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鸿钧曾是山东沂蒙山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创建者之一。以后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工作，为建立地下电台，传递党的情报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在党的一条特殊战线上不避艰险，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无名英雄。在上海解放的前夜，遭敌逮捕，坚贞不屈，英勇牺牲。
秦鸿钧，原名秦相猷，一九一一年生于山东沂南县世和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父亲秦培源从小跟随祖父母从祖籍日照县逃荒要饭流落到了沂南县，住在世和庄东头的一座破庙里，靠看管寺堂，租种寺院的田地维持生活。
秦鸿钧因家境贫困，上学很晚，十岁时，在伯父的资助下，才开始读了几年私塾。以后，他一边帮助家里劳动，一边给地主打短工，挣几个钱糊口。切身的遭遇，使他深感社会的不平。
一九二六年，大革命蓬勃发展。秦鸿钧在家乡同地下党领导人徐相南以及本村的贺伯珍一起，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经葛德孚介绍入党。大革命失败后，秦鸿钧坚持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莒沂两县农民暴动，不幸被捕入狱，转解数县，受尽苦刑。家里变卖了田产，又向亲友借了一笔钱送给县衙门，才将他赎了出来。他的父亲秦培源为此事连吓带气得了重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三0年病故。经过这次考验，秦鸿钧的革命意志更坚强了。他的作为虽曾受到家人的非议，但他却毫不为之所动。
一九三二年，秦鸿钧参加沂南区党的领导工作。在秦鸿钧和其他一些同志领导下，这个地区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在方圆一二百里内，以苏村镇为中心的司马店子、司马、下马寺、李家庄、肖家庄、房间沟、石灰；以斜午为中心的蓝香埠；以河阳、汤头两镇为中心的附近村庄；以姚家店子为中心的张庄、马家庄、竹篮；以莒县城关为中心的莒南、小辛庄等村镇，都建立了党组织。
秦鸿钧不仅是沂南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联络员，在这些村镇里，都留下了秦鸿钧的足迹。他经常穿巷走村，下达党的指示，传送红军胜利的捷报，传递标语、传单等。为了实现在沂南地区建立革命政权的计划，积极开展沂南区的武装活动，秦鸿钧参加了大刀会的一个支派——红旗会的活动，以便从中掌握武装。沂水县的大刀会原是民间自发的防匪武装组织，领头的是东营庄的张恒远、张恒之。秦鸿钧在红旗会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一九三二年逐步掌握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同奋起抵抗。沂水人民也纷纷捐款支援淞沪抗战，但这些款项却被沂水县政府侵吞了。事情揭露后，群情激愤。中共沂水县委立即举行秘密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反动当局肆意增加苛捐杂税，贪污抗日捐款，党组织应该不失时机地发动和领导人民赶来斗争。会议还决定利用群众的自发组织大刀会发展武装斗争，并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参加行动。
会后，沂水县委派人去同大刀会的头目张恒远、张恒之联系，争取他们一道攻打国民党顽固派、良水六区区长杜绍曾。秦鸿钧是领导这次行动的成员之一。不几日，大刀会攻打了良水区政府，并杀了杜绍曾。山东省长韩复榘闻报后，立即派八十一师、二十二师到沂水镇压。大刀会面对强大的敌军，坚持战斗了一个月，后在黄石山寨遭到敌人的围攻，牺牲、受伤千多人，造成了沂水县历史上一次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国民党反动派除了进行军事镇压外，还在政治上进行分化瓦解，派飞机散发污蔑共产党的传单，挑拨农民和党的关系；同时派出省政府民政厅长到沂水县对张恒远进行收买拉拢，诱以高官厚禄，终于使这次武装暴动失败了。
一九三三年春，由于山东省委委员宋明时叛变，沂水县委遭到严重的破坏。县委委员王光华到沂南区领导并筹备组织武装起义，营救被捕的同志。经过王光华与沂北区委的陈善等同志联系，确定沂南、沂北两区的游击队在枫山汇合。但因计划不周，汇合地点被地主武装发现，游击队被迫退至山下。为了保存力量，武装游击队便化整为零，等候县委指示。不久，王光华和县委书记谢梅村一起去世和庄秦鸿钧的家里和沂南区的同志一道分析形势，认为在当时当地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决定暂时隐蔽，以待时机。于是秦鸿钧先到青岛，没有接上党的关系，遂又转赴哈尔滨。在哈尔滨，秦鸿钧通过少年时的同学、担任地下交通员的贺伯珍，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一九三六年，秦鸿钧受组织委派，去苏联学习电台技术。当时组织上只交给他一张地图，要他按照地图所指示的路线越过国境线前往苏联。这时，东北完全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一路上只能昼伏夜行，既要防备日本宪兵的盘查，又要提防野兽的袭击。秦鸿钧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越过了边境，到达苏联境内。
学习无线电技术，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可是秦鸿钧只上过私墊，代数也没有学过，更不懂外文，要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掌握无线电知识与技术，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秦鸿钧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每天早起晚睡，刻苦学习，遇到问题，总是千方百计把它弄懂，否则诀不罢休。有一次上实习课，苏联同志拿了一套破旧的发报机让秦鸿钧拆装。旧机器不如新的机器好使，秦鸿钧感到奇怪。苏联同志热情地告诉他：不是没有好机器，更不是不愿意给你好的机器学习。现在让你多使用旧的器材，碰到的困难和障碍会更多，对你回国之后，在困难条件下掌握技术有好处。秦鸿钧听了感到有道理。在苏联的半年时间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一整套无线电通讯技术，于一九三七年夏回国。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党根据城市工作斗争的需要，派秦鸿钧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与第三国际远东局直接联系。但是，要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架设起我党的地下电台，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党组织周密地考虑了秦鸿钧的处境，决定让他先在上海站住脚，建立起一个家庭，有了公开身份，然后再考虑建立电台。于是，通过党內同志的介绍，秦鸿钧认识了小学教师韩慧如，经过相互了解，于一九三七年结婚。
婚后，他们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菜市路(今顺昌路)口开设了永益糖果店。秦鸿钧以永益糖果店的老板兼跑外(推销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为党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并购买电讯材料，安装电台。为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不便公开到电料行去买，而是想方设法到各处的旧货摊上去觅购。这样七拼八凑，终于拼凑成了一套收发报机。有了机器，还须架设天线才能使用。这是一项更须谨慎从事的工作，搞得不好，电台一装起来就会被敌人发觉。
秦鸿钧经过反复思忖，将天线篏在房子的天花板內，然后在房顶顶端开了一个很小的洞口，露出一点点天线的线头，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此后，每当夜深人静，正是秦鸿钧集中精力工作的时候。为使秦鸿钧安心工作，韩慧如经常坐在窗户旁边，担任警戒。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她便马上告诉秦鸿钧让他停止工作。不过，不到紧急时刻，她是不轻易打断他的工作的。
一九三九年，秦鸿钧根据组织指示，调东北哈尔滨工作。秦鸿钧乔装成一个失业者，韩慧如装扮成家庭妇女，带着他们心爱的小女儿，乘船离开上海，向东北迸发。船抵大连准备上岸时，由于他们的入境证填写得不够清楚，被伪满水上警察局扣押。敌人经两天拷问，没有从秦鸿钧夫妇身上发现什么破绽，只得将他们放了。秦鸿钧担心敌人可能设下圈套，在放了他们之后又派人暗地里尾随钉梢，便决定在大连先住下来。
二十多天过去了，秦鸿钧和韩慧如没有发现敌人跟踪，他们放心了，一于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大连前往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他们先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第二天，秦鸿钧即按照接头规定的暗号，买了一只小红皮箱子上街。一连多天，也未找到党的组织。后来，偶而碰到了一位山东老乡，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位姓贺的同乡在道外顾乡屯开了一家三开间门面的杂粮店。秦鸿钧想去那里打听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道外顾乡屯。原来，这个“公和成杂粮店”，这正是他的老战友贺伯珍为了掩护地下电台而开设的。秦鸿钧高兴极了。他一家两个多月来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在哈尔滨和组织接上了关系。
经过商量，贺伯珍“老板”“雇佣”秦鸿钧当了杂粮店的“伙计”，作为公开职业。秦鸿钧在道外农村借了一间小草房，很快把家安了下来，便投入了工作；白天，他忙着干店里的杂活。晚上，与贺伯珍一起搞电台通讯，常常半宿不睡，十分劳累。韩慧如担心他的身体，但秦鸿钧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啥，革命需要嘛!”在这期间，秦鸿钧还不辞辛苦，又往返苏联一次。
一九四0年二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取名“滨生”。不久，组织上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决定调秦鸿钧回上海建立电台。一九四0年夏，他们一家取道天津、青岛，准备继续由海路返回上海。在青岛逗留候船的时候，秦鸿钧忽然接到贺伯珍嫂子的来信，信上说：“我原来给你们孩子起的名字不吉利，改了吧。”暗示贺伯珍在哈尔滨被捕。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秦鸿钧决定将孩子的名字“滨生”改为“小小”，同时改乘火车经济南回上海。
秦鸿钧回到上海后，住在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三百一十五号一幢旧式里弄房子的二楼上。组织上指示秦鸿钧在这里建立电台，与中共中央华中局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接通。组织上又决定让他暂时先到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地区去工作。一九四0年夏秋之间秦鸿钧告别了妻子和孩子，离沪去苏北。
两个月后，刘长胜从苏联返回苏北解放区，得知秦鸿钧在上海曾搞过电台工作，就与有关领导人研究决定派他仍回上海建立电台。临行时，华中局的领导交给秦鸿钧一份重要文件，让他转交地下党领导。于是，秦鸿钧装扮成贩猪的商人，又回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秦鸿钧根据新台架设的方位，重新调整了频率与呼号，终于与中共中央华中局取得了联系，使华中解放区与当时敌人最大的占领区上海，又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白色恐怖又重新笼罩上海。为了更好地保证我党上海电台的安全，有利于长期隐蔽，党中央指示上海的电台只保持与中央的联系，与华东局(即前华中局)等地的联系一律停止。当北平党的电台和密码被破坏后，党中央又及时向各地地下党组织发出通报。党的上海局负责人刘晓根据党中央通报和指示精神，及时总结上海局机要译电和电台工作的经验，重新做了规定。过去由秦鸿钧直接接送的文件，改由他妻子韩慧如承担。
韩慧如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后，秦鸿钧不仅教给她传递文件的方法，而且反复叮咛她不能有丝毫疏忽，否则将会对党、对革命造成不堪设想的损失。韩慧如也十分机智、小心，每次都安全地完成了任务。
秦鸿钧知道，要顺利地完成党的通讯和联络任务，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因此，他很注意与邻居们的关系。左邻右舍有了纠纷，他去调解；有了困难，他去帮助，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大家也愿意帮助他办事情。与秦鸿钧家相距不远，住有他的一位同乡李老先生，其长子李树僧，是邮局的邮递员。秦鸿钧的电台与华中局的联系发生故障时，华中局给秦鸿钧的来信，都按事先约好的办法，将收信地址写在李树僧投递的区域内，李树僧分拣信件见到这类信函，就直接送到秦鸿钧手中。秦鸿钧买的一些电讯零件也存放在李老先生的家里。直至后来秦鸿钧和韩慧如被捕，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他们一家还把秦鸿钧存放在搁板上的零件和一部废旧电台全部安全转移，妥善保存。上海解放后，李老先生又把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献了出来。
一九四七年底，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秦鸿钧的工作也更加艰苦。他除了要排除由于机器破旧而造成的技术故障外，还必须不时地排除反动军警、特务的侦察干扰。据韩慧如回忆说：“当时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那密不通风的阁楼里不安地来回走动，几个钟点，甚至是整个晚上。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往往是机器发生了故障，电台接不通了。”
秦鸿钧的工作室是一间矮小的阁楼。为了隐蔽，楼板隙缝都用纸糊住，天窗和电灯也用厚布遮住，里边真叫密不通风。夏天，小阁楼里闷得象蒸笼一样；冬天，薄薄的屋顶又挡不住室外严寒的侵袭。秦鸿钧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工作，得了关节炎，视力也人为减退。韩慧如看到秦鸿钧日益消瘦的脸庞，为他的健康担心。但是秦鸿钧却总是指着自己的耳朵说：“别担心，只要这个不坏，就行。”
一九四八年秋冬至一九四九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的反动派感到末日来临，更加疯狂地镇压人民。他们大肆逮捕我地下工作者，秘密枪杀进步人士，还不断地从空间、地面对我地下电台进行电讯侦察活动。一九四八年，上海党的一座电台不幸被敌人破坏。刘长胜即将此情况告诉了秦鸿钧，并指示他要严密地注视敌人的动向，提高警惕，防止电台再受损失。虽然在这以前中央估计敌人可能会对我秘密电台进行破坏，一九四七年后就建立了预备电台，但预备台因种种原因无法接替秦鸿钧的工作。因此，秦鸿钧负责的电台在一九四八年以后，继续承担着电讯频繁往来的任务。他完全忘忙了劳累，抛开了个人的安危，全力以赴，为党工作。
秦鸿钧的电台终因使用时间过久，被敌人发觉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深夜十一时，秦鸿钧象往常一样在小阁楼里收报发报。一直在二楼窗口注意外面动静的韩慧如，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心中一惊，马上向阁楼发出警报。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的秦鸿钧听到警报后，立即镇定地、快速利索地发出最后一组电文，并立即通知对方停止发报。接着，他又以最快的速度拆毁了机器，烧毀了刚收下的电文。几乎与此同时，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秦鸿钧和韩慧如同时被捕了。
秦鸿钧被捕后，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特刑庭对他进行了秘密审讯。他们扒去秦鸿钧身上的衣服，捆绑在老虎凳上，一块块加砖，直至两条腿骨被压断，昏厥过去。敌人还不放过，又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秦鸿钧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不吐一点真情。敌人又故意安排他们夫妇见面，企图从中得到一点情报，但是同样一无所获。敌人只得将秦鸿钧转解上海北四川路警备司令总部。在这里，敌人又耍了个花招，由一个匪徒假扮囚犯，想从秦鸿钧口中套出一点情况来。但秦鸿钧洞察奸计，始终保持警惕。敌人的种种花招，都一一破产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秦鸿钧同张困斋等十二位难友被提出监狱，上了汽车。囚车开到浦东戚家庙，敌人间他们有什么话要讲。他们坚定地回答：“用不着讲什么，少数人倒下去，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继承我们的事业!”就在这天深夜，秦鸿钧等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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