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花坞东,始信峰下。
一群古装扮相的人,在青松翠柏之下舞枪弄棒;一对侠侣风范的青年男女,在山水之间谈情说爱。
周遭是横七竖八的摄影、摄像器材,旁边坐着的是颇具威严的导演。
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剧组工作人员拦住了一众上山的游客,试图向他们解释着什么。
导演有些不耐烦了,蹙着眉头向来人的方向望了一眼。
可正是这一眼,让他迟愣在那里,似乎是坐在椅子上不会动了。脑海里浮过一幅画面,心脏也跳跃得更加激烈。
是激动,更是兴奋,促使着他从椅子上跳了下来,飞奔着跑了过去。
还未及人群,他便露出了难以掩饰的高兴,摇摆着手高喊了一句话,一句惊呆了剧组所有人员的话。
“您是邓大人吗?是邓大人吗?”
导演一把拨开了剧务人员,紧紧握住了一只厚实有力的手。
那导演正是香港著名影视导演张鑫炎,而站在他面前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的老者,正是邓小平。
在张鑫炎的盛情邀请之下,邓小平和剧组工作人员拍了几张合影。
而如今,陈列在北京电影博物馆中,邓小平与香港影视演员鲍起静、方平的合影,便是其中的一张。
在影视界看来,这张照片不仅是唯一一张,邓小平和香港演员的合影,更是见证了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
岂不知,在这张照片背后所蕴涵的,则是邓公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旅游事业的深谋远虑和英明决策。
那是1979年7月中旬的一天,烈日照耀下的黄山,闪耀出烨烨金辉。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成群结队地游走在陡峻险峭的山路上,一边抱怨着天气的酷热难耐,一边又赞叹着黄山的美妙绝伦。
中午方过,阳光洒在了桃花峰的半山腰上,照进了飞檐斗拱的观瀑楼里。一辆披满尘土的中型面包车,向着观瀑楼的方向缓缓开来。
那车上坐着的正是邓小平和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万里。
从繁昌火车站到黄山脚下,已经走了大半天的时间。炎炎夏日,早已热得众人汗流浃背。邓小平一边拿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饶有兴致地和万里聊着什么。
安徽省委,本是为他安排了更为舒适的小轿车的,可他却执意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
聊到第二天游山的行程,万里表示已经准备了滑竿,建议他乘坐滑竿浏览黄山。可当小平同志听到这个安排时,却显得有些不高兴了。
他说,滑竿他是坚决不坐的,要一步步地走到山顶。随即,他还和万里进行了“约法三章”。
第一,便是不封山,不能因为他的到来,而影响到其他游客登山;第二,则是坚决不坐滑竿,他下定了决心,要步行上去;第三条,也是他再三强调的,他此次浏览黄山,是趁休假来的,所以不要对外宣传。
他所说的每句话,似乎都在暗示着他此次前来,纯粹是为了欣赏黄山的绮丽风光。
在观瀑楼修整了一夜后,邓小平的黄山之旅也正式开启了。第二天一早,他便在万里等人的陪同下向着玉屏峰的方向出发。
从慈光阁到玉屏峰,虽说风景秀丽、美不胜收,但一路上的八百多个台阶,也是地势陡峭、崎岖难行。
年过六旬的万里,都绝无把握步行上去。更何况,时年已经是75岁高龄的邓小平。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黄山管理处还是为他预备了滑竿。
每行一段路程,身边的工作人员总要上前问问他,要不要休息休息,坐滑竿上去。可小平同志,却总是笑着摆摆手。
“长征我都过来了,这点路还走不动吗?”
他依旧是匀着步,不快不慢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和随行的同志有说有笑。
正值暑假,黄山上的游客便比往常要多些。一些学生偶遇到他,便仗着胆子请求与他合影,他是无不应允。期间,还一直鼓励着他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碰到普通的人民群众,邓小平也是与他们主动攀谈。聊些家长里短,问问家里的生活状况。他相信,只要大伙一起努力,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
身为重要领导,可在人民群众当中,他却如此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试问,谁又不想在这黄山上与他相谋一面呢?
虽说,他一再表示不对外宣传,可邓小平登黄山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传遍了黄山的各个角落,也传遍了整个皖南。
四面八方的人向着黄山接踵而至,小平同志的登山队伍,也是越来越庞大。
看着身后的人有些累了,他还主动给大家分享起了登山的技巧。他对大伙说,登山要把裤管挽起来,挽到膝盖以上,这样走起来省力。
登山步子要匀称,不要快,也不要慢,一阶一阶地往上走。既能欣赏到周边的风光,还能保存体力。
众人也都纷纷效仿起了他的样子,把裤管挽了起来。一眼望去,整个山路上都是挽着裤管前行的游客。一瞬间,也变成了黄山上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从慈光阁到半山寺,再到蓬莱三岛。那天晚上,邓小平便驻足在了玉屏峰前的玉屏楼。
临近休息,秘书突然来到他的近前,跟他说了一件事。邓小平方才还微笑着的脸上,又露出了几丝不悦。
原来山上不少的游客,听说邓公来了,为求能见他一面,便纷纷打听起了他的行程。听说他住在玉屏楼宾馆后,便都向着玉屏楼走来。
玉屏楼宾馆本是接待贵宾用的,是黄山上仅有的三家宾馆之一。虽说上下两层,也不过只有18间客房而已。平日里游客多了,也只能是搭建一些临时住所。
那天,涌现在玉屏楼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大多数人只能待在外面的空地上。秘书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向小平同志做了汇报。
邓公听此,脸上顿时浮现除了愠色:
“那怎么行!山上早晚温差大,在外面待一宿不感冒,也得生病。”
他随即做出了相应安排。他说他和卓琳住一间,万里和秘书住一间,其余的随行人员四人一间,把客房腾出来,给外面的群众住。
然而客房终究是有限的。他思忖了片刻又指示道,走廊和餐厅也是可以住的嘛,把凳子桌子移出来,让群众们临时将就一宿。
这无论如何,也总要比四处刮着山风的外面强得多。
已是来到黄山的第三天,邓小平便把目标定格在了“三面临空、奇松林立”的始信峰。随行人员建议他乘坐滑竿,可他还是坚决拾级而上。
也正因此,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就在那始信峰下,极目远眺的邓小平,不经意间瞥到了一众身着古装的人影。饶有兴致的他便拄着登山杖走了过去,想一探究竟。
起先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两个年轻人。
邓公问他们在干什么,那两个年轻人用着蹩脚的普通话回答,他们是在拍戏,不方便外人观看,希望他们尽快离开。
身边的工作人员还试图与那两个年轻人沟通一下,可那两个年经人总是不允。也就是这样,这才吵到了正在导戏的张鑫炎。
时年四十多岁的张鑫炎,已经导了不少名作,是香港颇有名气的影视导演。听到旁边有吵闹之声,影响了拍摄进度,也就有些烦躁。
刚想发作的他,随后向那边看了一眼。也正是那一眼,让他看到了邓小平。
当时香港与内地的联结还不紧密。虽然不少香港人都知道邓公此人,然而见过他的却寥寥无几。即便是见过,也无非是在电视或是报纸上。
张鑫炎看到邓公的那一刻,恍惚间觉得眼前的这位老人如此的熟悉。他脑海里浮现过一幅又一幅的画面,最终停留在“邓大人”这三个字上。
再三确认过之后,张鑫炎断定那位老人是邓小平无疑了。他这才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想一睹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风采。
张鑫炎跑到邓公的面前,还没等邓公说话,便先做起了自我介绍。
当小平同志得知他们是香港的剧组,正在拍摄一部武侠电影的时候,还兴致盎然的问起了什么电影。
“我们正在拍《白发魔女传》,一部武侠电影”。
“这个我知道,是梁羽生的作品嘛。”
整个剧组包括张鑫炎在内,谁都没能料到,这位日夜为国事操劳的“邓大人”,不仅知道这部作品,还能直接说出作者的本名。
这着实有些让人意外,又让人感到惊喜。
这样的邂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激动万分的张鑫炎赶紧把男女主鲍起静和方平喊了过来,把他们一一介绍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与他们也是相聊甚欢。
张鑫炎鼓足勇气向小平同志提出了合影的请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原是拒绝的,毕竟始信峰下的道路太过崎岖,而且极其的狭窄。
可小平同志还是答应了,也就留下了他与香港影视演员唯一的合影。
临别之际,张鑫炎看着邓公远去的身影,兴奋之余又觉的有些遗憾。毕竟相遇的时间太短,还有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还未请教。
就在他有些叹息的时候,邓公的秘书又转身回来了,他对张鑫炎说,小平同志明天还来探班。这让张鑫炎又有些激动。
那天晚上,剧组还特意邀请了邓公一行和他们一起看电影。考虑到剧组大部分是香港人,几乎不会说普通话,还特意安排了鲍起静临时做小平同志的翻译。
鲍起静祖籍就是安徽,父亲鲍方是老一辈的电影人,母亲也是著名的演员。
张鑫炎把她安排在邓小平的身边,一方面是方便双方的沟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她能从邓公的身上学到些许的人生经验。
电影开始之前,鲍起静还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希望能和邓公多做些交流。然而当她真正坐在邓公身边的时候,她却紧张的像个小女孩。
事先在脑海里打下的草稿,瞬间化作了一张白纸。
她像个乖巧懂事的姑娘,邓公问一句,她回答一句。邓公不说话,她也不再言语。清凉的山风吹过,可鲍起静的手心却攥出了汗。
剧组的人员看来眼里,却又都替她急在心里,恨不得替她把话说出来。
可直到电影结束,邓公离开。鲍起静才觉得后悔。身边坐着这样一个大人物,她却紧张的说不出话,但凡能得到一丁点的指引,恐怕都够她受用一生。
多年之后,每每想起这段往事,鲍起静依然觉的有些遗憾不已。
邓公前来探班。张鑫炎还特意安排了一场打戏给小平同志观看,用自己的专业表达着对邓公的敬意。
分别之际,邓公对香港的影视团队表达了赞许,鼓励张鑫炎他们一定要多多到内地来拍摄影视作品,多多替内地的风景名胜宣传。
他还半开玩笑的说,等电影制作好了,一定要寄给他一份。
相逢总是短暂的,邓公探班结束后,便与张鑫炎等人握手分别,最后又回到了观瀑楼。
而长城影视公司的外景队长,也在当天向香港发回了特大喜讯,在黄山巧遇了邓小平。这个消息也为这部电影起到了不小的加持作用。
影片上映的时候,不少人都挤进了电影院。欣赏这部武侠巨作之时,也在电影中欣赏到了黄山上的奇观美景。
三天的游山,对75岁高龄的邓小平而言,不能说是不累。
可回到观瀑楼的第一时间,他还是召集了安徽省委和徽州地位的领导干部,开了一场时间并不短的座谈会。
改革开放之初,邓公把心思着重的放在了经济发展的事业上。他所到的任何一处,都有着极具代表性的意义。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上的奇松怪石、云海波涛举世闻名。可皖南山区的群众却捧着这座金山,过着讨饭吃的苦日子。邓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这次的黄山之行表面上是游山,可实际上是对黄山进行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实地考察。他是在为推广黄山寻找方案,他是在为中国的旅游事业谋定一盘大棋。
早在一年多前,邓公就在多个会议上强调,一定要把旅游事业搞起来,把对外旅游当做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项重点工作。
那时,旅游业已经是西方经济发展的第一大产业,然而在国内却没有得到重视。
因为思想上的保守,许多人还把旅游当作普通的对外接待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的经验。
中国地大物博、山河秀美、风光无限,如果能把这些现有的资源利用好,便能迅速带动经济的发展,储备的外汇又能反过来服务于其它行业的兴起,提高经济发展的步伐。
他还算过这么一笔账。一年有一千万的境外游客,一人花费一千美元,那一年下来就是一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就算一半,一年也能创汇50亿美元。
所以,他对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提出了具体的目标,那就是到20世纪末,实现年创汇一百亿美元的目标。
然而在那个时代,一年的创汇总额也不过才2亿多美元而已,很多人都觉的这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时中国的旅游事业,几乎是在零的起步阶段。
处于无概念、无规模、无市场、无目标,也无政策的“五无状态”。面临基础设施不完善、酒店宾馆不够住,服务意识不到位的诸项难题。
从北京去趟长城要花费五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
外国游客来了,更是不知道该往何处安排,总是吃完烤鸭、去过长城,晚上看完表演节目后,才临时安排住处。
一些归国华侨去往桂林游玩之后,更是留下让人哭笑不得的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来桂林睡地下。”
黄山作为一张举世闻名的明信片,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难题。
那时距离黄山最近的火车站便是繁昌小站,可从繁昌到黄山还有230公里的路程。道路更是崎岖难行。外国游客来了,往往在路上就要花费几天的时间。
玉屏楼作为接待贵宾的宾馆,也是极其的寒酸,屋子里除了一个电灯泡、一张床、一个小桌子之外,几乎再也没有其它的设施,就连窗帘都没有。
虽说床单看起来是洗的干净的,可掀开一看,底下的床褥却是乌黑一片,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
座谈会上,邓公把这些问题都一一提了出来。
他说,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他们发财的好地方。当地政府要有些雄心壮志,要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在那场座谈会上,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伟目标。邓公就像是聊天一般,微言巨细的把黄山旅游事业的发展娓娓道来。
大到修路,基础设置、服务态度,小到餐饮、床单,他都一一的强调,就连床单要一天一换,这样的小事,他也考虑到了。
黄山美在就美在那些奇松怪石,他又多次的强调,一定要把治山放到重中之重,既要搞建设,又要保护好环境。
至于饭菜如何改善,门票如何定价他也一一想到了。要向外国学习,中国人一个价,外国人一个价。要在每个宾馆都要搞纪念品,搞小包装的茶叶,包装的精美一些。
在那次座谈会上,邓公给在场的所有人好好的上了一课。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一个旅游事业竟然有着这么多的门道,也有着这么多的好处。旅游是大有搞头,也大有作为。
黄山只是一个点,但也却代表了当时国内的旅游状况。离开黄山之后,他又去往了峨眉山、苏州等地。
整个中国的旅游事业也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发展阶段。
没有路就修路,没有宾馆便引进宾馆。一个个合资饭店拔地而起,一套套先进的管理经验也被引入国内。
仅十几年的发展,邓公当年设立的目标就提前实现。1996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年创汇一百亿美元的目标。
2019年,是邓公游黄山的四十周年。
那年的黄山,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7400多万人次,是当年的700多倍,其中入境旅游达到了280多万。仅一个黄山就创造了9.3亿美元的外汇。
当年全国总入境游客达到了1.45亿人次,是邓公当年预想的10倍之多,而外汇收入更是达到了1300多亿,也得到了10倍之多。
中国的旅游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这也源于邓公当年的高瞻远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