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史多年来一直是低劣质叙事的重灾区，有关武术技能技理的历史演化，目前可见的有关中国武术史的诸多叙事，极少有揭示中国武术的技能技理演化的发展规律以及规律背后逻辑的论述。而关于拳师事迹方面的叙事更多是以讹传讹，甚至肆意捏造，其中尤其大成拳（意拳）诸叙事、杨氏太极拳诸叙事和张策一系通背拳诸叙事最为严重，谓之胡编乱造，毫不为过。由于武术界长期以来不重视对史料的甄别与辨析，造成多年来习惯于以讹传讹，讹传几乎覆盖了中国武术史叙事的各个方面，乃至严重误导了今人对中国武术历史的认知，看看今天网络上那些打着历史研究者名义的自媒体，几乎无不是以讹传讹的传播者，呈现出一幕幕在讹传和谎言中翻来覆去的煞有介事的分析，却自以为发现了“真章”的可笑场景。而以可靠史料为基础的去讹化的历史叙事，反而被群起而攻之，乃至叙事者被视为武林公敌。但笔者坚持认为，即使只是介绍某个拳师的一些日常行迹，如果不是以相关的史料为基础，则与说评书无异。
本文重点介绍孙存周自1928年7月到1937年之前在江南的几个片段，通过当年史料记载展示其历史场景，由此当今一些讹传及谎言不攻自破。
1、 应父之召再下江南
早在1920年之前，孙存周就已经进入沪、杭等地进行教拳，但仅限于在友人之间传授。时杭州有大盗，来去无踪，侦缉处对此大盗奈何不得，积日既久，积案甚多，于是求助于孙存周，孙存周探得其迹，截之，出手即擒获此盗。有杂志《克雷斯》登载了此事。因这次只身捕盗，浙江省警务处聘请孙存周为该处稽查员，孙存周婉辞不就。斯时虎林豪杰尽服之，向孙存周请益武艺者日众。后来孙禄堂南下江南时，孙存周让他教授的这些学生皆拜在其父孙禄堂的名下，其中著名者如郑佐平、李筱和、肖格清、张熙堂等。
1928年4月，孙禄堂应国术研究馆（后改称中央国术馆）之聘，担任该馆的主任及武当门门长。其行程是由北京乘火车至天津，由天津乘船至上海，孙禄堂于4月下旬到上海后，因上海武术界各方极力挽留，逗留数日，于5月上旬由上海乘火车到达南京。5月11日国术研究馆举行欢迎主任孙禄堂暨开课典礼。这时孙存周因有家事缠身，仍在北方，未能随父南下。
孙禄堂到国术研究馆上任后，得知有针对自己的匿名诽谤信，孙禄堂立即退还聘书，挂冠而去。虽经张之江、李景林等极力挽留，但去意已决。鉴于孙禄堂在当时武术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张之江极力要将孙禄堂留在国术馆体系内，于是张之江火速与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商议，筹备成立江苏省国术馆作为国术研究馆的分馆，请孙禄堂主持一切。经过几番磋商，孙禄堂同意来江苏省国术馆担任教务主任，实则统领一切事物①。7月1日江苏省国术馆正式成立，孙禄堂于是日上任。由于此前，上海俭德储蓄会、中华体育会等机构皆力邀孙禄堂前来教学，如1928年6月9日《申报》报道：“孙禄堂有在俭德会教授国术”，同月13日《申报》报道：“中华体育会聘请拳术大家（孙禄堂）”。因此，孙禄堂此时身兼南京、上海的数处教学，尤其是江苏省国术馆刚刚开办，事务甚多。于是孙禄堂在1928年7月上旬即上任江苏省国术馆教务主任后不久，即电召孙存周和弟子李玉琳南下协助。
7月中下旬，孙存周与李玉琳由天津乘船至上海，在上海与孙禄堂汇合。此时李景林正筹备参加中华义勇团在上海法租界进行国术表演②，希望多有高手参加。这样孙存周和李玉琳到达上海后，首先参加了由李景林领衔的中华义勇团在法租界的国术表演。孙存周表演内容有四项，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和八卦剑，李玉琳表演内容也是四项，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形意连环剑③。两人表演的功夫，得到当时武术界的高度认同。此后，孙存周主要协助孙禄堂在江苏省国术馆的工作，李玉琳则主要协助孙禄堂在上海的教学。
2、 在江苏省国术馆义务服务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不久，4月7日，第二期北伐战争开始，此时开办国术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十分紧张，划拨的经费十分有限。如中央国术馆开办时，其开办费国民政府仅仅划拨了1千元大洋④。江苏省财政相对富足，但可划拨给江苏省国术馆的费用也十分有限，国术馆日常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费用需要社会各方的赞助。孙禄堂以自己在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江苏省国术馆获得相当可观的经费赞助。因此江苏省国术馆能够招聘来一批高规格的师资。如在江苏省国术馆的师资中有一些在军中已经担任师长、团长职务的文武兼资者，包括海军的中正舰舰长。所以对他们的工资待遇要有一定的标准保障。此外，还需要保障习武者的生活条件尤其是饮食水平，江苏省国术馆对伙食的品质相当重视，当时江苏省国术馆内开办了规格颇高的南北两个口味的食堂，以适应来自不同地区教师和学员们的口味，聘请的都是高水平的厨师。所以日常开支颇大。孙存周协助孙禄堂来馆后，为了不增加国术馆经费的负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义务服务，不收取工资，尤其是孙存周武艺高超，学识过人，因此能够服众。每当孙禄堂不在馆中时，常由孙存周代行教务长职责，其德其艺令众人钦服。
同时，孙禄堂的“内外有别”使得孙存周的待遇与当时其他一些拳师的待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杨派太极拳家杨澄甫携弟子不远千里自北京南下，应邀参加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国考表演，但此后并未得到中央国术馆聘用。杨澄甫一脚踏空，没了着落，处境窘迫。于是孙禄堂聘杨澄甫到江苏省国术馆担任一等教习及名誉顾问，解其窘境⑤。一等教习的薪水是每月180块大洋，名誉顾问费用是每月30块大洋，共计月薪210块大洋，用以安置杨澄甫。但为了保障教学质量，教学主力则由孙存周担任。
当时江苏省国术馆正筹备开办师范讲习所，为江苏省61县各县国术馆培养骨干师资。能进入师范讲习所者都是具有一定武功造诣者，该师范讲习所由孙存周担任教务主任。孙存周提出在师范讲习所筹备阶段，他不领取工资，义务服务⑥。孙禄堂的“内外有别”，由此可见一斑。
孙禄堂与孙存周的行止，让笔者想起抗战时陈毅赠与粟裕的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若借此联比喻孙氏父子对当年国术运动的推动与开展，其庶几乎。
3、 江苏省国术馆师范班的三体式
前面讲了，江苏省师范讲习所招收的学员都是有相当武功基础的人，江苏省省主席钮永建提出这个师范讲习所一年毕业，然后去各县国术馆上岗。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这些有各自武功基础的人学什么，就非常值得考究。孙存周就用这一年的时间，全面提高这批学员武功的基础，具体内容传授形意拳、太极拳、摔跤式和大枪。而形意拳、太极拳、摔跤和大枪体用的基础都是孙氏三体式。
根据这批学员的情况，孙禄堂要求孙存周传授孙门内练的三体式，今天称为孙氏临界（极限）三体式，见下图。
当代一些网络上讲授形意拳者，根本不了解练孙氏三体式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完全不尊重孙禄堂本人对孙氏三体式之义的解读，而是凭借他们自己的想象和可怜的那点经验肆意曲解孙禄堂三体式之义。
他们提出什么进攻型三体式、防守型三体式，还把推不动、拉不动作为三体式的标准，对于孙氏三体式而言这些说法都是似是而非。
孙禄堂在其《形意拳学》中对三体式讲的很明白，就是通过六合之势练就金丹、体用中和之气。这是孙氏三体式最核心的目的和效果。至于什么推不动、拉不动都是练习孙氏三体式的副产品，此外，孙氏三体式练就的是攻守一体的感而遂通之势，不存在什么进攻型三体式，防守型三体式之说。换言之，若初步掌握了孙氏三体式，则技击时就没有固定的外在形式，只有内外合一的无形的对应之势。这种无形的对应之势呈现出来的是劲势、气势。此种劲势、气势于行止坐卧间，周身内外始终不失圆直一体、横竖十字一家之势，即六合之势与浑圆一气之意合为一体之势，并将此化入金丹。此为孙氏三体式最基础的造诣。
孙剑云对我讲：“我们家这个三体式过去是轻易不教人的。但老先生（即孙禄堂）让我二哥把这个三体式传给国术馆了。”
孙存周在江苏省国术馆师范班教授的孙氏三体式（见上图）即是此三体式。这个三体式与孙禄堂《形意拳学》第四版（1929年出版）中的三体式是明显不同的。
1929年《形意拳学》第四版出版时，孙禄堂放上一张与此前三版不同的三体式照片（见下图）。
《形意拳学》第四版三体式
为什么要换上这张三体式照片呢？
这就涉及到当时孙禄堂在江南教学一部分对象的情况。
当时江苏省政府为了改变江苏省文强而民弱的积习，要求国术馆开办民众普及班，普及国术，半年一期毕业，从学者有政府官员、机关职员也有普通民众，这些人大多没有武功基础，直接让他们练习江苏省国术馆师范讲习所练习的那种孙氏三体式，他们根本站不住，练不了。所以需要降低孙氏三体式的难度。但是降低难度也需要有个标准，于是孙禄堂就拍摄了这个三体式照片放在《形意拳学》第四版中，作为普及大众之用。
所以，当年在江苏省国术馆就出现了这两个不同形式的孙氏三体式。
上海中华体育会负责人之一的章启东，也是孙禄堂的弟子，以后就以孙禄堂《形意拳学》第四版中这个三体式为蓝本，进一步降低这个三体式的难度，制成挂图，用于普及。这个挂图现存在上海图书馆中。
有意思的是一些人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声称《形意拳学》第四版这个三体式是孙禄堂得自某人的传授。一个用于普及大众的简化三体式还需要孙禄堂得到某人的传授？此说于逻辑不通，于史料证据更是子虚乌有。
借踩孙禄堂之名抬高自己的门派，一直以来是武术界一些门派惯常的做法，前仆后继于此道者，近百年矣。
4、国术雄强之祭酒
民国时期的国术运动使得隐于各地的各派拳师纷纷走向前台，经过几次擂台上的检验，以及擂台下的广泛交流，各家功夫及每位拳师的武功造诣高低立现，故浙江省国术馆副馆长郑佐平称赞孙存周“技击独步海上，拳械绝逸江南”，由此可知孙存周的武艺在当年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有人说这只是郑佐平的一家之言，甚至有人说孙存周在武术界的名声是童旭东吹出来的。
是吗？
还是看看当年留下的史料记载，用史实来回答吧。
1929年4月上海举行第二次国术考试，由市长张群主试，评判委员会由孙禄堂为主任，评判委员依次为：褚民谊、胡朴安、孙存周、杨澄甫、叶大密、陈微明、吴鉴泉、朱国福、刘德生、叶良、罗叔青、傅梦生、徐文甫、马华甫、佟忠义、赵连和、傅秀山⑦。评判委员中，褚民谊时任全国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胡朴安时任《民国日报》社社长，《民国日报》是国民党机关报，因此评判委员中的褚民谊与胡朴安皆有党政身份，在武术家中则以孙存周位居前列。
那么，这是偶然吗？
1929年11月浙江省政府举行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此会被后人称为武术界的“千古一会”，在当时全国武术界影响甚大，在聘请的37位检查委员中，以孙存周位居首位，可谓诸雄强之祭酒。这37位检查委员依次是：孙存周、高振东、左振英、佟忠义、刘高升、田兆麟、褚桂亭、李星阶、肖品三、李书文、叶大密、陈微明、刘丕显、任鹤山、汤鹏超、姚馥春、万籁声、李丽久、张恩庆、耿霞光、朱霞天、朱劭英、李子扬、傅剑秋、侯秉瑞、韩其昌、赵道新、武汇川、程有功、窦来庚、谌祖安、杨明斋、朱国福、施一峰、刘善青、任虎臣、陈明徵⑧。
这37位检查委员中的任何一位，在当今都是名震遐迩的拳家，其中很多人都被今天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奉为武术宗师，但这不能代表当年的史实。当年他们就是上述这样一个座次。
有人说这个排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是吗？
浙江省政府举行这次国术游艺大会，几乎把全国各地的知名拳家全部都请来参会，在此前的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举措。当时浙江省政府有浙江财团的支持，借西湖博览大会的势头，办此空前盛举。大会出钱、出路费并免费食宿招待邀请来的各派拳师，故能把全国各地的名拳师几乎全都请来。这既是盛事，但也有很大的麻烦，麻烦不仅是招待，更要紧的是每位拳师的座次如何排序才能使来者气顺诚服，花钱办事，才能得到好的效果。这种各门各派的武林聚会不同于运动会，运动会只有裁判长与裁判之分，同一项目的裁判完全是平等的，不存在座次高低之分。而这种武林聚会活动对每位拳师的安排客观上必然存在座次高低的问题，除非是按照姓氏笔画安排，但是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没有按照姓氏笔画来安排，因此座次高低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是客观存在。所以排座次就是件非常慎重的事。从当年各类报刊的报道上看，没有对大会安排的座次不满这类报道。按照当时及事后各方报刊的报道，大会办的很成功，举办者达到了目的。因此，上海又紧跟着举办上海国术大赛，基本班底就是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这些人。
通过几次全国性的徒手格斗大赛，国术研究者们对各派武艺的技击效能有了实践的检验。在浙江省国术馆1932年出版的《国术史》中介绍了各派太极拳，唯对孙氏太极拳有“孙氏太极拳,近世颇负时誉” （《国术史》第27页）的评价。
同样，1935年出版的《近世拳师谱》（见下图）中记载孙存周的武艺“绝尘时下”，这与孙存周当年在武术界的地位是相吻合的，故非虚言也。
关于孙存周技击胜人的事迹，以前文章多有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有兴趣者可参见《绝顶出青云 武者 武学 武道》（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一书。
5、风云苏沪
大约20年前，《纪念武学大师孙存周诞辰110年纪念册》出版，其中一部分在某杂志社代售，该杂志社与北京武术院在同一院内，一次北京武术院某领导来该杂志社串门，看到该纪念册，见有“武学大师”这几个字，揶揄道：“孙存周是谁？怎么他也成为武学大师了？”
关于“武学大师”这个称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有不同看法也属正常，但是一个北京武术院的领导不知道孙存周是谁，说明这么多年在武术人物宣传上出现了重大偏差。因为当年孙存周在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远高于今天武术界尊崇的那些所谓的“武术大师”或“武学大师”们。
此说有什么依据吗？
关于依据就由当年史料中的记载来回答吧。
以下仅以孙存周在上海一地活动的几个片段为例，通过这几个片段来呈现孙存周在当年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1）1931年3月2日“上海国术团体联合会成立”，是一个代表全上海的国术组织，带有半官方的性质。该组织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级（直辖市）武术运动协会，这个联合会的主席是褚民谊，时任全国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升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在该联合会成立典礼上，特邀孙存周出席，在该会成立典礼上邀请发表讲话者仅4人，其中两人是上海市市政府的代表，武术家只有2人，孙存周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中央国术馆代表唐豪。参加该联合会成立典礼的上海各派国术家有章启东、陈微明、吴鉴泉、叶大密、武汇川、刘守铭等600余人⑨。
2）1934年11月4日上海市国术馆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到会者1000余人，邀请参加此次典礼的特邀代表有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代表郭桑、上海市市党部负责人姜怀素、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政府官员，其中特邀的国术界名家依次为孙存周、武汇川、叶大密、徐文甫等⑩。孙存周与上海市国术馆以往并无任何交集，而在特邀参加典礼的国术家中位居首座，可见孙存周在国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此外，在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和1936年上海市第四届运动会上，孙存周皆被聘为国术比赛的裁判⑪。
通过以上几个历史片段可知，孙存周是那时国术界卓有令名的风云人物，当年在国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远高于今天武术界奉为宗师、大师的当年那些拳师。作为当代武术运动的管理者，竟不知孙存周其人，这一方面说明多年来在武术宣传上存在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代武术界的一些管理者在武术历史知识上的贫乏。对于中国武术而言这是可悲的。
6、传播国术助力抗战
1932年1月，日本发动1﹒28事变，战火燃至江南，受此影响，1932年6月江苏省政府决定将地处战略要冲镇江的江苏省国术馆关闭⑫。这时上海多家机构邀请孙存周前来指导国术，于是孙存周传播武术的阵地由镇江移至江南抗战前线的上海。
此时，孙存周在上海的中华体育会、京沪沪杭甬铁路局、中国银行、上海市公安局等多家机构担任国术指导。不久绥远抗战爆发，孙存周参加援助绥远抗战的活动⑬。以后，孙存周又加入到抗战前线，这是后话了。
说到当年的拳师参与抗战，常常出现一种令人讽刺的现象，一些拳师自称如何参加抗战活动、甚至如何打了日本兵等，但是一经查阅当年史料，却发现这些拳师实际上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乘船去日本向日本天皇唱君之代，表效忠的一群。还有某著名拳师的传人声称其师教授29军大刀队参与长城抗战，然而翻开史料却表明在侵华日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操纵“天津事变”后，该著名拳师与“天津事变”中大出风头的汉奸头子李际春关系密切，是李际春府上的常客，两人相得甚欢。而所谓该拳师教授29军大刀队的事，完全是出自五十年之后的其门人之口，在史料中未见任何痕迹。当然还有更无耻的，某拳师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立即投入著名汉奸头子张壁的怀抱，为虎作伥，换来张壁将某拼凑的拳吹捧为大成拳⑭。至今某之徒子徒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杜撰种种不实之词极粉饰、捏造、篡改之能事，令人不齿。
因此，关于当年拳师在抗战中的表现，不能以今天其传人怎么说为据，而是要以当年史料记载为准。要实事求是，不能继续为当年那些有失大节，甚至与汉奸沆瀣一气者涂脂抹粉，肆意伪造其历史。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一些武术刊物将一些篡改史实、肆意捏造、混淆是非的谎言连篇累牍的刊登，大肆渲染热捧，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对中国武术的认知，毁黄钟，瓦釜鸣，将这一代人引入谎言之域、习武歧途，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孙存周一生拳与性合，高古雄旷、廓然倜傥、耿介浩荡，弃名利，有古贤之风，是民国时期武术界的一股清流⑮，与当代武术界追逐名利的风气完全格格不入，故不被当代武术界所了解，或不被今人所理解，反映出的正是一个时代的远去，然在中华文化历史上其风神隽永。
注：
① 以上所述的相关史料及辨析论证见《绝顶出青云 武者 武学 武道》附件2“孙禄堂辞去国术研究馆任职实录”。
② 1928年7月14日《申报》“法租界中华义勇团游艺大会（公告五）”。
③ 1928年7月19日《申报》“法租界中华义勇团游艺大会明晚节目”。
④ 《中央国术馆汇刊》“纪要﹒本馆筹备会纪事”中央国术馆1928年7月出版。
⑤ 《江苏省国术馆年刊》江苏省国术馆1929年7月编印。
⑥ 1929年1月26日《大公报》“江苏国术馆开办师范速成班”。
⑦ 1929年4月29日《申报》“昨日二次国术考试盛况”。
⑧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浙江省国术馆1930年3月出版。
⑨ 1931年3月3日《申报》“国术团体联合会成立”。
⑩ 1934年11月5日《申报》“市国术馆毕业礼誌盛”。
⑪ 分别见于1935年9月18日《申报》和1936年10月23日《申报》。
⑫ 1932年12月10日《大亚画报》。
⑬ 1936年12月7日《申报》“中华体育会举行援绥运动会”。
⑭ “谁能踏雪无痕”一文作者：天津中华武士会研究会名誉会长于学龙。
⑮ 有关对孙存周的进一步介绍参见《绝顶出青云 武者 武学 武道》（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