重新武装”，朔尔茨也希望能给德国争取到更多“主动”。
另外一方面，朔尔茨访华显然证明了他并不想彻底“顺从”于美国，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放弃本国的利益。
这是朔尔茨首次访华，也是新冠疫情以来首位欧洲领导人访华，外界不可能不予以重视，况且，朔尔茨还不是自己来的，他还带来了一个堪称豪华的“商业大佬团队”。
大众、宝马、西门子、拜耳等我国民众熟悉品牌的高层纷纷跟随朔尔茨访华，根据媒体报道，实际上有100人想要报名参加此次访华的商业代表团，但最终朔尔茨只选择了12人。
毕竟，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的企业似乎都在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希望深化对华合作。
数据显示，今年8个月，欧盟对华投资的同比增长已经超过了123%，也就是说，尽管美国一直在从中作梗、鼓吹“对华脱钩”，但欧洲企业还是坚定地走在“对华投资”的道路上，美国对于欧洲的影响力似乎并没有之前那么强。
朔尔茨的这次访华，可能是中德乃至中欧关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代表着德国再次开始以务实态度处理对华关系，这会给其他欧洲国家、欧洲企业传递出积极信号，让他们知道，“对华脱钩”根本行不通，也将积极促进中欧双边关系的发展。
也许，德国想要在军事上“再武装”还得等很长一段时间，但如果朔尔茨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么，打破“沉睡魔咒”、实现德国在社会经济上的“再次崛起”还是有可能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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