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许多世家把提高女性的知识结构作为振兴发展家族的重要手段，认为她们多识典故、启发性灵，不仅有功于治家相夫教子，同时有益于她们拥有更广泛的人际交流。
江南一些望族甚至明确规定女性应与男子一样就学。因此在明清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闺秀文学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士绅中的女性教育
明清时期，士绅属于比较富有的一个阶层，他们对儿女的教育都很重视，比如在《张门才女》中，汤瑶卿是在父亲教导下进行学习的。
父亲将她的阅读范围扩展到四书，并且也会和瑶卿一同阅读《诗经》，尤其是“二南”这一章节，理由是父亲认为这部经典中，这些内容是对妇德阐述最好的。
接下来瑶卿学习的也是女学的经典，即使是枯燥乏味，但是瑶卿依旧要学习妇行，而且作为士绅家族培养出来的德才兼备的小姐，她必须要遵守“四德”，所以，瑶卿自记事起就会背诵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但她的兴趣并不在此。
作为常州人，她也有作诗的天赋，在她初次以“花”为题做了一首诗后，她自己对运用的险韵颇为满意，并且拿给父亲观看。
结果却换来父亲的勃然大怒，并说出“女子无才便是德！内言不出阃外！”的评价，事后，瑶卿焚烧了自己的初次诗稿，自此以后，多年不再作诗，直到中年才再次作诗。
而当后来她的女儿?英回忆起母亲的蛋壳萤灯时，似乎“母亲是将丰富的想象、对艺术的敏感，以及对压抑自身才华的苦闷，都倾注在这小小的蛋壳和中年之后的数首诗作中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闺秀确实是接受教育的，但是士绅闺秀这个身份又带来了太多的限制，所以四德依旧是重要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仍然被推崇。这就使得一代才女抹杀了自己的艺术造诣，只能将自己的才华都倾注在家庭之中。
士绅一族确实是促进了女性教育，但与此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女性思想的禁锢依然存在，虽然是读书，但还是以女德为主。
二、经济发展丰富社会生活
随着江南一带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都市化程度加剧，各种酒肆歌楼鳞次栉比，游宴活动此起彼伏，城市生活景观变得丰富多彩。
这种文化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使身居闺阁的女性活动空间也得到了拓宽，交际范围相应扩大，结社作为一种社会交际活动兼文化交流活动，其盛行也便顺理成章了。
如明代最早的桐城“名媛诗社”，康熙年间的“蕉园诗社”，乾隆中期的“吴中十子”等；随园女弟子的结社范围更跨越了吴越两地。
才女们的结社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这种植根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和城市家族血缘联系的土壤之中的女性自觉意识，对闺秀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女诗人张?英对于传统的作诗题材的挑战，谁说女性就只能作闺怨之诗？她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不仅可以豪迈，还能够开创女性政治史诗的创作。
张?英“一介女流”，时刻关心国家政治，民族危亡，会为清政府对于林则徐的判处而气愤不已，在采苹的眼中，从未见一位女子为政事难过至此。这对政治时事的关注丝毫没有传统闺阁女性的特点，而是有了新时代女性的特点。
除此之外，还有女子行男子之事的纶英。她的书法造诣很高，所创作的作品很受时下的欢迎，并且作为创作者，她还能够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来补贴家用，赚取钱财。
纶英的丈夫曾经就认为她的书法不合时宜，这反映出在男权社会下依旧对女性存在着偏见，但是纶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她所行之事并非玩乐，而是自己的作品。
明清女性文学的读者与作者感受着同样的时代情绪，遭受着同样的思想苦闷,容易发生情感上的交融与共鸣。因此,作者———出版商———读者便形成了良性的循环，最终导致女性文学蔚为大观。
三、闺秀文学发展的机会
首先，家族男性的支持，给予女性平等宽松的文化环境。明代以来，德才兼备的女性观日益为社会主流文化所接受，士绅望族姚氏也不例外。
姚鼐曾言：“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矣，于女子亦宜矣。”（《郑太孺人六十寿序》）
其次，家族联姻增加了闺秀文化交往的自由度和延展面。家族联姻将各大家族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宽了女性的活动空间，增加了交流渠道和机会，不仅可将各姻亲闺秀网联，形成了一个几乎覆盖整个桐城的“局域网”，而且因姻亲之故可以与家族之外的男性文人交流。
联姻带来的家族间文化交融及闺秀间交相师友的文化功能不言而喻。家族联姻延展了士绅家族闺秀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
士绅家族闺秀积极地从事文学活动，带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其中包含女性对自身的认识、阶层身份意识与价值追求等。
明末清初，桐城文人大兴结社之风。像方以智主盟复社，姚孙棐与吴道新等结西山诗社，又与方体乾、龚鼎孳等举秦淮社。姚文然、姚文燮等结潜园社。姚孙棐还多次在家中亦园举行文会。
这一时期姚氏才媛的社团群聚活动同样频繁。她们西园雅集、结盟唱和，发展出专属女性的社交网络与相对独立的社交领地。
这既是一种对男性世界的效仿、看齐，更是潜意识里的一种平等追求。恰如完颜董兰芬在姚德耀《清香阁诗钞》序中所言：“庶几见文字之交，知心之雅，不独男子然也。”
至于闺秀们日常生活中的雅好书史、性耽吟咏、涉猎文艺，除了兴趣及平等尝试外，还有一种世家闺秀对自身精英身份的标榜与确立。这种身份，是有别于社会底层及劳动者阶层女性的。
文学既是一种娱闲的爱好，抒情遣怀与交际需要，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当时能吟诗作赋的才媛几乎全部为大小士绅家庭中的女性。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六曾载她和吴藻、席怡珊等才媛于初夏泛舟皋亭，吟诗联句。村中妇女咸来观看，不能理解她们的风雅。沈善宝在记叙时，作为才媛的自得跃然纸上。
与丈夫闺中唱和的雅趣以及父兄亲朋赞赏的现实功能促进了这种雅好的发展，在发展中逐渐带有闺秀对自身价值与自我实现的追求。正如张令仪的远足游历，就体现出一种自我追求。她还在诗中道：“总误平生缘傲骨，但高人处只诗魔。”女诗人为自己的诗才而自豪。
张令仪曾先后两次刊印了自己的诗集，诗歌对她来说已为毕生事业。再如姚倚云初将诗作附在丈夫范当世诗后，“迩年又裒前后所做，钞存之，为若干卷。”独自刊印为《蕴素轩诗》。
此外，在闺秀们所作的诗歌中，明显可见一种性别关注，即自发地将女性人物、事件作为创作题材，表达自己的心情感悟。姚宛有一首《读小青诗》，便是对晚明才女冯小青的赞叹。
另如姚素《和雄县旅店壁间武林十五龄难女韵》，姚凤翙《次梁溪女子原韵》《吊蟂矶夫人》，姚凤仪《题定远徐贞女卷》等等。女性关注女性，是一种性别共鸣与性别自觉。
四、结语
美国学者高彦颐在《闺塾师》中提出，女性是同一的（社会性别）和女性是差异的（阶层）二元原则。一方面赋予部分女性权力，另一方面又将她人规范在分离领域里，此言切中肯綮。
从姚氏闺秀的文学活动可以看出，作为大家闺秀，地方女性中的精英阶层，她们在文化上拥有一定的权力和自由。
例如可以受教育，进行诗文创作交流，可以平等地参与家中文化活动，还可以做一些学问研究，甚至出版诗集、结社与游历，但至始至终，所有的活动都遵循着女德闺范，没有任何逾越行为。
就好比是她们的诗文写得再好，也只限于闺阁之内，而不会去打开科考的大门。即便姚倚云在清末担任女校校长，照样是授经义，推“原《二南》之化”。她要求学生“为人师表，尤注重妇德。
一切偏宕激烈之学说概并弗谈。”要“抑骄忌、守贞洁、勤女工、躬节俭。”依然没有跳出女德闺范的圈囿。
参考文献
1、王希芝 《明清江南商业经济对闺秀文学的影响》
2、 张萍 《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
3、吕菲； 吕迅 《清代士绅家族闺秀女德闺范内的追求与自由——以清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女性文学活动为例》
4、黄日华 《晚明社会思潮下的新性别观及其对闺秀文学的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