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洪流中，过去的三十余载，中国见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迁徙。
从2000年到2010年，近90万个村落如风中残烛，悄然从地图上消失。即便我们在城市中努力扎根，成为“城里人”，可承载着童年记忆与血脉根源的老家，却在岁月里逐渐凋零，这成为无数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痛。
面对此困境，我们不禁思索，破解之法究竟何在？
01
近年来，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现象依旧严峻。
据2024年9月19日“铁岭发布”公众号公布的调研报告《关于加强“空巢村”基层治理的调查与思考》显示，铁岭市清河区部分行政村常住人口占比不足户籍人口的40%，“空巢村”问题普遍，个别村子空巢率将近90%。
大量人口离开乡村奔赴城镇，使得乡村人口锐减，地方税收大幅缩水。
缺乏充足资金投入，乡村经济发展举步维艰，陷入萎靡不振的泥沼。而经济低迷又进一步加剧年轻人的出走意愿，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更多充满烟火气的乡村将成为历史。
同样的困境也在日本上演。日本虽面积狭小，却容纳了约1.26亿人口。
然而，城乡发展极不平衡，众多乡村和小城市的人口涌向东京等大城市，致使偏远地区的小城市和乡村人口急剧减少，经济陷入深度低迷。
以群马县的楠木村为例，村长谷川表示，如今村里58%的村民年龄在65岁以上，75岁以上的村民占比高达41%。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未来30年间，本村年轻女性数量预计将减少九成，新增人口近乎为零，楠木村走向“灭绝”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放眼日本全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这三大城市群，占日本总人口的51.8%。小城镇和乡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外流，财政税收不足成为突出难题。
究其根源，税收缴纳机制是重要因素。那些在小城市或乡村接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人，为追求更好发展来到大城市后，向大城市纳税，却未能为家乡发展助力，使得小城市和乡村发展愈发艰难。
02
为打破这一困局，2008年，时任日本总务大臣的菅义伟力推故乡纳税制度。
这并非传统的强制性纳税制度，而是一种鼓励性质的自愿捐款政策。捐款人可自主选择家乡作为纳税地，捐款后能收到家乡政府出具的捐款凭证，还能获得一份意义非凡的回礼。
凭借捐款凭证，捐款人可向现居住地税务部门申请减免住民税，即通过向家乡捐款实现抵税。不过，为平衡现居住地权益，该制度规定捐款上限不得超过住民税的20%，超出部分只能作为普通捐款，无法抵扣税款。
此外，捐款者还能自行选择捐赠的具体使用用途。
自故乡纳税政策实施以来，成果令人瞩目。
2008年，仅有超过33,000人缴纳故乡税，税收总额为72亿日元。
到2019年，故乡纳税总额飙升至5,127亿日元，增长幅度高达71倍。从当地政府角度看，增加了地方税收，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从捐赠者层面分析，一方面，游子心系家乡，渴望为故乡发展贡献力量，这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报恩思想契合。另一方面，极具吸引力的回礼也是关键因素。
几乎每个地区都精心准备富有特色的土特产作为回礼，从顶级的黑毛和牛到奢华的松叶蟹，从珍贵的伊势龙虾到时令鲜鱼，再到精致的餐具寝具和各类工艺品，这些特产总能勾起人们对故乡的美好回忆。
佐贺县的玄海町便是成功典范，该地区常住人口不足6,000人，却在故乡税方面率先突破10亿元大关，其成功秘诀在于当地特产大鲵鱼，捐款者捐赠33,000日元，便能获得这份珍贵回礼，吸引了众多纳税者。
当然，任何制度都并非十全十美，故乡纳税制度也存在瑕疵。
部分地方政府为吸引更多捐款，过度追求回礼的豪华程度，在人口55万的长崎市，甚至出现因回礼成本过高导致财政赤字、入不敷出的情况，这背离了制度设立的初衷。各地政府不应过度纠结于回礼竞争，而应重点利用这一制度，推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尽管存在不足，但故乡纳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地方衰落的进程，每一次捐赠都是捐款人对故乡的深情回馈。
中国也曾采用类似举措，比如在外的湖北人可以通过给武汉捐款来抵扣缴税。
那么，这种借鉴日本经验的方式，能否在我国有效减缓乡村凋零的步伐呢？
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日本的故乡纳税制度虽有借鉴意义，但不能完全照搬。中国乡村数量众多、地域差异大，在借鉴时需充分考虑自身实际情况。一方面，可以探索适合中国乡村的税收激励政策，鼓励在外人员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教育、医疗等条件，提升乡村吸引力，让更多人愿意留在乡村、建设乡村。
或许，在借鉴与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能找到一条让乡村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光明之路。
#春季图文激励计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