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志业无二事，一年四季做书忙。”在为李昕出版的新书《一生一事》提笔作序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以此句，高度概括出这位知名出版家的生平纪事。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三联书店，再到商务印书馆，李昕经历过知识贬值的年代，也见证了“文化复兴”的浪潮，却始终坐在编辑的冷板凳上，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定力——编书如烹小鲜，火候在静气中，把作者心火熬成铅字，将思想嵌入历史河床。
“在中国当代出版界，我属于‘生正逢时’的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特别幸运的少数人。我曾多次说过，做出版是需要有好平台的。而我先后在4家最著名的出版机构担任编辑，享受到这些出版平台带给我的特殊资源和便利条件，时代和环境的双重因素，使我有机会做成了一些别人或许难以做成的事情。”
李昕先生近照
二月的北京胡同尚未褪尽冬意晨霜，正观新闻记者见到了这位被誉为“编辑行业活字典”的出版家。73岁的李昕，灰白鬓角掩不住目光清亮，谈起四十载“编舟”生涯，仍有种近乎执拗的严谨。
“书界无人不识君。”阎纲在《翻书忆往正思君》的序言中如是写道。此刻什刹海的薄雾漫过窗台，恍若看见那个伏案校雠的身影，仍在为喧嚣时代掌一盏青灯。
正观新闻记者对话出版家李昕
“把自己做的书，打上自己的烙印”
正观新闻：在《一生一事》及《翻书忆往正思君》中，您介绍了同王鼎钧、杨绛、钱学森等学者的交往经历，您如何理解“作者、书和编辑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李昕：我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时，社长韦君宜非常强调一句话叫“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出版社是为作者服务的，编辑想和作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就一定要诚恳地对待作者、尊重作者。
和我有过交往的作者，大多都成了朋友。比如王蒙，我给他出第一本书是在1985年，到现在已经有40年，这中间我陆续为他出了十几本书，需要稿子时我就会想到他，他有稿子也会主动想到我，即使后来我到香港工作，他也会给我打个电话说，“咱们见个面，咱们一起吃个饭。”
李昕先生与王蒙先生在一起
事实上，编辑在为作者服务的过程中，能提供很多帮助，尤其是作者面对出版业务复杂的运作流程，很多专业的问题是需要和编辑商量、请教的。当你能为他提供出版编辑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服务过程中使他们受益，双方就会慢慢建立起感情。
哪怕你是个年轻编辑，哪怕他是一个名家，在合作中其实是平等的，是互相帮助的，所以我常常和年轻的编辑讲，你们要有自信心。
正观新闻：您如何评价“编辑是助产士、盗火者以及文学的保姆”这一比喻？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哪次“盗火”经历最令你印象深刻？
李昕：这个比喻很好，它说明编辑不仅是中介，也不仅是二传手，不论是盗火者、助产士、还是文学的保姆，都形象地强调出，编辑本身是一个创造性的职业。
我常告诉年轻编辑，拿到一本书，一定要考虑怎么给这本书增加附加值，给这本书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样正式出版时，做书的人才会有成就感，才会感到这本书中体现了他的价值。
1989年，我出版了台湾作家李敖的随笔《独白下的传统》，那是李敖第一次在大陆正式授权出书，背景是有人从台湾引进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有一些很尖锐的措辞，出版后被叫停下架。
他们二人在台湾齐名，文章也有颇多相似之处，这个时候李敖把书交给我们，希望我们出版，我们就得考虑其中一些敏感的问题，恐怕需要处理。
但是李敖这个人又特别珍惜羽毛，你删掉几个字，他都会表达抗议和不满，怎么办呢？我当时想了一个办法，不需要原模原样地去出《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两本随笔，而是精选一些文章编成一本，从而回避开书中尖锐、敏感的部分。
我当时与李敖商量的理由是，“这两本书比较薄，大陆出书用的纸也比较薄，是52克，如果作为单本，就成了薄册子，干脆把两本编成一本。”李敖同意了，用这种方法，我删去了几篇文章，合二为一，将书名定作《独白下的传统》。
出版时，我借着柏杨宣传李敖，做了大意为“读柏杨书的人，不能不知道李敖”的海报，并印了一万张，平均发到当时全国的3500家新华书店里。这本书一下子火起来，两年内卖了20多万册，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出版经历。
李昕先生与李敖先生聊天
再说2013年出版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我的书里反复写过，这本书出版非常艰难，当时有30家出版社参与竞争，我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凭借专业精神与傅高义进行成功沟通，最终拿下了这本书的版权。
拿下版权后，面临的编辑问题也极其复杂，根据规定，这本书需要送上级有关部门审稿，最后以什么面貌出版，要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我们没法做主，出版社在中间主要起沟通作用——专家希望傅高义修改什么，傅高义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去相互传达。
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我们做了将近一年。傅高义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学者，他认为自己写的东西都是有出处的，是言之有据的，编辑想要修改必须拿出充分的理由。比如他根据英文版书籍引用的材料，我们专家会查证当年政治局会议记录，一条一条地说服他改，最终得以出版。
傅高义本人是非常满意的，他认为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了他的学术成果，“这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我自己说的。”他到处讲演都这么说，“我非常感谢三联，他们保留了我的成果。”
虽然是学术著作，《邓小平时代》却在当年就销售了80多万册，至今销售了150多万册，成为超级畅销书，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好评，这也让我非常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鼓舞着我对工作始终保持巨大的兴趣。
《邓小平时代》出版之后
正观新闻：从2015年起，您陆续出版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李敖登陆记》《今天我们怎样做书》等作品，写作是否让您对编辑这一职业有了新的理解？
李昕：我从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也很少有人把我的书当作文学作品对待。
我的书大致有三类，《做书》《今天我们怎么做书》，这部分是讲演录，主要给出版社编辑以及高校编辑学的学生上课使用；《翻书忆往正思君》《那些年，那些人和书》都属于人物随笔；《一生一事》则是个人回忆录。
这些书都和编辑工作有关，相当一部分可以直接视作我的工作经验及教训总结。在2015年出版《做书：感悟与理念》的新书发布会上，一位研究编辑出版的李频教授评价，“这本书里最珍贵的，是你写编辑工作的教训。”
除了写书，我的文章大多也都是实战型、实操型的，包括给学生上课时，我总是用讲故事来代替理论，出版案例本身是带有启发性的，我自己也在这种整理和总结中不断提升，得以明晰许多原先朦朦胧胧的编辑理念，这是写书带给我本人的收获。
李昕先生在讲课中
“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出版时代”
正观新闻：您四十年的出版生涯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历程。您认为出版业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发展阶段？您是如何在不同阶段中适应并引领这些变化？
李昕：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出版时代。这四十年是中国当代出版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出版的运作模式从八十年代单一的传统出版，到今天已经实现现代的多媒体融合出版，另一方面出版社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了从事业到企业的市场化转型，如果拿今天和80年代相比，可以说我们的出版已经完全是两个时代了。
当然，这种转变是分阶段的，我曾模糊的做过划分，将这大概45年的时间分为三段。第一个15年是从1978年到1993年，叫做“出版价值回归”的时代。原来的出版是停滞状态，从1978年开始快速恢复发展，主要特征为出版传统纸质书以及启蒙类的读物，推进思想解放，实现一场新的思想启蒙。
这里引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及新的学科，出版物内容受到重视，也就是“编辑导向”，没有激烈竞争，也不需要考虑赚钱，编辑认为什么书有价值，想出什么书，就出什么书。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内的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
第二个15年，也就是1993年到 2008 年，我把它叫做“出版运作全面更新”的时期，邓小平南方讲话是重要节点，政策放开后，图书的发行除了主渠道新华书店外，出现了民营书店，不久后又有了网上书店，比如1998年的当当。此时图书发行正式成为地面店与网上店结合的双渠道形式，电商参与到图书的销售中，并逐渐增加占比。
这段时期的另一显著特点，是1993年后电脑技术开始运用到图书出版中。它带动了出版物的形式创新，图书从第一时期的文字形式变成图文形式，大量的彩色插图出现，图书出版也开始讲究品相，重视市场竞争，出版成为编辑导向与市场导向两者并存，我们出版业的发展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第三个15年，也就是2008年至今，我们把它叫做“出版全面市场化和多媒体融合的时代”。为什么时间上界定为2008年？安徽时代出版传媒的上市是重要节点，在它以前，中国出版的上市公司只有一两家，且都不是整体上市，只有安徽时代传媒公司在2008年将全省的出版业整合，进行整体上市。在它以后，国内目前有20多家出版集团整体上市，它带动了整个出版行业的企业化进程，成为一种多家效法的模式。
此后以跨平台为标志，数字出版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常态，多媒体参与营销，网上书店、直播带货、视频带货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构成如今“市场导向为主”的局面。
李昕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陈早春先生
正观新闻：面对数字化、多媒体化的出版趋势，您认为传统出版业应当如何借势而非妥协？您对当前出版行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如纸质书的未来、实体书店的困境等，有何看法和建议？
李昕：对传统出版业来说，永远要坚持精品出版的发展方向，创造具有独特价值、别人难以复制和取代的作品。这种难以复制，指你出版的书有独特的精品特征，比如在装帧设计上，其他的出版社很难超越，电子出版物也很难复制，那么你就可以在竞争中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
再有就是出版环境的治理。电子阅读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不良竞争，有些电商在新书刚上市时就强行压价，甚至五折销售，在我看来这对于地面店是一种挤压，一种“霸凌”行为。出版社是上游，其他都是下游，如果出版社的利益得不到保证，那么下游可以说就成了无源之水。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建立一个合理且严格的游戏规则？其中就包括使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和立法的手段，由国家出台一些措施、行政措施或者是法律规范，比如西方国家“新书出版至少在一年之内不能降价”的条文，和国际接轨。
这不仅保护了出版社的利益，保护了作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维持了出版业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以利于促进更多的好书储备。
“一本书最重要的，是思想启蒙价值”
正观新闻：您策划的《邓小平时代》《巨流河》等作品成为现象级爆款图书，这些选题背后体现了怎样的出版理念？如何判断一本书的社会价值与市场潜力？
李昕：很多书传播知识，很多书诉诸情感，就像小说给予读者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它的价值，但我认为一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思想启蒙价值。
邹韬奋创办三联时提出“三联的使命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所谓力谋社会改造，就是要设法推动社会前进。
我们过去出版学术著作，常说要追求学术中的思想，思想中的学术。《邓小平时代》是对改革开放的道路进行连接，告诉我们中国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今后还应该往哪里走。而《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则总结了20世纪这一百年的人世变迁，它告诉我们人应该追求什么，应该放弃什么，应该反思什么，有人评价它“是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看到了整个时代的沧桑变化。
杨振宁《曙光集》出版之后
正观新闻：您与王鼎钧、杨绛等学者交往时，如何建立信任并激发其创作？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应是“合作 ”还是“引导 ”？当遇到书稿修改分歧时，您如何处理与作者的冲突？
李昕：一定要用诚恳之心去取得作者的信任，得不到作者信任，合作很难顺利，但作者一旦信任编辑，合作就会畅通无阻。
比如李敖，这个人是极难合作的，他不信任你的话，甚至会开口骂人，甚至会断然和你绝交。所以一定要用最诚恳的态度去和作者交往，设身处地地为作者着想，理解作者那种特殊的要求，一旦他信任你的话，你说什么都行，我在这一点上感触特别深。
比如王鼎钧，他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他的文章不允许任何人改编。他有一本教小学生应该如何写作文的书，叫《小学生作文讲话》，曾经有公司想要改编成一个老爷爷给小学生讲作文的广播剧形式，希望他能授权。王鼎钧不同意，说“我的东西不接受改编。”后来这家公司说不再改编，只是做成音频形式，请专家来朗读，从头到尾，一字不变。王鼎钧还是拒绝，说，“我的文章有一种特别的诚恳，别人读不出来。”但他口音比较重，无法自己朗读，这件事就此作罢。
像这样的老先生，今年已经100岁了，他的文章在我手里做了多次修改，都被认可，最后还表扬我们，说我们“是化学家，不是刀斧手。” 原因就是我们非常诚恳，虚心地沟通交往，每一处需要修改的地方，都会与他商量，告知缘由，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才会改动。
再比如杨绛先生，她有时候也蛮固执，对我们也有过多次误解。我书中有一篇文章是写给杨绛的三次道歉，每一次道歉，我都承认杨绛先生对我的批评都是对的，我应该道歉，面对她的误解，我也会一直解释，取得她的谅解，再继续合作。
李昕先生看望杨绛先生
曾有位作者写了一套四本书：《我认识的朱光潜》《我经历的巴金往事》《我所知道的叶圣陶》《我认识的钱钟书》，分别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作者后来找我，希望能够在三联重新出版，形成一套。我们很高兴，前面三本也很顺利，直到最后一本《我认识的钱钟书》，杨绛先生说，“三联不要出，让其他的小出版社出算了。”
那天我刚好去拜访杨绛先生，我明白她的意思，她不愿意让别人在书中使用她和钱钟书两人的照片与手记，我也非常尊重她，这本书最后也没有经我安排出版，这也是我跟杨绛合作一直都非常顺利的原因。
正观新闻：您曾提到“创意和策划是编辑的核心竞争力 ”，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您如何看待未来编辑角色的演变？如何平衡技术工具与人文判断的关系？
李昕：AI是好东西，它一定能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或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还能帮助我们做一些具体的工作，甚至在将来，可以代替编辑工作中的某些部分。
但编辑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它需要强大的综合能力，包括创意能力、判断力、文字功力、沟通交往的能力、营销推广的能力、基础能力，结合起来形成的是策划能力。
案头能力、校对工作是最容易被AI取代的，但不可能是全部。即使是校对工作，AI也只能完成基础的部分，不能够做复杂的和高级的部分。
至于策划能力，你需要把什么样的东西编辑形成一本书？你需要向哪个作者约稿？作者在哪些方面可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书稿？而你需要怎样编？这里面需不需要插图？需不需要注释？需要怎样的设计？营销推广方面需要什么策划？需要找哪些人？如何在主流媒体宣传？如何通过私域来宣传？视频号？直播带货？所有这些营销的策划，AI是不可能取代的。
简单来说，编辑最重要的是策划能力，而策划能力 AI 取代不了。
“60岁之后，反而是编辑的黄金时代”
正观新闻：您提到“一年四季做书忙 ”，您如何平衡高强度工作与个人生活？如何看待这种“退而不休 ” 的状态？
李昕：退而不休是编辑的常态。我退休已经十年了，即使离开工作岗位，还有很多作者朋友会把完成的稿子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创意、点子，或作者的资源、提供的书稿，我也都能随时和出版社联系，使这些书稿变成书。
就像三联的老前辈沈昌文等，他们都是这样，一直在关注编辑工作，如果遇到了合适的作者，拿到了合适的书稿，他们也会交给出版社。
事实上，编辑到 60 岁退休很可惜的，无异于一种人才浪费。60岁至70岁在我看来是编辑的黄金时代，是积累经验和资源的一个高峰期。
李昕先生的新书《一生一事》及《翻书忆往正思君》
正观新闻：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平时有什么爱好？看您最近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编余闲笔 ”，分享个人见解和书籍推荐。您如何看待短视频对出版行业及公众深度阅读的影响？
李昕：我的爱好是读书和写作，退休10年间我写了大概 12 本书。我还喜欢旅游和摄影，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到处看看，每年出去一趟两趟旅游，然后拍拍照片。
但无论做什么，我都不是发烧友，适可而止。我不藏书，我的书买来就看，看完就处理掉了，家里也不藏书，一共大概也只有两三千本书。
我是从 2008年开始写微博的，那时我还在三联工作，每次出新书，我都会选择其中一本用微博来介绍宣传。退休后，我开创了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内容大多与新书相关，或是我与作者的交往。
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的事情。虽然我已经70岁了，但是年轻人做的事情我也得会做，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时俱进，不能跟年轻人所掌握的技能脱节。我觉得跟上时代发展，走出这一步是有效果的，所以也乐在其中，很有成就感。
正观新闻：当回顾出版事业，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是否觉得“这一辈子过得值 ”？
李昕：我其实很幸运，一生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喜欢做编辑，就像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说，“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这个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个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要大。”
陆费逵之所以选择创办中华书局，是因为他认为做出版对社会的贡献大，而我选择了做出版，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我心里很满足。作为一个出版人，一辈子经手了3000多本书，这些书能够传播文化、传播知识、启蒙社会民众，只要发挥一点小小的作用以促进社会发展，就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文内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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