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夕霞落满太行山，古墓荒陵，茅草瑟瑟，几只倦鸟飞过。
此时，一个北方汉子的身影从远处的坡下走来。他脚步沉重得有些蹒跚，肩上的扁担微微地弯曲着，两只憨笨的水桶晃晃悠悠，不时泼洒出些许水花儿。这个人不是农民，而是战国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所所长黄军虎。
建在厝王陵墓旁的管理所，位于平山县三汲乡，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多年来吃水要到一里多远的地方去挑，生活非常艰难。但是黄军虎在这里一守十几年，他那寂寞的身影被夕阳铺在遗址土地上，渐长渐宽，笼罩了方圆60里的战国土地，成了灵寿古城的守护神，成为中山国忠诚的守陵人。
采访黄军虎几个月来，我的脑海中一直闪现上面这个挑水的镜头，我很感慨，也很欣慰，有这样长在遗址里的守望者，我们这些中山国的凝望者才可以安心啊。后来的走访中，明显地感觉到，在他的管理范围内，13个村落依然安安静静。那天，当我们从平山进入灵寿界面，就发现了大规模的挖掘者，当然不是挖墓，是在自家土地下挖那些石头蛋，据说可以卖到一百多元一吨。这里也是灵寿古城保护区，这样的挖掘难免扰乱了几千年未动的文化层，灰坑陶片，散落遍野。这些已经超越了黄军虎的保护范围，但是他看到后马上打电话给灵寿文物局。灵寿县文保部门的领导反应非常迅速，在我们还没有离开古城周围时，就听见村中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阻止农民在古城周围的挖掘。有这样的守望者和没有是不一样的，那天我深深地感觉到管理所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黄军虎“驻扎”在厝陵，每周开着人家捐赠来的破面包车，至少一次在他的“领地”巡视。盗墓者不敢猖獗，破坏者不能肆意，两千多年的遗址得以清净安眠。当然，他也不仅是看守，他爱好摄影，把遗址角角落落都拍摄下来;他爱文物，经常把暴露地面的瓦片捡来，仔细地修复；他爱栽树，自己搭了3万多元钱买树苗，让厝陵周围绿意盎然……
写到黄军虎时，我想到了近期采访的无数的中山守望者，有的很远，有的很近，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年龄，或和石家庄、保定的土地关联，或在北京、山东、广东、四川，和中山国的文化有牵挂，他们都在关注中山国，都可以称得上是守望者。
比如贾延岩先生。他的故乡位于古灵寿城遗址内的河渠村，但他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很早离家，转战南北。贾延岩在延安出生，几乎没有在故乡生活过，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山文化的热爱。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为战国中山王陵遗址的保护奔走，仅他个人的投资就达10万元。他的父母（父亲贾一平曾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母亲李文放，生前为秦文化研究会会长）更是为家乡文物的保护倾注心血，他们多方筹措，组织专家研究中山国的文物，论证王陵遗址保护方案，最后终于建起了厝陵旁的小型博物馆，让许多文物得以很好地保护，也不让寻访者失望。游客们大老远来了，几座荒陵一个大坑，总不免遗憾，能看到一点文物当然更好呀。
在平山县文化局里，我见到了几个“土专家”，焦庆生就是典型的一个。他在1976年发掘厝墓时，就对文物产生了兴趣，后来调到文保所，后任文化局副局长，专门从事文物工作。他爱画画，这些年来用画笔画出了许多相关中山国的图画，其中有一副设想厝陵顶上的享堂图，被专家称道，被多个媒体采选。几十年来，他用心文物专业，退休后写诗著书，还在热心地关注中山文化，已经是很地道的中山文物专家了。
辛东录是现任的平山县文化局局长，简直是个中山文化的痴迷者，说起中山国滔滔不绝。那天，我看他的小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他的研究心得。他根据自己的多年读书、研究，甚至敢反驳考古权威的结论，比如，对于中山国的“守丘刻石”，他提出自己独特的翻译方法。再比如，关于《史记》里面中山国“多美物”的记载，多数人说是“美好的、漂亮的器物”，他则查阅大量古书，认为，“美”就是“弄”的意思，就是说中山国多有制作器物的能工巧匠。他甚至怀疑起灵寿古城里的那座“赵王台”，专家说是建筑高台，用以军事目的。辛东录却有不同的观点，他查证《史记》中记载的赵武灵王“灭中山，起灵寿，建生圹”，认为赵王台说不定就是赵武灵王灭中山后所建的“生圹”，就是活着时候准备下的坟墓。只是后来饿死沙丘，没有实现愿望罢了。这些基层的土专家，一样有着极高的研究兴致，挡都挡不住的。平山县文化局还编撰了多本反映中山文化的书籍，有利于中山文化的传播。比如我就是拿着其中的一本，找到该找的典籍，找到该找的采访对象，是这些书籍的受益者。
在平山文化局工作的作家刘春燕一样做中山国的文章，他根据当地流传的中山故事，竟然写了55万字的武侠小说《中山国传奇》，把他心中的战国中山风云描述出来。让神秘中山人物成为武林高手，在巍巍太行山前，演绎爱恨情仇。
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中山国，每个人有自己的角度，生活在中山土地上的人都有强烈的抒写愿望。
灵寿县沿袭了中山都城的名字，两千多年来未有变更，文化积淀非常浓厚。灵寿县的文化人们自然更加迷恋中山。曾经当过灵寿县教育局副局长的王化勇先生就是一位。他这些年专心研究中山，写出了大量文章，对战国中山国的都城、姓氏、族属进行考辨、研究，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认为中山国不是“少数民族”国家，是姬姓诸侯国，是得到周天子分封，完全遵循周礼的国家，有着发达的农耕文明，不是马背上的国家。
孟宪国是灵寿县文化局副局长，负责文物工作。对保护文物尽心竭力。对存于灵寿境内的战国古城愈加爱护，并且他敢于设想，构想设计出了一个新颖的保护方案——建一座战国中山国遗址公园，让观众集赏古和休闲于一体，让璀璨的战国古城重现风姿，呈现给更多的参观者。
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自己开办了一家“中山国青铜厂”，倾心研究怎样复制中山国的精美文物。通过实践，他对战国中山国的工艺非常佩服，他说两千多年后，我也造不出那样美轮美奂的错金银铜器。但他不灰心，继续拿着错金银的带钩反复琢磨着……
不仅仅是灵寿、平山，在我走过的许多地方，都开出中山文明的艳丽花朵。在满城，赵涛、浩渺等一些文化人依托汉中山王墓，努力研究和推介汉中山文化。在曲阳，王丽敏默默研究着中山之“山文化”，把存于中山之境的恒山古北岳详加考证和保护。而恢复和发扬定瓷的陈文增大师，则延传着中山国的高超工艺，和曲阳石雕一起，让来者感叹中山艺术没有失传。
唐县是战国中山的第一次定都的地域，在中人城、中山城遗址周围曾出土大量的精美文物，展示了个性鲜明的前期中山国特色。唐县人韩海山、张孝琳、陈识路等人，从唐尧文化一直研究到战国中山。最有价值的是，他们发现和研究了战国中山国的古长城！
这条战国古长城是在1978年唐县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地老百姓叫“边墙”、“葫芦蔓子”，是一条土石混砌的墙，宽约3米，高有3米，在唐县西部的山脊上由北向南走向，脉络还很清晰。后来经大量专家研究，这是中山国的长城遗址。后来陆续在保定、石家庄等地的14个县发现有长城遗址，这为中山国屹立战国强国之林提供了又一佐证。听陈识路介绍说，当年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醉心研究中山国，他曾多次寻找中山长城，很遗憾的是，如今他已经去世、未能目睹中山长城风采。
在我走访的过程中，我和这些基层的文化工作者一起攀谈，他们近乎浓烈的中山情结让入感动，他们的情感似乎就在脚下的土地里酝酿几千年，倒出时，由不得带着土地的醇厚。
2008年5月，我走在定州市街头，强烈的光线让我睁不开眼睛，浓郁的中山气息再次扑面而来。定州有战国中山国第二次迁都后的“顾”城，而后的“卢奴”又是汉中山几百年的都城，仅是金缕玉衣就出土七件，再有精绝的“金辟邪”、完美的“谷纹大玉璧”、高洁的“莲纹大净瓶”等等国宝，定州人研究中山文化也更加深厚。我一提中山，宣传部的人马上让我见到了韩振京先生，他是定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地道的中山文化专家。果然，韩先生出口成章，中山历史都装载于心间。他带我走访了汉中山王刘兴墓，就是以前人们误以为的“靖王坟”，他根据墓砖上的文字，推断和确定了这座墓主人是孝王刘兴，为打开墓室疑团作出了贡献。另外，他对中山风物、中山人物的研究非常深人，相关的遗迹上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脚步。定州市有这样痴心的文化人，也有热心的领导，我看到韩振京主编的《中山文化纵览》，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厚厚的大书，大概没有领导拨付经费也是难以出版的。
定州之行收获颇丰，我们相谈投机，从史书到文物，从文物到风土人情。后来我们谈到了中山的艺术，谈到中山的秧歌，河北的悲歌慷慨……忽然，我问韩振京先生，能否为我们唱一段秧歌？他在大家的怂恿之下，开口唱了一段“大悲调”，是《安安送米》的唱段，果然在浓郁的生活情调中充盈了古意北风。我赶紧存储电脑之中，好让悲凉婉转而又慷慨多情的中山遗韵，久久萦绕……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我去拜访了邢士林先生，这是一位“痴迷”中山文化的企业家。他的家乡位于战国中山国的重要城邑东垣古城内，就在石家庄北二环旁边。此时的邢士林正醉心地摹写战国中山国的文字，连大年初二都充分利用。除了文字，他还用中山文字刻印章，还把中山的图像刻在木制的器物上，他的宽大办公室里到处洋溢着战国韵味。他说这里就是“中山战国文化芝术研究院”，立志要寻找中山文化艺术的深度和特点……
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很多很多人，从远古中山文化的创造者，到郭沫若这样的大师，到辛勤的考古专家，直到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望者，是他们共同汇聚了沉厚浓郁的中山文化足音。
忽然想到了一个“灵”字，繁体的“靈”字更为清晰，“灵”的原意指在大地上舞蹈降神的巫，他们就是神的再现，能通天地之魂灵。文化就是大地上的魂，守望文化的人就是大地之“灵”。向这些“灵”人们致敬吧，会为你带来福祉和美好！
选自程雪莉著《故国中山》。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