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俄两国在希腊共同利益上的分歧点是什么?

#历史开讲#

19世纪,英俄两国在希腊共同利益上的分歧点是什么?英俄两国在希腊问题上既存在共同利益,也有着明显分歧。而正是英国和俄国在希腊问题上的利益与分歧体现了希腊独立战争时期英俄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可以说两国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且两国对希腊问题的介入程度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两国在希腊的势力可谓此消彼长。因此英俄两国在希腊问题上的互动可以用“博弈”一词来形容。

共同利益的表现

希腊独立战争战争初期,即1821-1823年,英国的两位外交大臣卡斯尔累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1769-1822)和乔治·坎宁(1770-1827)相继主管英国的外交事务,而俄国主要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外交大臣涅塞尔罗德与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来主导外交事务。

这一时期,英俄两国都将希腊问题看作近东问题的一部分,认为在希腊独立战争在内的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奥斯曼帝国在近东地区的控制力会进一步下降,甚至奥斯曼帝国在近东地区建立的统治秩序都有瓦解的可能。

而这会使得欧洲列强苦心经营的“维也纳体系下的和平”遭到破坏,其后果不堪设想,甚至有引发下一次欧洲乃至更大范围国际战争的可能性。

因此两国都主张维持和会体系以及卡斯尔累与梅特涅主导建立的“欧洲协调”机制,特别是在反对法国染指近东事务的这一方面,两国具有合作的空间;

无论是卡斯尔累还是亚历山大一世,都属于英俄两国国内的保守主义者。

他们都主张维持国内现有的政治秩序和“欧洲均势”,对欧洲及其殖民地爆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持怀疑、批判甚至反对的态度,担心法国“革命派”势力会借助这些运动进行颠覆欧洲各君主国政权的活动。

“认为维持维也纳体系下的“正统主义”原则符合本国的利益,因此1821-1823年期间,两国对希腊问题都持严守中立的态度,不敢“越雷池一步”。

而即使是1823年继卡斯尔累之后的坎宁执掌英国外交时,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而只是改变了卡斯尔累时期“不干涉”的外交方针。但英俄两国在希腊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

利益分歧的表现

第一,英国与俄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存在竞争,双方在近东事务上互不信任也互相提防。英国一直以来反对俄国在内的欧陆列强在近东地区的扩张,特别是要提防俄国借助希腊问题插手巴尔干事务,进而扩大其在巴尔干东正教各族中的影响力。

英国担心俄国一旦支持或干涉希腊独立战争,那么希腊必然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于俄国,新生的希腊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也势必会倾向于俄国,这就威胁到了英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也不符合英国致力于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主张。

而俄国则不会因为英国的干涉和阻挠而轻易收手,因为这关乎俄国在近东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第二,英俄两国在希腊问题上外交行动的空间和约束条件不同,由此决定了两国在希腊问题上实现其利益诉求的可能性不同。

俄国与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同属于“神圣同盟”的成员国,承担着维护“正统主义”的责任和义务,即一旦各成员国内爆发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其他成员国要联合起来镇压,保卫其正统君主的统治,以维护欧洲各君主制国家的统治秩序。

因此,俄国的外交行动要受制于神圣同盟其他成员的约束,特别是维也纳体系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其能够独立行动的空间很小。

虽然俄国政府和民间都有相当数量的亲希腊人群,沙皇本人也以巴尔干基督徒的保护者自居,但最终俄国的决定仍然其他成员国态度的影响;

而英国游离于同盟之外,对欧洲大陆事务采取“光荣孤立”的政策,在外交行动上相对自由。

但英国的“孤立主义”也并非完全超脱于欧陆事务之外,1815年英国虽然没有加入神圣同盟,但在同年11月与俄、奥、普三国组成“四国同盟”,作为英国对欧陆外交政策的基石。

后来法国的加入使得其扩大为五国。

相比希腊独立战争这样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英国更关心维护各大国之间的均势,主张用“四国同盟”来保证欧洲各国之间的边境安全,阻止任何一国扩张自己的势力。如果俄国企图违反同盟的协议,英国可以联合法、奥、普等国对俄施压,迫使其外交行为回到同盟的框架和行动边界内。

综上所述,在希腊问题上,英国外交行动的空间较大,所受到的约束较小,而俄国则恰恰相反。英国在希腊问题上既可以抛开神圣同盟独立行事,又可以通过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行动在欧洲列强的角逐中玩“搞平衡”的游戏,在具体行动上牢牢掌握着主动权;而俄国在希腊问题上则是较为被动的一方。

因为沙皇政府必须考虑到神圣同盟其他成员国的利益,也要考虑英国的态度,在外交行动中一旦抛开同盟单独行动,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纷争,进而损害俄国神圣同盟领导者和欧洲君主制捍卫者的形象和威信。

对待希腊问题的态度

当俄、普、奥等国于1821年1月开始召开的莱巴赫会议还在进行中,欧洲列强在听到希腊起义的消息后大吃一惊。俄国沙皇确信这是由一个位于巴黎的邪恶的“中央管理委员会”策划的。梅特涅认为奥斯曼人土耳其和希腊人“超越了文明的界限”,并希望起义“自行平息”。

像法国和普鲁士一样,卡斯尔累代表英国选择了严守中立。

参会的欧洲列强代表一致同意谴责希腊起义。尽管如此,起初希腊问题并未引起列强的注意,当时欧洲列强关注的焦点是此前就已爆发的西班牙、意大利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葡萄牙等国反专制的民主革命。

1822年10月-12月,在讨论有关希腊问题的维罗纳会议上,俄、普、奥为首的神圣同盟各国一致谴责希腊起义,认为它是对正统君主的背叛。梅特涅基于“正统主义”的原则,以及防止俄国利用希腊问题发动下一次对土战争的需要,公开谴责希腊起义。

因为对梅特涅来说,他认为希腊的起义是一种危险的麻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希腊起义军是一群纵火犯,应该为了欧洲的秩序而迅速将其扑灭”,而且“当然不能允许他们破坏他认为合法君主制所依赖的俄奥两国之间的协调行动”。

简言之,梅特涅就是为了尽快结束希腊起义,因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梅特涅想要看到的结果。

这里有必要着重分析一下英国和俄国对希腊问题的态度。俄国对希腊起义的态度从官方层面来看当然是反对的。

当1821年2月多瑙河两公国的希腊起义爆发后,亚历山大一世命令伊普西兰蒂斯停止武装起义并且将其开除军籍,拒绝支持并援助希腊起义。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得沙皇本人及相当一部分俄国贵族十分同情希腊人的处境,并谴责素丹的行为。这是因为:对于素丹政府来说,这次希腊起义是出乎意料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一场帝国内的剧变正在酝酿之中,或者可能是“太过骄横以至于很容易惊慌失措”。

马哈茂德二世得出的结论是:希腊起义是由俄国人在背后策划并领导的,并且直到战争结束他都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虽然事实证明这一观点属于他的主观臆断。随着希腊人屠杀穆斯林的消息不断传来,认为“东正教米勒特要杀死所有的穆斯林”的观点在素丹宫廷内越发盛行。

因此,他们不再被素丹视为迪米,而是哈尔比,即反伊斯兰教的武装团体。

在起义的头几个月里,伯罗奔尼撒半岛有1.5万到2万名穆斯林被希腊起义军“毫无怜悯或懊悔地”杀害,而这一桩桩人间惨剧在欧洲几乎没有引起列强的注意。

马哈茂德二世无法惩罚那些希腊人的暴行,就将怒火发泄到君士坦丁堡及其临近城市的希腊臣民身上,他下令处决了五十多个声名显赫的法纳尔人,他允许穆斯林暴民对君士坦丁堡数千名希腊平民进行血腥屠杀,数百座教堂被焚毁,以示对希腊起义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对穆斯林平民屠杀事件的报复,这一行为使整个欧洲感到震惊。

包括沙皇在内的俄国人对这一事件都感到非常愤怒,一场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似乎就要爆发了。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罗格诺夫立即向奥斯曼帝国发出强硬照会,警告素丹政府不要借镇压政治叛乱的机会,制造反对他的基督教臣民的宗教战争。

素丹的外交大臣雷斯·埃芬迪告诉斯特罗格诺夫,素丹对事先知晓友谊社发动叛乱的阴谋的大主教提出了指控,并且证据确凿,而奥斯曼帝国对希腊起义的反应并不意味着对基督教世界的全面战争。由于对素丹政府的这一官方回应十分不满,斯特罗格诺夫愤而离开君士坦丁堡,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断绝外交关系,一时间俄土之间剑拔弩张,近东危机大有擦枪走火之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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