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边经略的失败
东汉王朝与北边匈奴的冲突，引发了东北边的边患和西域诸国的入侵——在东汉前中期解决四边经略矛盾时，中央政权是能够洞察种矛盾上的关联，对西域开拓就是意识到西边与北边的矛盾联系而做出的积极规划。东汉建立之初，北边的矛盾以匈奴民族为核心：由于统治疆域的天然链接，两汉之际西域的再次役属匈奴，东北边乌桓鲜卑也对匈奴臣服。
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王朝重点打击匈奴使匈奴分裂安抚西域和东北民族，使北边安定。在北边稍定后，又促进了西域经略和东北边的稳定，最终使北边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四边经略的稳定也会彼此联系，形成合力。这也是东汉王朝前期边疆战略规划中值得肯定的部分。同时在汉王朝以夷制夷的经略思想，也使各边民族经常互相支援，维护边疆局势。
东汉建国初期，东北边局势的平定安稳对当时抵挡匈奴入侵，分化联合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后南匈奴的内附，北边局势的安稳又助力了西域的收复。西南夷地区板楯蛮对西边、东南边经略安稳的作用“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蛮连摧破之。南征武陵亦倚板楯蛮以成其功。”
在东汉王朝末期，东北边鲜卑族的入侵也多次依靠匈奴族的助力“（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击鲜卑，破之”。但东汉中后期后，国家实力下降，昏暗的中央朝政对矛盾的变化难以把握。不仅忽视了北边民族之间实力的巨大变化，使鲜卑族迅速强大，成为边疆动荡的新问题。同时也对西边经略处理不当，使西边经略的失败对东汉王朝的四边经略造成整体性的负面影响。
西边经略失败时爆发的叛乱曾经迫使汉王朝“府帑空竭”、“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因而只能“诏罢都护”放弃过对西域的控制。西羌叛乱也多次向中原腹地深入使三辅等地产生严重破坏，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使“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西边经略受到重挫，继而干扰到了汉王朝的北边经略。
不仅使帝国面对巨大的经济损失，难以支付对北边诸族的赏赐，而且由于中原地区遭受巨大损害，在永初三年时也引起了匈奴的觊觎“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而永初三年正是与西羌诸族战争激烈的时期“三年春，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战每不利，众羌乘胜，汉兵数挫”。
西边经略的失败不仅冲击干扰了东汉王朝的北边经略，也对西南地区的经略造成影响“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
西边经略的动荡，冲击了东汉王朝四边经略的整体局势，同时对王朝的统治造成了大量伤害，使汉王朝元气大伤“发冢露胔，死生涂炭”国力明显下降，边疆经略陷入困境。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没有能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对诸民族的认知依旧如固，整体呈消极防御的态势。对“西边”整体战略规划的缺乏，只不断进行严苛的武力镇压，结果反而导致西边陷入长期动荡中，进而对汉帝国整体的边疆经略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后果。
在这处理四边的矛盾关联而进行的边疆战略规划中，东汉王朝的国家实力一直是影响经略结果的核心。建国之初，国力凋敝，面对匈奴的威胁，集中力量重视“北边”对其余边疆保持有限的干涉，虽显得较为消极，但也是符合客观现实的战略部署。
国力上升期，便能因势导利，通过处理好与矛盾核心民族的关系，重点打击，招抚分化，而在其余边疆矛盾爆发后又能及时调整，为“北边”而展开“西北边”的经略，取得开拓与安宁。但从中后期开始，国力下沉，官僚腐朽便只能被动应对，坐视一边之矛盾逐渐冲击整体局势，边疆不复安宁。
东汉王朝四边民族关系的变化
长期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原王朝的统治秩序中扮演着“侵略者、臣服者和朝贡者”的角色。“四边”与“四夷”的对应决定了中原王朝在进行边疆经略时必须注重处理与边疆民族关系。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呈现一种较为明显的变化趋势：东汉王朝建立后，成功的四边经略使边疆诸民族认同汉王朝的统治，并开始向内地迁徙，逐渐内属、汉化，并在边疆战略中引导安抚诸民族的内附。
到王朝中后期，由于政治昏暗，矛盾重重，王朝的四边经略陷入了困境，又使边疆民族频发叛乱，产生了明显的离心倾向。但总体上的诸族内附、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仍在继续。
东汉中前期诸民族的内附
东汉帝国是西汉帝国的继承和再造。西汉时期的边疆经略成果自然为东汉所继承。东汉王朝建立后，一些在西汉时期与中原王朝关系亲密的民族自然而然的开始请求内附。随着“大一统”思想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华夷之辩”思想又有了新变化：一部分士人认为华夏要负责对蛮夷的教化，促成其成为华夏之民，是为“王者欲一乎天下”。
在这种经略思想指导下，国力上行的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的内附、内属呈积极态度。东汉王朝的边疆民族内附形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南北差异。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北方诸族经过王莽变乱，对中原王朝的统治认同较低，常常钞掠帝国北边。
东汉王朝在经历初期的消极防御后，国力逐渐恢复，开始积极主动出击，而分裂的匈奴族也在汉王朝的经略下开始主动向中原王朝内附“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乌桓与鲜卑族在匈奴衰弱和汉王朝军事打击的双重作用下也“并入朝贡”开始内附。
在通过军事力量使北边诸族开始内附后，汉王朝又通过经济手段厚赏巩固了北边诸族对汉王朝的臣署，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给匈奴部达每年一亿九十余万，赐予鲜卑的达每年二亿七千万。以极为强势的经济扶持进一步强化了北边诸族的内附倾向。但北边民族的内附更多的是受汉王朝军事威慑和经济收买所致，这种内附对汉王朝的国力、经济有更多的要求。
在汉王朝国力强盛、经济良好时尚可支持，但一旦国力下行就会再次陷入动荡之中。与北边诸族相比，南边诸族的内附相对温和安定。中原王朝的南部边疆经历了漫长的征服过程，到西汉中期对其非统治已趋于稳定。
西汉统治时期，又随着军队、官吏和移民的大规模进入使南边诸族出现了渐进式的汉化倾向“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两汉相交动荡之时，南方诸族没有形成较大的割据势力或部族联合。
在东汉王朝统一后，较为迅速的恢复了对其的控制，并进行了相对温和的经略手段，这使南边诸族便有了较强的内属倾向，如哀牢夷，侥种夷陆类，大羊夷八种等诸多民族等。而东汉王朝对南边战略的忽视，使其同更倾向于任命政化清平的良吏来实现稳定统治，这进一步促进了南边诸族对中原王朝统治的认同。
汉王朝以夷治夷、策封君长的经略手段也将南边诸族主动纳入自己的统治秩序中。这使南边诸族对东汉王朝有着较强的国家认同。西边形势则相对复杂，由于东汉王朝早期经略重心在南北方向，故此对西边的经略相对消极保守。
在建武年间面对西域诸国的主动归附时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的理由拒绝，只授予西域诸国中亲汉势力官职以安抚。而西羌民族当时与汉民族矛盾激烈，双方长期处于战争中，直到中期西羌大酋滇吾的战败归附才建立起藩属关系。之后的经略中矛盾频发，但汉王朝还是武力保证了西边诸族的内属。
东汉王朝建立后，逐渐恢复增强的国力支持其开始较为积极的四边经略，其成功的经略促进了四边民族经济生产、组织形式的进步，使四边诸民呈现内附内属的倾向，并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南边诸族逐渐汉化，认同汉朝，内附积极温和，北边诸族势力强大，内附更依靠汉王朝的军事势力保证和经济赏赐。
东汉中后期诸民族关系的变化，东汉王朝中期开时进入了外戚宦官交替朝政倾轧的局面。这种政治使东汉王朝中后期国力日渐衰弱，社会矛盾重重，使边疆经略陷入困境。同时，“华夷之辩”中“夷夏大防”的思想在东汉时人中也有较高的认同度。
总的来说，主张华夏族应拒绝与蛮夷交流或应间接羁縻，“华夏”与“蛮夷”之间应有明确限制分化，是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这种思想有严重的狭隘民族主义，继而产生了一系列民族歧视与剥削行为，激起诸民族激烈反抗，对东汉王朝的四边经略造成了负面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