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也产生了，随着阶级的产生，国家也产生了，随着国家的产生，奴隶君主制度也产生了。奴隶君主制度是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自然产物，部族首领是最初的君主，君主掌握着无限的权利而奴隶则毫无权利可言。奴隶只是奴隶主或者君主的会说话的牲口，君主、奴隶主不仅有驱赶奴隶无偿劳动的权利，而且有生杀奴隶的权利。最早的奴隶主国家都是从部落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较小的国家，君主、奴隶主直接管理自己所属的部落领地，我国的夏、商、周时代就是奴隶主国家时代。
奴隶主国家之间经常发生纠纷和战争，大奴隶主国家征服小奴隶主国家，被征服的小奴隶主国家须向大奴隶主国家称臣进贡，臣属于大奴隶主国家，它们之间仅仅是一种松散的臣属关系，小奴隶主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事务有完全的自主权。 到了周朝隶属周朝的小奴隶主国家已经有几百个，周朝按照这些国家领地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及实力的强弱，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不同的等级进行分封，给予它们不同的政治待遇。这些国家的拥有者都是君主所属诸侯（奴隶主），夏、商、周是诸侯割据的鼎盛时期。这些诸侯与君主之间的纠纷和战争也连绵不断，诸侯之间相互兼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兼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兼并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最后只剩下了齐、楚、燕、韩、赵、卫、秦七个大奴隶主国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定居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生产关系逐渐形成起来，并逐建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战国“七雄争霸”又开始了一场持续253年的相互兼并战争，即由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它的意义是诸侯（奴隶主）和君主制度的灭亡和封建中央集权帝王制度的产生。公元前221年，秦国战胜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统一了古代中国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在全国实行了郡县制，由中央委派的官员代表王权管理地方政府，诸侯君主制度被消灭，为帝王制度所取代。
秦国统一中国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一个是它象征着奴隶社会制度向封建社会制度过渡的最后完成，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另一个是它象征着在政治上层建筑，由诸侯君主制度向帝王君主制度的过渡完成，这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行使权利的各级政府官员由帝王代表国家任命，国家权利集于帝王一身的集权制度，正是伴随这一过渡的完成产生出来的。
不管各级政府官员由帝王代表国家任命，还是国家权利集于帝王一身的特权制度，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落后和反动，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城”，全国的大好河山、百姓的生命财产等等都属于帝王所有。从此，国家成为帝王的“江山社稷”，帝王的意志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帝王对臣民有生杀大权，帝王委派的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及国家机关等管理全国事务，国家的政治生活就是帝王的意志主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封建专权制度。
我国奴隶社会的诸侯君主制度和后来的封建社会帝王君主制度，是由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物，是奴隶社会生产关系和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合理的政治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因为这种政治制度的野蛮和残暴而否定它的历史合理性。正如人类社会从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国家暴力的原始共产共存的民主社会，进入有阶级压迫、有国家暴力的奴隶君主制度一样，不管君主和奴隶主如何对奴隶的压迫和镇压多么野蛮和残酷无情，都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都是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封建的帝王君主制度代替奴隶诸侯君主制度，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
封建中央集权的帝王君主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全国内战的爆发，强大的王权为社会营造出相对的安定环境，某些时候甚至带来了太平盛世。所以，当人们三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不光完全是对个人的迷信崇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真心希望帝王长寿。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帝王的长寿往往伴随着宫廷政变的减少，生产和生活环境在较长的时间里比较的安定，如果遇上比较开明的长寿帝王，就真的会出现太平盛世和天下大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