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夕霞落满太行山,古墓荒陵,茅草瑟瑟,几只倦鸟飞过。
此时,一个北方汉子的身影从远处的坡下走来。他脚步沉重得有些蹒跚,肩上的扁担微微地弯曲着,两只憨笨的水桶晃晃悠悠,不时泼洒出些许水花儿。这个人不是农民,而是战国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所所长黄军虎。
建在厝王陵墓旁的管理所,位于平山县三汲乡,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多年来吃水要到一里多远的地方去挑,生活非常艰难。但是黄军虎在这里一守十几年,他那寂寞的身影被夕阳铺在遗址土地上,渐长渐宽,笼罩了方圆60里的战国土地,成了灵寿古城的守护神,成为中山国忠诚的守陵人。
采访黄军虎几个月来,我的脑海中一直闪现上面这个挑水的镜头,我很感慨,也很欣慰,有这样长在遗址里的守望者,我们这些中山国的凝望者才可以安心啊。后来的走访中,明显地感觉到,在他的管理范围内,13个村落依然安安静静。那天,当我们从平山进入灵寿界面,就发现了大规模的挖掘者,当然不是挖墓,是在自家土地下挖那些石头蛋,据说可以卖到一百多元一吨。这里也是灵寿古城保护区,这样的挖掘难免扰乱了几千年未动的文化层,灰坑陶片,散落遍野。这些已经超越了黄军虎的保护范围,但是他看到后马上打电话给灵寿文物局。灵寿县文保部门的领导反应非常迅速,在我们还没有离开古城周围时,就听见村中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阻止农民在古城周围的挖掘。有这样的守望者和没有是不一样的,那天我深深地感觉到管理所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黄军虎“驻扎”在厝陵,每周开着人家捐赠来的破面包车,至少一次在他的“领地”巡视。盗墓者不敢猖獗,破坏者不能肆意,两千多年的遗址得以清净安眠。当然,他也不仅是看守,他爱好摄影,把遗址角角落落都拍摄下来;他爱文物,经常把暴露地面的瓦片捡来,仔细地修复;他爱栽树,自己搭了3万多元钱买树苗,让厝陵周围绿意盎然……
写到黄军虎时,我想到了近期采访的无数的中山守望者,有的很远,有的很近,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年龄,或和石家庄、保定的土地关联,或在北京、山东、广东、四川,和中山国的文化有牵挂,他们都在关注中山国,都可以称得上是守望者。
比如贾延岩先生。他的故乡位于古灵寿城遗址内的河渠村,但他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很早离家,转战南北。贾延岩在延安出生,几乎没有在故乡生活过,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山文化的热爱。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为战国中山王陵遗址的保护奔走,仅他个人的投资就达10万元。他的父母(父亲贾一平曾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母亲李文放,生前为秦文化研究会会长)更是为家乡文物的保护倾注心血,他们多方筹措,组织专家研究中山国的文物,论证王陵遗址保护方案,最后终于建起了厝陵旁的小型博物馆,让许多文物得以很好地保护,也不让寻访者失望。游客们大老远来了,几座荒陵一个大坑,总不免遗憾,能看到一点文物当然更好呀。
在平山县文化局里,我见到了几个“土专家”,焦庆生就是典型的一个。他在1976年发掘厝墓时,就对文物产生了兴趣,后来调到文保所,后任文化局副局长,专门从事文物工作。他爱画画,这些年来用画笔画出了许多相关中山国的图画,其中有一副设想厝陵顶上的享堂图,被专家称道,被多个媒体采选。几十年来,他用心文物专业,退休后写诗著书,还在热心地关注中山文化,已经是很地道的中山文物专家了。
辛东录是现任的平山县文化局局长,简直是个中山文化的痴迷者,说起中山国滔滔不绝。那天,我看他的小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他的研究心得。他根据自己的多年读书、研究,甚至敢反驳考古权威的结论,比如,对于中山国的“守丘刻石”,他提出自己独特的翻译方法。再比如,关于《史记》里面中山国“多美物”的记载,多数人说是“美好的、漂亮的器物”,他则查阅大量古书,认为,“美”就是“弄”的意思,就是说中山国多有制作器物的能工巧匠。他甚至怀疑起灵寿古城里的那座“赵王台”,专家说是建筑高台,用以军事目的。辛东录却有不同的观点,他查证《史记》中记载的赵武灵王“灭中山,起灵寿,建生圹”,认为赵王台说不定就是赵武灵王灭中山后所建的“生圹”,就是活着时候准备下的坟墓。只是后来饿死沙丘,没有实现愿望罢了。这些基层的土专家,一样有着极高的研究兴致,挡都挡不住的。平山县文化局还编撰了多本反映中山文化的书籍,有利于中山文化的传播。比如我就是拿着其中的一本,找到该找的典籍,找到该找的采访对象,是这些书籍的受益者。
在平山文化局工作的作家刘春燕一样做中山国的文章,他根据当地流传的中山故事,竟然写了55万字的武侠小说《中山国传奇》,把他心中的战国中山风云描述出来。让神秘中山人物成为武林高手,在巍巍太行山前,演绎爱恨情仇。
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中山国,每个人有自己的角度,生活在中山土地上的人都有强烈的抒写愿望。
灵寿县沿袭了中山都城的名字,两千多年来未有变更,文化积淀非常浓厚。灵寿县的文化人们自然更加迷恋中山。曾经当过灵寿县教育局副局长的王化勇先生就是一位。他这些年专心研究中山,写出了大量文章,对战国中山国的都城、姓氏、族属进行考辨、研究,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认为中山国不是“少数民族”国家,是姬姓诸侯国,是得到周天子分封,完全遵循周礼的国家,有着发达的农耕文明,不是马背上的国家。
孟宪国是灵寿县文化局副局长,负责文物工作。对保护文物尽心竭力。对存于灵寿境内的战国古城愈加爱护,并且他敢于设想,构想设计出了一个新颖的保护方案——建一座战国中山国遗址公园,让观众集赏古和休闲于一体,让璀璨的战国古城重现风姿,呈现给更多的参观者。
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自己开办了一家“中山国青铜厂”,倾心研究怎样复制中山国的精美文物。通过实践,他对战国中山国的工艺非常佩服,他说两千多年后,我也造不出那样美轮美奂的错金银铜器。但他不灰心,继续拿着错金银的带钩反复琢磨着……
不仅仅是灵寿、平山,在我走过的许多地方,都开出中山文明的艳丽花朵。在满城,赵涛、浩渺等一些文化人依托汉中山王墓,努力研究和推介汉中山文化。在曲阳,王丽敏默默研究着中山之“山文化”,把存于中山之境的恒山古北岳详加考证和保护。而恢复和发扬定瓷的陈文增大师,则延传着中山国的高超工艺,和曲阳石雕一起,让来者感叹中山艺术没有失传。
唐县是战国中山的第一次定都的地域,在中人城、中山城遗址周围曾出土大量的精美文物,展示了个性鲜明的前期中山国特色。唐县人韩海山、张孝琳、陈识路等人,从唐尧文化一直研究到战国中山。最有价值的是,他们发现和研究了战国中山国的古长城!
这条战国古长城是在1978年唐县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地老百姓叫“边墙”、“葫芦蔓子”,是一条土石混砌的墙,宽约3米,高有3米,在唐县西部的山脊上由北向南走向,脉络还很清晰。后来经大量专家研究,这是中山国的长城遗址。后来陆续在保定、石家庄等地的14个县发现有长城遗址,这为中山国屹立战国强国之林提供了又一佐证。听陈识路介绍说,当年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醉心研究中山国,他曾多次寻找中山长城,很遗憾的是,如今他已经去世、未能目睹中山长城风采。
在我走访的过程中,我和这些基层的文化工作者一起攀谈,他们近乎浓烈的中山情结让入感动,他们的情感似乎就在脚下的土地里酝酿几千年,倒出时,由不得带着土地的醇厚。
2008年5月,我走在定州市街头,强烈的光线让我睁不开眼睛,浓郁的中山气息再次扑面而来。定州有战国中山国第二次迁都后的“顾”城,而后的“卢奴”又是汉中山几百年的都城,仅是金缕玉衣就出土七件,再有精绝的“金辟邪”、完美的“谷纹大玉璧”、高洁的“莲纹大净瓶”等等国宝,定州人研究中山文化也更加深厚。我一提中山,宣传部的人马上让我见到了韩振京先生,他是定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地道的中山文化专家。果然,韩先生出口成章,中山历史都装载于心间。他带我走访了汉中山王刘兴墓,就是以前人们误以为的“靖王坟”,他根据墓砖上的文字,推断和确定了这座墓主人是孝王刘兴,为打开墓室疑团作出了贡献。另外,他对中山风物、中山人物的研究非常深人,相关的遗迹上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脚步。定州市有这样痴心的文化人,也有热心的领导,我看到韩振京主编的《中山文化纵览》,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厚厚的大书,大概没有领导拨付经费也是难以出版的。
定州之行收获颇丰,我们相谈投机,从史书到文物,从文物到风土人情。后来我们谈到了中山的艺术,谈到中山的秧歌,河北的悲歌慷慨……忽然,我问韩振京先生,能否为我们唱一段秧歌?他在大家的怂恿之下,开口唱了一段“大悲调”,是《安安送米》的唱段,果然在浓郁的生活情调中充盈了古意北风。我赶紧存储电脑之中,好让悲凉婉转而又慷慨多情的中山遗韵,久久萦绕……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我去拜访了邢士林先生,这是一位“痴迷”中山文化的企业家。他的家乡位于战国中山国的重要城邑东垣古城内,就在石家庄北二环旁边。此时的邢士林正醉心地摹写战国中山国的文字,连大年初二都充分利用。除了文字,他还用中山文字刻印章,还把中山的图像刻在木制的器物上,他的宽大办公室里到处洋溢着战国韵味。他说这里就是“中山战国文化芝术研究院”,立志要寻找中山文化艺术的深度和特点……
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很多很多人,从远古中山文化的创造者,到郭沫若这样的大师,到辛勤的考古专家,直到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望者,是他们共同汇聚了沉厚浓郁的中山文化足音。
忽然想到了一个“灵”字,繁体的“靈”字更为清晰,“灵”的原意指在大地上舞蹈降神的巫,他们就是神的再现,能通天地之魂灵。文化就是大地上的魂,守望文化的人就是大地之“灵”。向这些“灵”人们致敬吧,会为你带来福祉和美好!
选自程雪莉著《故国中山》。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