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倪红福王晓星：开放能力内涵与提升路径_国际_经济

作者简介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模型及其应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应用、国际经济、经济政策分析等研究；

王晓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贸易政策。

摘要：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的重要决策，目的在于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研究发现，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升级，以及通过制度创新增强国际规则适应性，构建了中国在国际合作中不断提升开放能力的逻辑。结合自贸试验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等实践，进一步提升开放能力，需要强调深化制度型开放、构建多元合作网络和科技驱动的重要性，发挥国际合作在优化资源配置、产业升级和制度适应中的关键作用，为推动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国际合作；开放能力；全球价值链；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度型开放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战略部署是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作出的重要决策。从战略层面看，其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路径，更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密切相关。通过深化国际合作，中国能够在开放中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制度创新，从而形成高质量发展和全球影响力提升的双重效果。

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持续演进，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剧。这种局势不仅削弱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也对国际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近年来美国加征关税、限制高科技出口等措施表明，全球化正面临碎片化的风险(Antràs,2020)，而即将到来的“特朗普2.0时代”，无疑将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中国。

从国内层面看，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近年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等一系列开放实践，中国在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开放能力提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倪红福，2024)。特别是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为企业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了重要支持，这表明，通过扩大国际合作，开放能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的扩大，更体现在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成程等，2024)。

然而，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重挑战，中国如何在单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提升的背景下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制度创新和资源整合优化开放能力，成为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方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多边经济合作体系造成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不稳定性加剧；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转型过程中仍存在产业升级压力较大、创新驱动能力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提升开放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因此，研究如何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不仅对深化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能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研究有助于探讨国际合作与开放能力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化对全球化新趋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解；从实践层面看，通过提升开放能力，中国可以在全球化变局中保持经济竞争力，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本文将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系统探讨国际合作在开放能力提升中的作用及路径，进而为新时代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科学依据。

二、开放能力的内涵与国际合作提升开放能力的理论逻辑

(一)开放能力的内涵

开放能力是决定国家开放程度的基础性力量，是评估开放程度合意与否的重要依据。开放能力是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展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次交往并从中获取开放收益的重要能力，其内涵不仅体现为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包括制度的灵活适应、技术的持续创新以及国际规则的主动塑造。根据《世界开放报告2023》，开放能力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下，通过跨境的货物、服务、人员、技术、资金、知识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到资源整合、收益优化的综合能力。在此基础上，高水平开放需要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并积极推动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王文涛，2024)，这要求国家在开放过程中既要灵活适应国际市场规则，又需主动设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规则，以实现开放收益最大化。此外，开放能力的提升还需要依赖技术驱动，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并转化为自主创新成果，从而增强核心竞争力(戴翔和张二震，2024)。一个国家具备必要的开放能力，既有助于该国统筹国际和国内两大市场，充分有效地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也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公正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合作背景下，开放能力的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制度适应、技术创新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

1.资源整合与配置能力

资源整合与配置能力是国家开放能力的根基，体现为通过国际合作获取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要素，并将这些资源高效应用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本质在于通过国际合作弥补本国资源禀赋的不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最大化利用。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不仅吸引了沿线国家的资本流入，还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输出，将国内产能转化为全球需求，从而实现双向互补。这种资源整合模式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也推动了合作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整合与配置能力的关键还在于，动态适应国际市场环境和需求的变化。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和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家必须具备灵活调整资源配置策略的能力。通过建立多元化的供应链和投资合作网络，国家能够降低对单一资源或市场的依赖，同时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例如，中国通过与多国开展能源合作，构建了稳定的能源供应链，为国内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此外，整合全球资源还要求国家具备强大的市场信息捕捉能力，将国际资源迅速转化为国内发展的实际动力，助力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2.制度适应与协调能力

制度适应与协调能力是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实现高效协作和自身利益保护的基础保障。这种能力要求国家能够通过调整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与国际合作规则相契合，从而在多边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快速适应是典型案例。通过降低关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开放服务市场，中国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推动了外贸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显著提升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余淼杰，2018)。

在此基础上，制度协调能力更进一步要求国家能够在多边合作中平衡国内与国际规则之间的差异。这不仅需要技术上的调整，还需要政策层面的灵活应对。制度协调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国能否在国际规则框架下保持自身经济主权，同时为全球治理贡献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推动合作的深入。

3.技术合作与自主创新能力

技术合作与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开放能力的核心驱动力，强调通过国际合作获取先进技术并将其转化为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的过程。这种能力决定了一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地位以及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合作为技术引进和知识共享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如，中国与德国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合作，不仅为本土企业引入了工业4.0相关技术，还通过联合研发培养了本地化的技术创新能力。这种合作模式体现了技术合作作为开放能力核心要素的战略意义。

自主创新能力则是技术合作的延续和深化。一国能否通过吸收引进的技术实现本地化创新，决定了其能否从技术追随者向技术引领者转变。例如，中国在5G技术领域，通过集中研发投入和政策支持，完成了从吸收国外通信技术到自主研发并主导国际标准的跨越。自主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需要国家构建完善的研发体系、产业政策和创新生态系统，以确保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协调。

4.全球治理中的规则塑造能力

全球治理参与和规则塑造能力是国家开放能力的高阶体现，反映了其在国际合作中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这种能力要求国家能够在多边合作中提出建设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并通过广泛的国际支持推动其落地。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积极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以各国共同利益为重，推动各国各方共享深化国际合作的机遇，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规则塑造能力的进一步体现是国家能够通过提出新理念和技术标准，推动全球合作的创新。例如，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双碳”目标战略，为全球治理注入了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内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时，推动技术标准的国际化也是规则塑造的重要部分。以中国5G通信标准为例，通过与多国企业合作以及主导国际技术规范的制定，中国的技术标准不仅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也成为其提升全球治理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二)国际合作提升开放能力的理论逻辑

国际合作提升开放能力的路径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多个理论视角加以分析，其中核心理论可以整合为以下三个方面：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它们分别从经济基础、产业分工与升级以及制度保障的角度，构建了提升开放能力的逻辑和路径。

1.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理论：国际合作的基础经济逻辑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应集中生产那些具有相对生产效率优势的产品，通过贸易与他国交换其他产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理论说明，即使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效率上都不占优，也可以通过比较优势选择效率相对更高的产品进行生产与出口，从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益。赫克歇尔与俄林(Heckscher-Ohlin,简称H-O模型)进一步发展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指出国家的比较优势根植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每个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匮乏要素的产品。

在国际合作中，这两大理论解释了国家间贸易的基础动因，也为开放能力的形成提供了经济理论。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一国可以在国际分工中确立自己的竞争地位，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贡献较为显著。要素禀赋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国际合作如何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弥补各国间的资源差异。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依赖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如纺织、轻工业和电子产品加工，从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这种经济逻辑在提升开放能力方面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比较优势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出口能力，扩大国家经济开放度，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第二，要素禀赋的互补性使国家能够通过国际合作获取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从而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发展。通过这种机制，国际合作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还促进了要素流动，为开放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此外，比较优势除了能为国家开放能力提升提供基础理论之外，扩大开放也能够进一步增强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会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而动态演进。具体来说，国家比较优势要发挥作用和动态演进，需要持续不断地拥有新的源泉、适应新的环境，需要具备市场充分竞争、交易自由便利、市场多元共生等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需要在跨境开放中形成、获得或加速(樊纲，2023)。

2.全球价值链理论：从“参与”到“升级”的开放能力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信息通信和交通运输技术的革新，促成了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革命。GVC的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强调生产活动被分解为多个环节并分布在不同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Xing和Detert(2011)对iPhone价值链的“麻雀式”的解剖分析发现：100美元的iPhone,中国提供中间环节的组装和加工而获取的增加值不到3.6美元(3.6%)，其余的增加值基本被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俘获。从高技术产品的波音飞机、汽车、iPod(Linden等，2009)到日常用品和玩具芭比娃娃(Tempest,1996)、新兴的平衡跑鞋等产品，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现象。根据统计，全球贸易中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由GVC推动(Johnson和Noguera,2012)。因此，GVC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性特点，是开放型经济研究分析的前沿理论，也是解释当前国际经济现象的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倪红福，2022)。

一国通过参与价值链，可以利用全球资源、市场和技术，快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然而，GVC中的附加值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低附加值环节如简单加工和组装的经济收益有限，若长期停留在此类环节，难以实现开放能力的全面提升(Dedrick等，2010)。因此，GVC理论的核心思想不仅是价值链的参与，更在于价值链的升级。升级路径包括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转移，如从制造和加工向研发、设计和品牌管理等环节拓展。这种升级不仅能显著提高经济收益，还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建立更稳固的地位。

GVC理论为开放能力提升提供了两大重要机制：第一，价值链参与让国家迅速进入全球经济体系，通过外资、技术转移和国际市场准入，建立起基础的开放能力；第二，价值链升级使国家能够从全球分工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通过高附加值环节的占领，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国家通过推动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引导资本向高技术领域流动以及建立自主品牌，可以实现从低附加值环节退出并向高端环节升级，从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这种路径，GVC理论不仅揭示了开放能力的提升逻辑，还为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指引。

3.制度创新理论：创新驱动的开放能力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