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披露中国特警近两年来处置十大经典案例

中国公安部9月1日在其官方网站披露了
2005年和2006年中国公安特警队处置的解救人质、排爆治暴等
十大精典案例，以下为事件名录。

[案例一、北京]
2006年8月6日凌晨1时许，
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接市局指挥中心情况通报：
在丰台芳古园发生一起绑架案。
特警总队立即部署警力做好出警准备。
2时09分，在接到市局指挥中心出警命令后，
特警总队政委于大力立即带队赶赴现场。
经研究，现场指挥部决定由特警一支队副支队长和
丰台分局刑警队队长假扮人质的亲属携带1万余元赎金，
与犯罪嫌疑人周旋。在此过程中，人质得到警方暗示趁机逃出。
犯罪嫌疑人失去人质后爬上阳台，持刀与警方人员对峙。
3时55分，犯罪嫌疑人被诱出楼道后突然逃跑，
被守在楼边的特警队员扑倒制服。
经查，嫌疑人郝东亮因包工头拖欠其工资，心理不平衡，
便劫持女大学生于某为人质，向其母索要10万元赎金。

[案例二、北京]
2006年8月7日15时30分，
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驻东城大队接分局出警指令：
一名男子持枪和爆炸物劫持了
一辆从辽宁海城开往北京四惠站的长途汽车，车上有28名乘客，
该男子在朝阳区四惠桥鸣枪并挟持司机将车开往北京站。
特警总队驻东城大队在向总队报告的同时，
立即启动劫持人质处突预案，
在1分钟内调集20名警力于10分钟内赶到现场。
同时，特警总队也按照市局领导指示赶赴现场进行增援。
特警队员利用
外围民警暗示车上乘客借口上厕所分散嫌疑人注意力的时机，
果断出击一举将嫌疑人制服。
当场缴获可疑箱1个、自制手枪1把、子弹5发。
从特警战斗组登车到制服嫌疑人、处置爆炸物并
疏散乘客前后仅用了2分钟。

[案例三、大连]
2006年7月4日9时许,
大连市一名犯罪嫌疑人姜智国(男，22岁)，
因与女友发生纠纷,窜至沙河口区春柳碧云池洗浴中心，
持刀将一服务员杜某某(女，20岁)劫持到洗浴中心一包间内，
威胁洗浴中心老板将其女友找回，否则杀掉人质。
姜某情绪十分激动，狂躁不安，情况十分危急。
10时50分，大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接市局指挥中心指令：
要求支队迅速出动警力
赴沙河口区春柳碧云池洗浴中心处置持刀劫持人质案。
接到指令后，支队迅速启动预案，
调集安检排爆大队、反恐攻坚大队15名警力，
携带狙击步枪2支、微型冲锋枪5支、排爆罐、
摩尔炸药探测仪、频率干扰仪等装备，立即赶赴事发现场，
先进行攻心谈判，稳定姜某的情绪，
在保证人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11时40分抓住犯罪嫌疑人姜某注意力分散的瞬间，
快速突击,迅速将其制服，人质得到安全解救。
民警毫发无损，人质安然无恙，
充分展现了公安特警队维护稳定的拳头和尖刀作用。

[案例四、宁波]
2006年1月26日16时30分，
宁波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接市局指令，
海曙区大世界B区公厕内发生一起爆炸案件，
且现场还留有一爆炸装置未爆炸，要求支队速去处置。
接指令后，支队紧急启动已爆现场预案，
迅速调警携带专业器材赶赴现场处置。
到达现场后，支队按照处置原则，采用屏蔽干扰仪屏蔽现场后，
由主排爆手着排爆服进入现场，通过对未爆的装置进行近距离观察，发现其系一土制炸弹。
为安全起见，支队排爆人员按照现场指挥部要求，
将未爆炸装置转移至江东一工地内进行了分解，
排除了爆炸的可能，成功处置了一起涉爆案件。

[案例五、济南]
2005年3月10日，
济南市某公司经理上小学的儿子被绑架，
犯罪嫌疑人勒索赎金80万。
在经过周密侦察之后，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防暴车、照明车
迅速开进现场，
3组突击队员分别从正门楼梯、前阳台利用挂钩梯和后阳台
利用消防云梯，对居住在3楼的犯罪嫌疑人实施强行突击抓捕，
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突入室内，犯罪嫌疑人在睡梦中束手就擒。

[案例六、济南]
2005年4月30日，
在济南举行的中超联赛山东鲁能队与大连实德队比赛，
由于对比赛结果和裁判判罚不满等原因，
约2万余名球迷聚集在球场外的广场上闹事并乱扔杂物，
局势十分严峻。
150名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济南特警队员接到命令火速赶赴现场，警容威严的特警队员围绕现场巡防，
在劝解和疏导的同时对个别带头煽动滋事的违法闹事分子，
适时取证，果断抓获，防止了事态的蔓延扩大，
广大球迷逐渐有序散去。

[案例七、武汉]
2005年底，
武汉市汉阳区郭茨口邱家大湾发生了1起持刀劫持人质案件，
武汉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长周松涛带领突击队员迅速赶往现场，
女特警张蕊装扮成民政局工作人员，巧妙周旋，
出其不意制服持刀劫持人质的犯罪嫌疑人，
安全解救了人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案例八、昆明]
2005年12月19日，
昆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快速反应，
成功处置了一起持刀劫持人质案件，赢得当地群众的高度赞誉。
12月19日下午14时10分许，
支队接指令：昆明市区金碧路昆华医院门口发生劫持人质案件，
要求迅速组织警力出警处置，并要求出动“云豹突击队”。
接指令后支队迅速组织力量，汇同“云豹突击队”队员，
由支队长李炎、副支队长张宁带队于14时20分赶到现场。
现场位于昆华医院大门口金碧路由东向西机动车道上，
一男性犯罪嫌疑人持一把匕首劫持一名年轻女性。
在昆明市公安局领导的指挥下，支队民警迅速协同其他警种，
对现场周边进行紧急隔离，“云豹突击队”在现场隐蔽处待命，
随后现场指挥和犯罪嫌疑人进行谈判，
犯罪嫌疑人要求提供一辆汽车供自己离开。
15时15分左右，经现场指挥部研究决定采取强行处置措施，
并制定了处置方案，以送犯罪嫌疑人所需汽车为由，
由云豹突击队大队长任宏琦带领三名民警接近犯罪嫌疑人，
寻找时机果断将其擒获，并成功解救出人质，
当场缴获作案用匕首一把，圆满完成处置任务。
经了解，犯罪嫌疑人葛加友和被劫持马某某恋爱六年，
因感情纠纷于当日下午持刀劫持马某某。

[案例九、兰州]
2006年1月25日15时38分，
兰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接市局指令：
在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一辆公交车上发现一枚可疑爆炸物，
要求支队立即予以处置。
接指令后，支队迅速调警专门警力携带专业器材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支队按照处置预案，采取屏蔽干扰仪屏蔽现场后，
由排爆人员进入现场，通过对未爆的装置进行近距离观察，
发现其系一枚使电雷管引爆炸药的自动爆炸装置。
为安全起见，排爆人员按照现场指挥部要求，
将爆炸装置转移至特警支队基地靶场内，架设水炮将其成功拆除。

[案例十、西宁]
2005年12月24日深夜，
以吕清明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30余名团伙成员
因逼迫索要保护费，手持砍刀、板斧、军刺等凶器，
到西宁市宝利金娱乐城酗酒闹事，
围打娱乐城老板和保安，
其中一名保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从八楼跳到六楼平台重伤。
西宁市城中分局人民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4名民警赶到现场予以制止，但黑帮团伙人多势众气焰嚣张，
在娱乐城内辱骂、威胁民警，派出所民警开枪警告后，
局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凌晨2时56分市局指挥中心命令特警支队30名民警全副武装
赶到发案现场增援，
特警队员协同作战，实施围捕，迅速控制了局势，
当场将30余名涉黑团伙成员抓获，
并协助城中分局实施了看押、讯问和调查取证，
从而成功地打掉这起涉黑势力团伙，
充分体现出公安特警队处置暴力案件的“拳头”作用。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山西9岁男童被两只狼狗吞食 群众合力将狗吊死

咬死男孩的两只大狼狗是马茂庄村村民崔某家所养。
受害男孩崔融融（化名）是在该村东义煤气化公司西大门前
居住的崔福生（化名）的儿子。

在崔福生家中，融融的妈妈躺在床上痛不欲生。
她哭着向记者介绍了事发的整个过程。
8月31日13时30分许，
吃过午饭的崔家人各忙各的，
融融的妈妈让融融稍微休息一下后做作业。孩子就在院子里玩。
大约14点多，她走到大门口看孩子在干什么。
但是，刚才在大门口玩耍的孩子不见了，大门前的地上一片狼藉，
从大门口到房背后的一大片空地上，散乱着袜子、碎布条等东西，
地上满是血。感到意外的融融妈妈马上拿起一把铲土的铁锹，
直奔房背后的空地。

远远地，融融妈妈看到两只大狼狗浑身是血，
正在凶狠地撕咬什么东西。
距离越来越近，令她无法相信的一幕展现在她的面前，
两只大狼狗的利爪之下，是自己奄奄一息的儿子。
融融妈妈不顾一切地挥舞着铁锹向两只大狼狗劈了过去。
但是，狗太大了，也太凶狠了，不但没有吓跑，反而向她反扑过来。

融融妈妈撕心裂肺地呼叫起来，
她希望附近有人能赶到现场救救自己的孩子，
尽管她高声呼救，还是没有人及时赶到。

融融的叔叔、叔伯哥哥和许多群众看到了遇难后的融融：
在一张薄薄的单子下，融融的半个脸没有了，
另半个脸包括整个颈下被掏空，
孩子的生殖器也被狗吃掉了，整个没了人形。

从崔福生家门口到大约20米外的事发现场，
从事发现场到约1000米外的龙凤大街，
从龙凤大街汾离高速斜拉高架桥下到打死两只恶狗的现场，
整整一个下午，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惨剧。

温先生是听到惨剧后，15时许赶到出事现场的。
据他讲，出事后，两只大狼狗始终在融融的尸体附近徘徊，
众多群众及男孩家属都无法将其赶走。
16时，融融的叔叔向离石警方报了警。
随后，民警赶到了事故现场，将与两只狼狗较劲的群众疏散。
民警套、撵、打，想尽一切办法带狼狗离开现场，但都无济于事。
约16时30分，狼狗的主人被警方联系到现场。
两只大狼狗扑跳得非常厉害，狗的主人也无法将狗控制。
经过一番周折，两只大狼狗终于跟在主人身后离开了出事现场。

大狼狗跟着主人，被带到了离出事地点约1000米的龙凤大街路边。
在离石警方的监督下，
附近的群众拿来了细绳子、黑皮线等各种工具。
在众多群众的努力下，狗终于被套上了绳子，拴到了一根木柱上。
眼露凶光的大狼狗咻咻地喘着粗气，
狗的整个脑袋上鲜血淋淋，狗爪上携带鲜血，染红了地面。

经过部署，离石警方决定在路边的一个木架上将两只大狼狗处置，
以免后患。群众在民警的指挥下，将狗吊了起来。
被吊起的大狼狗剧烈地挣扎着、扑腾着，
凶狠的嘶鸣声越来越弱，直到没了任何动静。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日，来源：东北新闻网，山西青年报 ，文/王卫华）

海南一“慰安妇”诉讼案原告带恨离开人世

海南“慰安妇”志愿者陈厚志9月1日从保亭县给记者打来电话，
告知老人去世噩耗。陈厚志说，
受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委托，
他给杨(女旁恶)榜老人送去一副石棺和花圈。
2日，将按黎族风俗安葬杨阿婆。

杨阿婆出生于一九二0年，是保亭县保城镇的一位黎族老人。
她是海南岛“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一案的八名原告之一。
阿婆生前有两个养子，因病老人已卧床数年。

据资料记载，一九三九年初，日军入侵海南岛。
为稳定军心，日军在海口、陵水、保亭、昌江、三亚等多个市县
设立“慰安所”。千名海南年轻女性在日军“慰安所”里
饱受非人折磨，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陈厚志说，数年前，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开始发给海南岛幸存的五位“慰安妇”和三位“慰安妇”遗属
每月一百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
今年七月，该中心将补贴提高到二百元。据悉，
这也是目前海南岛“慰安妇”和其亲属接受的主要社会援助之一。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日，来源：中国新闻网，文/记者王辛莉）

西安17人特大抢劫盗窃团伙三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任建英、唐伟涛、唐永利等17人相互勾结，
于2000年11月至2004年12月
在西安市、渭南市、兴平市、礼泉县等地结伙持械抢劫作案22起，
盗窃作案28起。
其中任建英参与持械抢劫22起，价值人民币141万多元，
致1人死亡、4人轻伤，参与盗窃作案25起，
价值人民币65万多元；
唐伟涛参与持械抢劫15起，价值人民币131万多元，致4人轻伤，
参与盗窃作案19起，价值人民币55万多元；
唐永利参与持械抢劫17起，价值人民币87万多元，致4人轻伤，
参与盗窃作案20起，价值人民币48万多元。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日，来源：新华网，文/记者陈钢）

环保总局监察部将联合挂牌督办6起环境违法案件

自今年5月环保总局、发展改革委、监察部等联合开展
2006年环保专项行动以来，截至8月底，
全国已经出动环境执法人员66万人次，检查企业29万余家，
查处环境违法企业1.2万余家。

“2006年环保专项行动以来，
全国共挂牌督办各类典型环境案件5116起，
其中省级以上挂牌督办445件，市县挂牌督办4671件。”
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环保总局、监察部挂牌督办的第一批4起环境违法案件
已基本查处到位，涉案的45家企业，
除1家取缔、1家处于设备安装阶段、1家处于试运行阶段外，
42家企业已通过当地环保部门验收。
其间追缴排污费4972万元，罚款32万元，处理责任人员9名。

2006年第二批6起挂牌督办案件包括：
吉林省长白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牛河案；
黑龙江省哈尔滨气化厂违法超标排污案；
河南省新安县违法出台“土政策”案；
浙江省金华市委市政府出台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伊犁州区域环境污染案；
河北省廊坊市金茂纸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
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介绍，
这6起案件涉及6个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5家环境违法企业。
监察部执法检查室副主任孙怀新表示，
目前／牛河污染事件中已有7人被刑拘，
这7人都是企业有关责任人。
对于本报记者提出的当地政府是否存在失职的问题，
他表示，当地的纪检监察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主要针对政府官员是否存在问题。

1、吉林长白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牛河案
基本情况：吉林长白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未经环保验收。
2006年8月20日午夜，工人在槽车运输途中
将约10立方米废液人为倾倒于松花江支流牤牛河内，
造成牤牛河二甲基苯胺超标。
督办要求：当地政府加大污染防控力度，
确保松花江下游水质安全，
督促当地环保部门依法责令该厂停产整顿，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2、黑龙江哈尔滨气化厂违法超标排污案
基本情况：哈尔滨气化厂自1992年建成投产以来
一直未进行环保“三同时”验收。现场对该厂灰坝排水取样进行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酚三项指标均严重超标，
同时该厂总排水渠化学需氧量超标。
督办要求：黑龙江省监察厅、环保局督办哈尔滨市政府
依法对该厂给予行政处罚，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并加以落实，
确保重点污染物排放限期整治达标。

3、河南新安县政府违法出台“土政策”案
基本情况：新安县政府为加快招商引资步伐，
多次出台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土政策。
该县所辖洛新经济工业开发区1996年批准建立后，
现有企业100多家绝大多数没有污染防治设施，
园区生产生活废水直接排入黄河支流涧河；
2005年全年征收排污费40万元，不到应征收的20%.
督办要求：河南省监察厅、环保局督促新安县政府
立即清理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文件及相关政策。
河南省环保局督促洛阳市政府
全面排查洛新经济工业开发区环境污染问题，
实施排污费稽查，严格执行《排污收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确保依法、全面、足额征收排污费。

4、浙江省金华市出台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本情况：金华市委、市政府于2006年4月出台文件
严格限制环保等部门执法，
明确规定面向开发区企业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统一由开发区管理机构代收代付，要求实行检查许可制，
各级机关部门不得随意到企业检查；
执法部门到同一企业的例行检查，每年不得超过2次。
督办要求：浙江省监察厅、环保局督促金华市委市政府
限期纠正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5、新疆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伊犁州区域污染案
基本情况：总局抽查的30家企业中，
22家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违法行为。
例如：大量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放，
造成巩乃斯河严重污染；不正常使用治污设施超标排污；
未经环保验收从事非法生产；违规审批等。
督办要求：新疆自治区监察厅、环保局和生产建设兵团监察厅、
环保局按照各自职责立即责令有关企业停产，
依法进行处罚并追缴排污费，不通过环保验收不得恢复生产；
责成当地政府关闭属于淘汰工艺设备的炼焦炉、炼铁厂。
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6、河北省廊坊市金茂纸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问题
基本情况：河北省廊坊市金茂纸业有限公司4月5日被责令停产后，开始着手治污设施的整治工作，但至今未完成治污设备安装；
企业环评报告书未经批复；置当地政府命令于不顾，
先后四次私自接电违法生产。
督办要求：河北省监察厅、环保局责成廊坊市政府
加大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对存在监管不力问题的，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责成电力管理部门就企业私自接电问题给予处罚，
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日，来源：新京报）

驻京办面临整肃风暴 副省级以上级别首先开刀

国管局驻京办管理司负责副省级以上驻京办的管理和协调。
此前，整顿驻京办事处
已被中纪委和监察部列为2006年四大工作任务之一。

5000余家政府驻京办事处正面临着半个世纪以来
最大的一次生存危机，
一些基层县市政府办事处恐怕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几天前，北京市发改委相关处室的负责人
已经开始走访各地市县级驻京联络处了。
8月30日，一位市级驻京联络处主任说：
“这次了解的情况与机构改革有关。”

5000余家县级办事处均归口北京市发改委区域经济合作处管理。
该处一位负责人说，中纪委和监察部现在正在查这个事情，
等中纪委拿出意见，改革才能定下方向。

驻京办成为风暴中心，或许缘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敢言。
去年年底，在谈到对预算资金的审计监督时，
他直言：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
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
三次提到了驻京办的腐败和治理问题。

据贵州省驻京办的一位负责人说，
吴官正的讲话首次将整顿驻京机构、刹住“跑部钱进”风
提到了一定高度。其后，中纪委将调查整顿驻京机构
列为2006年重点任务之一。

2月27日，
国管局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各省驻京办负责人全部到会。
会议决定，由中纪委负责调研驻京办，
由国管局具体酝酿拿出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可能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择机公布，
方案中首先涉及52家副省级以上政府办事处和
大型国企驻京办事处的整顿与改革。

江西省驻京办有关人士说，
中纪委曾计划三年完成对驻京机构的改革和整顿，
今年是三年里的最后一年。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有多少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机构。
粗略统计，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外，
还有520家市级和5000余家县级办事处。
而据江西省驻京办事处人士估计，
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1949年，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在北京设立第一家驻京办事机构。
1991年，北京共有186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
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速度在北京扎营，
到2002年时已激增至426个，十年之内翻了一番。

一般来说，驻京办事处将自己定位于沟通信息、招商引资、
协助遣返上访群众和组织来京务工者等。
在此过程中，“跑部钱进”现象广为诟病。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各地办事处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

一个变化是，不仅各级地方政府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省级政府的厅局机关驻京办事处也越来越多。
“他们比我们有钱”，一位江西省驻京办事处人士说，
省发改委、建设厅等实权部门纷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直接与相关部委沟通，省办事处的职能越来越小了。

湖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他们和省建设厅驻京联络处没什么关系，
他们归北京市发改委管，我们归国管局管。
也许厅里觉得有必要设置驻京联络处，又有人力和财力，就设了。

吉林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经联处副处长金宝山说，
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和各地市驻京联络处没有太大的关系，
原则上是我们指导他们工作，“指导但不是领导工作”。
过去，有些省份各厅局的驻京联络处是设在省政府办事处里的，
但是后来他们都自己设立了联络处，自己联系各自领域的事情。
他说：“实际上‘跑部钱进’主要就是省里一些机构的驻京办，
害得大家一起跟着遭殃。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跑得更厉害。”

山东省日照市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卢振迢说，
除了归国管局管的那52家，
其他的办事处、联络处管理都是很松散的，
向北京市发改委递个申请，租个办公室就可以了，
有的甚至都不注册，租个房子就成，相当于“黑户”。
北京市发改委“不收其他费用，就是每年审一次机构代码证书。”

据知情人士介绍，县市联络处原则上三年一换届，
但在不少县市，联络处做得好，基本都是不变的，可以继续做下去。办事处的工作不好做，市里面领导关系很复杂，
接待谁好了谁不好了，回去都会影响你政绩的好坏。

“联络处说白了就是吃喝联系，什么事情都做，很杂。
上面也经常有事没事地过来看看，我们都陪吃陪喝，
接待看级别定规格，有的要钱，级别高的一般不会要钱，
万一人家不高兴了怎么办？”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驻京办事处人士说，
“你说领导谈话办事，能是三两句话就行的吗？
说实话，我们也不想这样辛苦，有谁想干这种工作？都是没办法。”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驻京办事处成为腐败高发区是不争的事实。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因腐败落马的驻京办负责人就有
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
成克杰案中广西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李一洪、
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主任崔力等等。

江西省驻京办一位负责人说，
北京市一度停止了对新设驻京办事处的审批。
2003年又曾专门发文，欢迎设立各种驻京办事机构。
其中最受北京市欢迎的是各大企业的驻京办，
其次为各县市政府的，
而对于各省发改委等厅局设立的办事处比较反感。
“因为各省直属厅局在北京只是跑项目，没有投资相关产业”，他说。

各种驻京办事处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各级政府驻京办事处的资产
在2001年就超过了100亿元，
仅2002年，这些办事处在购房、建房的投资和日常经费开支
就高达43亿元，平均每户482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3.5%和21%。

据《2003年北京工业统计年鉴》披露，
各驻京办事处除了在拉动北京内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参加了北京顺义啤酒节、大兴西瓜节等招商活动，
并促成了投资4000万元的海尔集团物流中心落户北京。

广东某市驻京联络处一份报告中称，
外地驻京机构投资已成为继国外资金和私人投资之后的“第三力量”。

上述江西驻京办人士说：
“驻京办怎么改革，就看北京市和中央怎么协调了。”
在1990年7月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一份驻京机构清理整顿通知中，明文规定“各级政府的驻京办事机构一律不得经商办企业，
已开办的企业要立即撤销”，
而在北京市后来的几份文件中均对其产业经营默许并
设有“驻京联络处申请办理经营性实体（宾馆、饭店、餐馆等）”
的一项服务。

“我们听中央的”，
8月29日，北京市发改委区域经济合作处的周处长说，
现在还没有听说有什么改革计划。
另一位区域合作处的负责人说，一些改革已经开始了。
各企业的驻京办原来也由该处管理，
去年年初划归北京市工商局管理。
“这样就比较方便，放开了不准经营的限制了。”

目前，各企业的驻京办事处占到了全部驻京机构的37％，
数量上仅次于政府的驻京办事处。

从目前来看，县市级驻京联络处是最有可能被撤并的驻京机构。
吉林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经联处副处长金宝山说：
“很多县市一级的联络处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一个机构三四个人、一个办公室能做什么事情？
完全可以撤并到省驻京办这边一个处室。”

但是这一点也很难得到县市官员的认同，
东部沿海某市驻京办人士说：
有些县市的办事处确实该撤，有些比较大一点、发展好的地市，
办事处也都形成规模了，就应该实际考虑一下。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诉求，当地方利益和国家调控有冲突的时候，
肯定需要反映情况，做些沟通。

一些批评者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
才导致了各级驻京办的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仅仅对驻京办动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政府总喜欢管一些该交给市场的东西，政府管的越多，
‘跑部钱进’就会越厉害”，贵州省驻京事处一位负责人说，
驻京机构确实需要改革，但如果只是国管局一个命令一下就完了，
以后各种各样的驻京机构肯定还会再起来。

东北某省驻京办事处经联处负责人说：
“治理‘跑部钱进’不能只看现象，不能只揪住联络处一面不放，
两方面都有原因。地方要发展、要上项目，
国家要搞宏观调控、打压投资过热，地方不发展怎么能行呢？
让一些地方达到国家制定的一些产业标准，
几乎就等于让他们停产了，不跑部怎么能行呢？”
他说：“部委和驻京办要各打五十大板，不能只揪住一个不放。”

曾经参加了年初国管局会议的一位驻京办负责人说：
“国管局单搞肯定不行，甚至可能会招致地方政府的反对。”
他认为，改革办事机构是一件关系到地方政府和国管局、
涉及面比较广的事情，肯定需要上面和下面的进一步沟通和协调。

一位驻京办网站负责人认为，驻京办虽然出了很多问题，
但中央处理还是很慎重的，
如果改革也应该纳入政府机构编制改革。
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弱化政府的色彩。
而现在驻京办事处的干部都是有级别的，
县级驻京办是副科级，省驻京办一半是副厅级，一半是正厅级。

他说：“即使中央取消了各级驻京办，
各级政府也还是会以其他形式设立驻京的联系机构，
不叫驻京办了，但驻京办沟通各部委的职能也还是要有的。”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3日，来源：新华网，文/张向东勾新雨）

抗战胜利61年：抗日英雄忠骨埋何处已被人淡忘

前段时间，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国人对此深感愤怒。
文章说，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滔天罪行，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日本政府首脑竟还要为战犯一次次地招魂。这让很多中国年轻人义愤填膺。网络中响起一片叫骂声，
有人号召网上签名抵制日货，有人呼吁不看日剧，
有人把小泉画像编成各类笑话……
不能否认，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确蕴藏着赤诚的爱国心。
问题是，骂完了、喊过了、抗议完了，接下来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年轻人知道日本战犯的牌位被供在哪里，
但抗日英雄的忠骨埋在何处，却被许多人淡忘了；
不少人诅咒痛骂抗日电影里的松井、渡边，
却说不出多少著名抗日英雄的名字。
中国抗日将领的墓地冷冷清清，
各国在战争中援华烈士的墓地少人问津，
连想还原二战史实的大片《东京审判》，
据说也是靠导演借债数百万拍摄的。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
也是世界人民捍卫和平的伟大战争。
很多国家都把这段历史视为珍贵的财富。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简直如同一个巨大的战争纪念馆，
埋葬着无数二战烈士的阿灵顿公墓，
是每个到华盛顿的人都要去的地方。
在它的旁边，就是硫磺岛战役纪念群雕。
在城市最中心的位置，人们建造了二战纪念公园，
只要是学校放长假的日子，大小学生便会乘坐大客车蜂拥而至，
即使是最顽皮的孩子，也会规规矩矩地听导游的介绍，
崇敬地为烈士献上鲜花。
美国将每年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定为“阵亡将士纪念日”，
每到这一天，数以千计的民众和二战老兵参加游行，
以纪念那些为和平献出生命的勇士。

在俄罗斯，每年的6月22日，俄罗斯全国民众会集体为二战默哀；莫斯科年轻人婚礼的一个重要仪式，
就是新郎新娘身穿礼服婚纱，向无名烈士纪念碑献上一束鲜花。

在以色列，每年4月27日，全国默哀并鸣警报，
纪念二战中被屠杀的犹太人……

而在中国，一些地方的烈士陵园却日渐冷落，
去的大多只是一些中小学生。
很多地方的烈士墓碑管理不善、字迹斑驳脱落。
很多年轻人所记得的二战历史，已经贫乏。
朱鸿勋、叶成焕、孔墉……
有多少年轻人在看到这些抗日将领名字的时候不会感到陌生？
又有多少年轻人曾在他们的墓前停驻片刻？
在二战中，中国人经历的苦难最为深重，
中国人民为了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战争最为艰巨，
我们应当世世代代永远牢记这些高贵的名字。

另一方面，一些人却把珍贵的历史记忆变得庸俗化。
戏说远远多于正史，无聊的恶搞盖过了严肃的反思，
不少年轻人对抗日战争中的那些战役所知似是而非，
却对清宫剧津津乐道。
晚清妓女的老照片在网络上的点击率很高，
红色革命经典影片的片段却常被编撰或恶搞，
抗日英雄的名字也常被揶揄取笑，
比如，刘胡兰的画像被戴上了金色假发，
抗日小英雄小兵张嘎也被恶搞，
甚至有人提议连教科书中“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应当删去。

今天，年轻的一代有幸生于和平时代，
对那些残酷的岁月缺乏痛苦的感触，但是，
难道他们就不应当对那些舍生忘死、救国于危难的英烈们，
怀有一点最基本的敬意和感激吗？
如果说遗忘表示的是一种对历史的漠然，
那么，“恶搞”就是可耻。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那些战争，但是历史，
特别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奋斗史，
绝不应该被中国人自己肆意地调侃和践踏。

文章说，牢记历史，不该只是间或从我们口中蹦出的一句
“该死的日本右翼”，不该只是购物时义愤填膺的拒绝日货；
更不该是将烈士墓前的花篮顺手牵羊，
或是微笑着任小孩攀爬刻着烈士姓名的纪念碑。
我们需要的是深刻的历史记忆，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感激，
我们需要一个深邃的声音时刻提醒：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应该让那段真实的历史代代相传！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3日，来源：中国新闻网，文/翟文晰）

女孩被情人用绣花针强刺34字 穿长衣裤遮羞

近日，好不容易逃脱魔掌的婉萍（化名），
得知“情人”崔某又来武汉做生意了。
这名年仅22岁、仿若惊弓之鸟的弱女子，最终鼓起勇气，
向楚天金报求助。

据婉萍介绍，2000年初，她来汉打工，
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做服务员。后经人介绍，
她认识了东北来汉开餐馆的崔某。
崔大她14岁，当时已离婚，交有一个女友。

2001年4月的一天，崔带她到孝感“谈生意”，
吃晚饭时，崔将她灌醉。婉萍说，当晚，她被崔夺走贞洁，
当时她才17岁。胆小怕事的她不敢跟别人讲。
随后，她被带到崔所开的餐馆打工学手艺，
被强逼着和崔及崔的女友刘琼（化名）同居一屋。

2003年，崔与刘琼结婚。此后，在崔的淫威下，
婉萍仍像一只羔羊，被崔玩弄。
5年里，她为崔5次堕胎。
有几次，是崔在限制了她人身自由后强行让她怀上的。

婉萍说，崔脾气暴躁，经常动手打她，有时还用烟头烫她，
甚至用烧烤用的钢扦刺她的乳房。
更令她感到恐惧的是，崔某经常在与她发生关系后，
强行在她身上刺字。她试图反抗，
但根本不是五大三粗的崔某的对手。
有时，崔索性用绳子将她捆住，用绣花针在她身上一针针地刺字。

5年里，婉萍被崔从汉口带到汉阳，又带到东北。
她几度试着逃跑，但都被崔抓回。
崔还威胁说，他在东北及武汉“红道”“黑道”都有人，
如果不听话，“小心你家人性命不保”。

婉萍说，今年6月，她设法逃脱了崔某的控制，
本想重新找个工作，过一种宁静而简单的生活。
但因这满身的刺字，很多单位都不肯录用她。

9月2日，
楚天金报记者陪同婉萍，前往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派出所报案。
下午，该派出所正式受理此案。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3日，来源：荆楚网-楚天金报，文/（楚天金报）记者周寿江《 城市情报》记者陈琳 实习生张倩茹）

广东东莞副镇长输9000万公款 自称能用家产还清

事实上，在此次受审时，李为民已经归还了5300多万元。
一个镇长，挪用并输光9000多万元公款，还能用家产还清！
这样的“能力”令人惊叹。

作为一名每月仅数千元工资收入的基层科级干部，
李为民是如何生财有道，打造亿万身家的？
本报记者连日追访发现，
李为民的妻子黄彩凤在多间私营公司参股或直接任法人代表，
而且，这些公司经营范围广泛，
大多与李为民所掌管的当地集体企业相仿，其中还涉及土地开发。

塘厦是东莞的制造业重镇，镇内厂房林立，
广场大而气派，但长年空旷，热闹全在街巷和生意场上。
8月28日，在该镇第一工业区南一横路13号，
东莞市艺联家具制造有限公司门前，一名保安对记者说：
“她是公司法人代表，很忙，不会见你的。”

“她”就是李为民的妻子黄彩凤。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9月，
注册资本50万元，由黄彩凤等三人出资。
这是有据可查的李家较早的一份产业。

记者根据现有资料调查发现，
黄彩凤至少还在另外两家公司占有股份，
并担任其中一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东莞市晓麟实业有限公司，1998年3月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
出资人是李为民和黄彩凤，黄是公司法人代表。
东莞市福东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福东公司)，1998年12月成立，由黄彩凤和冯权开等人联合出资2100万元成立，
公司法人代表是冯权开。

巧合的是，李为民和黄彩凤办公司的步骤几乎与李为民的仕途同步。
正是黄彩凤开办艺联公司的1996年，当时担任塘厦镇副镇长的李为民开始同时兼任该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
该公司主要负责厂房租赁等业务。随后，1998年开办的福东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就是投资开办厂场、市场等。
从1998年开始，
李为民还同时兼任了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
也是在这一年3月，李为民和黄彩凤开办了东莞市晓麟实业有限公司。

经调查，晓麟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产销玩具等，
同时销售五金、电子零配件、机械设备等，
这恰好又与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不谋而合”。

此外，2002年，东莞市海霖贸易有限公司成立，
其注册地址与福东公司一致，
经营范围也与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吻合。
但该公司两名出资人中并没有李为民和黄彩凤。

表面上，这些公司都是黄彩凤或者一些陌生人在频频投资。
但是，东莞市检察机关发现，除了晓麟公司之外，
李为民还在艺联公司、福东公司、海霖公司以及
冯权开名下的第八工区等都有股份。

1997年，李为民还在亲戚李满华的公司入“干股”，获利171万元。
由家属、亲戚朋友出面办公司，
而李为民自己则成为这些公司背后的强力保障。

最有力的保障来自充足的资金支持。
对这些公司一向“关照有加”的李为民，甚至多次挪用公款
用于公司经营。
据查，在1998年1月至2004年11月期间，
李为民通过以个人名义写借条、冒签妻子黄彩凤之名、
以艺联公司的名义写借条或签订借款合同等方式和手段，
先后多次从自己所掌管的塘厦镇经济发展总公司、
塘厦镇对外经济办公室、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
塘厦镇科苑城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挪走公款，
累计共达人民币1.0961亿元、港币290万元。

除去还赌债的钱，其中有数千万元用于其公司经营和个人使用。
“李为民正是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家属和亲戚朋友做生意提供方便，
甚至挪用公款用于经营，赚了钱之后又再填上一些窟窿。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赚了不少。”
东莞市检察院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上述人士还向本报记者透露，李为民一家在东莞、深圳等地
还购置了大量房产、商铺等，这些产业到现在也值不少钱。
据东莞市相关部门调查，
李为民以其个人及妻子名义拥有房屋30处共8702.76平方米，
商铺6处共205平方米，地皮7块(含别墅用地1块)共1168.5平方米。
李为民挪用公款案发后，
东莞市纪委拍卖他在东莞的住房等私有财产合计达1039万多元。
为了迅速归还挪用的公款，李为民在看守所写信给妻子，
要其变卖深圳的一处房产，大约价值226万元。

据东莞相关部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般基层镇村领导手中，
最大的实权往往就是土地开发。
李为民自1996年兼任塘厦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
首次正式主抓厂房租赁等事项。
此后，福东公司于1998年年底悄然诞生。
这间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冯权开，黄彩凤也是3名股东之一。
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就是投资开办厂场、市场。
冯权开与李为民过从甚密，其名下不止一间公司有李为民的股份。
1996年至1997年之间，正是冯陪着李为民开始了赴澳门赌博之旅。

冯权开名下的这间福东公司相当神秘。
该公司向东莞工商局提供的注册地址是塘厦镇莲湖大道一号，
但是记者连日来在塘厦镇都没找到这个地址，
当地居民称镇上根本没有这个地方。
记者多次拨打该公司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
塘厦镇政府工作人员和当地同类企业负责人都表示，
他们对这间公司不太了解。
但是，福东公司的注册资金高达2100万元。
据其网络登记资料，年产值为1000万-3000万元，
而李为民掌管的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年营业额一度
也仅为700万-1000万元。在塘厦，这应该算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公司。

塘厦镇某置业有限公司是与福东公司同一类型的企业。
8月28日，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
正是深圳制造业向周边大规模转移之时。
塘厦镇由于与深圳邻近，因此也承接了不少制造业企业，
镇内厂房用地开发一下子热火起来。
据介绍，从事土地开发的企业，
一般首先都要向镇里提出用地申请，
由镇里审批决定，获准后一般可经营50年。
随着塘厦当地经济不断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张，
土地开发的利润空间一直相当大，拿地也成为这一类公司的头等大事。
而在1998年至2004年，李为民身兼数职：
东莞市塘厦镇副镇长(后任镇长)、镇对外经济办公室主任、
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和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镇科苑城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长达数年时间里，
一直未轮岗的李为民集包括批地等审批权在内的各项权利于一身。
“一段时间以来，市里一些局的局领导宁愿下去做镇长或书记。”
东莞市相关部门一位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按照行政级别，镇长仅仅是科级，是我国行政体制中最末端的干部，而地级市属各相关局的局长则往往是处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莞一直实行地级市直管镇的特殊行政体制。
这种体制省略了县一级行政机构，效率提高了，成本节约了，
但镇官的权力也随之膨胀。
目前在广东，除了东莞市，实行这一特殊体制的地级市还有中山市。此外，在富庶的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众多专业镇，
这些镇年产值达上百亿元，
镇官所掌控的各项资源比国内不少区县都要多得多。
相当多的专业镇里，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会等高档场所齐备，
镇官出入大多以“奥迪”代步。

事实上，东莞历来对镇长、镇委书记的任命相当重视，
相关任命都要在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
但针对他们的监管也亟待完善。
李为民是塘厦人，在塘厦做官十多年一直未轮岗。
案发之后，人们对这一点质疑颇多。
但是，现行有关干部轮岗的规定，仅规定到处级干部。
李为民作为科级干部，并不在必须异地做官的规定范围内。

实际上，“像李为民这样本地人在本地当官的情况，
在东莞各镇相当多。”上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据东莞相关部门知情人士分析，本地人在当地做官，
往往形成了自己家族的产业，而这种产业是不会向外地转移的，
从而为当地提供了稳定的税费来源。
因此，这种产业在当地颇受欢迎，日久便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3日，来源：经济观察报）

中国计划用10年时间使农村居民喝上“安全水”

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说：
“在未来10年里，中国要解决3亿多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
这将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又一重大贡献。”

官方的数据说，截至2005年底，
全国仍有3．12亿的农村居民的饮用水不合格。
中国的计划意味着
这一庞大的农村人群因饮水不合格而产生的健康威胁将被彻底消除。

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到2015年年底前，
将无法得到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目前全球每6人中就有1人不能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
发展中国家80％的发病及死亡与水有关。

官员们说，中国政府的行动指向显然已经超过联合国确定的目标。
随着工业废水、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和农药、
化肥用量的不断增加，中国许多农村饮用水源受到污染，
直接饮用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的农村居民饮水质量和卫生状况
难以保障。

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说，
中国通过饮水发生和传播的疾病有50多种，
水利部已经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作为中国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2010年）提出，
“十一五”时期要解决1亿农村居民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
污染水等水质不达标及局部地区严重缺水问题。

2006年8月30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
《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
则将这一目标提高到1．6亿农村人口。
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加速解决涉及3亿多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

目前，中国农村以分散式供水为主，
自来水普及率低、规模小、管理方式落后。
汪恕诚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以政府投资为主，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受益农民投入一定劳动力。

他说，中央资金将对中西部地区重点扶持，
东部发达地区可以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社会资金以不同形式参与工程建设。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表示，
中国决定加快解决亿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体现了中国领导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

中国人口超过13亿，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
且分布不均。新中国成立以来，
全国共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300多万处，2．73亿缺水人口受益。而仅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就投资222亿元，
解决了6700多万人的饮水困难和不安全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在积极解决自身饮水安全问题的同时，
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
汪恕诚说，近年来，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共承担了83个水与卫生领域的项目，
还向许多非洲国家派出了技术专家，指导修建供水工程，
并为这些国家培训了一批技术和管理人才。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4日，来源：新华网，文/记者陈二厚　姚润丰　江国成）

北京大学生精神卫生问题严重 超10万患抑郁症

据调查显示，抑郁症是北京市较常见的精神疾病，其患病率为3.31%，大学生、妇女儿童、老年人为重点发病人群。
其中，大学生的精神卫生问题十分严重，
抑郁症现患率已经达到23.66%，

据此估计，北京地区患有抑郁症的大学生不少于10万人。
以2004年为例，北京地区高校共有19名学生自杀身亡，
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一点九。

据悉，目前中国有3600万左右人口患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
2003年8月成立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运营至今，
已有国内外近30多万人拨打，接听电话近7万个，
其中有高度自杀危险及严重抑郁症倾向的占48.9%，
已经实施自杀行为的82人，但经过干预，先后共有205人被干预成功。

今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精神卫生条例”正式列入立法审议项目。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5日，来源：北京晚报，文/孟环）

中国每年约有一千余万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药行业一直保持较快发展，
一九七八年至二00五年，医药工业产值年均递增百分之十六点一。
不过，在中国医药行业较快发展的同时，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

由国家发改委制订的这份名为
《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的文件披露，
由于医疗保障覆盖面小、用药和检查费用不甚合理、
部分药品价格虚高，致使许多老百姓看不起病，
全国每年大约有一千余万的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
中国官方认为，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全面配套的综合改革势在必行”。

发改委同时预计，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加速进行，
中国医药市场必将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已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最大亮点，
医药市场增速连续三年超过百分之二十，
预计将在二00九年之前成为全球第七大医药市场。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5日，来源：中国新闻网，文/记者于晶波）

刑侦大学生入室抢劫杀人 事后帮助支招破案

警方立即成立了“2•23专案组”，
对周围学校、村庄10000多人进行摸排调查，
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专案组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8月29日，警方在某大学校园将该案的嫌疑人吉某带回天水；
8月30日，逃往广州打工刚刚返回天水的潘某被警方抓获；
9月3日晚，从西宁传来喜讯：
最后一名案犯王某被警方在西宁某工地抓获。

根据三人交代，吉某现年21岁，在兰州某大学上大三；
王某现年20岁，无业；潘某现年23岁，无业，
三人均为麦积区甘泉镇人，都是高中同学。

2005年，王某和女友同居后女友怀孕，坠胎花费了近2000元，
放寒假后，欠下外债的王某找到吉某商量着搞点钱，
吉某盯上了某单位领导张某(死者丈夫)，
并买来了刀具、绳子、胶带等作案工具打算实施抢劫。

2006年2月某日，
吉某回到天水，伙同王某、潘某开始策划抢劫，
一开始他们设计了三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抢劫张某的父亲；
第二套准备半路抢劫开车的张某并将其杀死；
第三套方案为到张某的家中实施抢劫并杀人。
经过两天的跟踪，他们发现张某下班没规律，不好作案，
于是想办法查清楚了张某家的住址。
2006年2月23日，三人来到张某家门口，
他们骗张某的妻子小梨(死者化名)开门后，
发现张某不在家，吉某随即使了一个眼色，
王某立即到厕所戴上手套，准备好绳子将小梨捆住，
三人从室内搜出摄像机、首饰、手机、高档香烟20余条、
存折等物品，随后将小梨用绳子吊在卫生间，
制造了这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作案过程中，小梨的挣扎声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六岁女儿，
小姑娘从卧室跑出来看到妈妈被几个陌生人捆了起来，
立即放声大哭，吉某立即上前捂住她的嘴，
并将其捆住并用胶带封住嘴巴，再用棉被将其头蒙上，
小姑娘没过一会就昏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时，3名嫌疑人已经逃跑，小姑娘奋力挣脱绳子，
急忙拿起电话打给父亲说家里有小偷，
正在开会的张某说一会就回来。
当小姑娘看到妈妈被吊在卫生间时，
又拨打父亲张某的手机却无法接通，
于是她又给爷爷、姨姨等家属打电话求救，
等家属赶到家中时才发现小梨已经死亡，于是立即报警。

据警方了解，在兰州某大学读大三的吉某，
所学的一门必修课程就有“刑侦”，
所以在作案前他才颇显周密地设计了三套方案，
作案过程中的几个细节也颇显专业：
拿作案工具时戴着手套，没留下指纹；
在骗死者开门后，女主人拿了饮料给他们喝，
几人实施作案后，将空的饮料包装拿走；
在警察讯问时，其还称“你们只能把我关24小时，最多拘留37天”。同时为了探听虚实，
吉某竟利用父亲与死者是远房亲戚的名义来到张某家中，
帮助家属分析案情，提醒对方如何破案，
其心理素质“过硬”可见一斑。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6日，来源：西部商报，文/记者 刘东亮 通讯员 惠生保 ）

富商被情妇雇凶杀死弃尸 曾是赖昌星得力干将

可能是旅途劳顿，中年男子耷拉着脑袋渐渐地发出鼾声。
女子意味深长地侧过身看了一眼身边的男人，
“啊，老公，家里的钥匙不知放哪了！”
女人猛刹住车惊慌失措地叫道，急急忙忙打开手提包胡乱地翻找着。此时，后面的黑色奥迪车
像接到什么命令似地猛然加速超过宝马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下来三个彪形大汉，扇形围了上来，
拍打着宝马车门骂骂咧咧：“他妈的，想跑，给老子下来，赔车”。
女人下了车，冲着几个大汉喊着：“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抢劫呀？”说完，她快速回头望了一下宝马车，然后朝前紧走几步，
对三个望着她的汉子狠狠地瞪了一眼，低声说了一句：
“你们还不快动手。”说完，掉头返回车内，
“砰”地一声狠狠地关上车门。“老公，这帮人太无耻了，
他们说我的车在机场掉头时把他们那破奥迪车刮了，
非要我赔一千块，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太可气了。”
女人盯着男人气呼呼地说道。“在南京这个地方怎么敢骗到我的头上，我下去摆平。”男人挺直了腰下了车刚要发作，
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只见三个大汉猛地上前将他双臂死死拧住，嘴也被捂得严严实实，
将男子提拎起来，塞到奥迪车内。
“绑架了，绑架了”，女人冲出宝马车，
黑色奥迪车在女人的哭喊声中急驶而去。

2005年11月19日，阴历初三，
这天对安徽省来安县相官镇来讲是逢集的日子，
清晨，相官镇花园村刘老汉就拎个蛇皮袋上街赶集了，
走到离街西200米的一条渠道沟时，
老汉隐隐就见沟内有一大箱子，
他走近前定眼细看。“妈呀”，水中箱子里分明卡着一个人头。
“杀人了，杀人了。”老汉变了调地喊叫声，引来四周村民。

来安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后，
局长陈安斌、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赵松勇
立即组织技侦人员在最快时间内赶到案发现场，
通过技术人员现场勘查，尸体是一男尸，头部套在皮箱内，
遭钝器击打严重，胸部有锐器形成的创口。
民警在对尸体的清理中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物品，
据村民反映，18日晚，曾有一辆黑色轿车在现场出现过，
驾驶员是一个胖子，车子没有牌照，离开时车速极快。

案发的当天上午，滁州市公安局局长秦钢昌赶到现场，
要求来安县局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
侦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民警通过对尸体衣服反复搜索，以及对现场的堪查，初步确定：
1、这是一起杀人抛尸案，案发现场不是杀人第一现场；
2、案发地点离104国道不到2公里，跨省、跨地区作案的可能较大；3、从尸检发现，作案人手段极为凶残、老练，凶手可能是一个惯犯；4、受害人衣着名牌高档，保养较好，且身上有飞机票，
可以判断此人绝非本地人，极有可能是一商人或者有一定身份。
于是专案组决定侦查范围立足来安，幅射南京、厦门，兵分三路，
一路在案发现场继续开展工作；
其他二路前往南京、厦门围绕飞机票提示的线索开展工作，
力争查找尸源，确定身份。

厦门工作组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很快便确定机票持有者叫刘兵，家住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
再深入细致地一了解，民警吃了一惊，
现年43岁的刘兵曾是厦门远华集团赖昌星手下一得力干将，
震惊中外的远华走私案发后，一大批远华成员纷纷落网，
赖昌星潜逃至加拿大，树倒猢狲散，
刘兵随后携带数千万资产来到南京市经商。
在南京，他是福建南安商会的名誉会长，
同时还是福建省人民警察学校的名誉副校长。

南京市兰海房产置业公司女总经理李冰可谓是精明过人，
刚到而立之年的她，大学毕业后，当过导游，做过企业管理，
干过营销，2003年在南京贷款48万元注册开办兰海房产置业公司。

2003年国庆节期间，一个生意场上同伴兴冲冲地打电话告诉她，
要向她隆重介绍一个大老板，
在电话里，那个同伴喋喋不休地说那个大老板是如何大方、
如何肯乐于助人，如何神通广大，认识多少达官显贵。
她当时只是一笑了之。第一次见到刘兵，
她就能强烈地感到什么叫缘分。
不凡的谈吐，豪爽的性格，南方人特有的精明，
以及他那具有传奇的经商经历，对她来讲都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而刘兵遇到李冰也鬼使神差地着了迷，
再加上李冰较好的文化修养及对商界的独特的眼光，
对只有小学文化的刘兵来说更让他佩服。
几次交往，刘便心甘情愿地拜倒在李冰的石榴裙下，听命于李冰。

为了能与李冰长期厮守，刘兵不惜花费重金，
在南京市一风景优美处购置一套豪宅，正式同居起来，
二人在生意场上出双入对，圈子里人看来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随后李冰以投资为由，
骗取刘兵陆续向兰海投资担保公司注入资金1000万余元。
同时刘还朝其亲友先后借款1850万元注入李冰公司。

南京工作组围绕刘在宁的密切接触人员进行调查，
了解到与刘姘居的情人叫李冰，侦查员找到李冰后，
向她介绍案件时，李冰哭得是死去活来，
侦查员随后向她询问了刘出事前后的有关情况，
李冰说刘在厦门登机前打过电话给她，约好当晚一起吃饭，
并且让她带20万元的现金到机场接他，
在电话中刘再三要求她一定要保密，
不允许把他返回南京的消息告诉任何人。

11月17日下午，李冰开着她自己的白色宝马车
从禄口国际机场接到刘，刘上车后即关掉随身携带的三部手机，
把李冰带去的20万元现金装在一个小包内，
刘叫她开车直接送他到红太阳装饰城，
李冰把车开到红太阳装饰城的大门口，刘下车直接走进装饰城内。
但警方通过反复观看装饰城的大门附近一个监视器拍摄的录像，
李冰白色宝马车始终没有出现在屏幕上。
说明李冰对侦查员说假话，隐瞒事实！李冰的疑点陡然上升。

原来，李冰得到刘兵巨额资金后，并没有真正用于押货款业务。
她背着刘兵在南京购置了十余处豪华的住房和高档轿车。
2005年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又结交了福建商人吴某，
吴的特有魅力让李冰决定自己来转换一下角色，
用刘兵的钱包一个情人玩玩。
她出资在南京朗诗熙园为吴购置一住宅，作为二人姘居之所。
刘兵虽然全国各地跑，
但渐渐有关李冰挥霍无度、包养情人的消息不时传到他的耳边，
他开始对李冰是否正常经营起了疑心，决定检查帐目，
将自己在兰海投资担保公司的注入高达二千多万元的资金撤回来。
当李冰得知情况后，如热锅上的蚂蚁，
一个恶毒的计划在她的脑海中形成。

李冰虽被纳入专案组的侦查视线，但一时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仓促采取措施，必然打草惊蛇。
正当大家都为案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苦恼时，
来安警方技术人员在现场提取到的重要物证终于查出了来源，
经南京警方检验系孙洪和张勇所遗留。

据南京警方介绍，此二人以前都被南京市公安机关处理过，
其中孙洪是一名“职业”人员，此人36岁，住南京市桥南新村，
心狠手辣。张勇跟孙洪是狱友，二人多年来长期流窜在外。
二人与李冰公司的赵海关系非同一般，同时，
赵海又与社会无业人员陈军、白林、周军等人在案件发生前后，
来往密切，形迹可疑。
李冰-陈军-白林-周军-赵海、田霞-孙洪、张勇-刘兵，
就像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应用公式，
慢慢地在赵松勇的侦查笔记本上清晰地勾勒出来。

李冰想一不做，二不休，让刘兵在人间消失，好独吞其资产。
于是，她找来了对她惟命是从的陈军，
陈军对天发誓一定完成老板交给的任务。
2004年6月的一天，在南京市一个豪华的酒店，
陈军宴请了才从监狱出来的孙洪，陈将干掉刘的想法说给孙听，
并承诺事成之后付现金100万。孙当场满口答应。
随后，孙洪找到了张勇等人，密谋实施罪恶犯罪计划。

2004年10月间，他们根据陈军提供刘兵的车号和活动情况，
跟踪到厦门实施犯罪，由于刘兵改变预定的活动内容而未能得逞。
此后，他们又在南京购买摩托车企图制造车祸，也未得逞。
2005年7月间，孙洪等人尾随刘兵到南京一偏僻地点，
强行拦下车辆，把刘拉下车实施犯罪时，
幸遇南京军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挺身相救，
才使得犯罪未能继续下去。
一连串的行动没能如愿，使得李冰暴跳如雷，
于是李冰叫陈军给孙洪传话，如果短期内不能完成任务的话，
就要终止协议。

此后孙洪始终紧盯着刘兵，选择作案的时机，
2005年11月初，刘兵回厦门办事，
孙、张两人又跟踪刘到了厦门伺机下手，
11月17日中午，李冰得知刘兵将从厦门回南京，
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连忙打电话告诉陈军，
叫孙洪等人必须在飞机场截住刘兵，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远在厦门的孙洪通过电话告诉赵海，
要求他与白林、周军立刻到南京禄口飞机场去绑架一个人，
一切均要听从一个开白色宝马车的人的安排，
承诺事成之后给现金30万。于是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

他们将刘绑架后，押到安徽省来安县汊河镇张堡村苏某家中藏匿。
11月18日，孙洪、张勇从厦门赶回南京，
孙看到刘以后，付给赵海、周军现金27万元。
当夜，孙洪、张勇将刘兵双手反绑、嘴巴封住，拖到车上，
在车开到104国道后，孙在车内将刘杀害，
后抛尸于来安县相官镇的一个水沟内。
两人将车开回南京，从李冰处领取了近百万元佣金后弃车逃跑。

经过专案组连续20天艰苦细致的侦查，
一个由李冰幕后策划，
由孙洪、张勇、赵海等近10人的杀人犯罪团伙终于浮出了水面。
2005年12月9日夜，专案组决定收网。
在南京警方的配合下，组成六个抓捕小组，开始抓捕行动。

夜里11：35，躺在一间出租房里正在吸毒的赵海和田霞被抓获；
凌晨1：20，还在一个麻将馆里赌博的白林被戴上了手铐；
3：15，到姐姐家要毒品的周军被守候的侦查员逮个正着。
初战告捷，但陈军已不知去向，李冰则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北京去了。孙洪、张勇在逃，使得专案组的同志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尤其是李冰没有被抓捕，更让侦查员心揪着，
她有出境的护照，会不会外逃，谁也不能肯定。
但值得庆幸的是，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四下逃散，
没有太多的联系。
为了迷惑李冰，赵松勇果断地拨通了李冰的手机。
“李冰吗？我是来安县公安局赵松勇，你在哪儿，请你来一下，
案件有些情况向你通报一下。”
“好的，赵局长我现在正在北京，明天就回去。”1
2月12日下午，在李冰豪华的住处，面对威严的侦查员，
李冰刚想伸手像往常一样表示慰问时，
不曾想看到了一双冰冷的手铐，她一下瘫倒在地上。
随后民警通过艰苦追捕，最终在山东临沂将孙洪、张军二个恶魔抓获。至此，这个密谋达半年之久，十余名杀人犯罪团伙全部落网。
　 (本文除公安民警外，全部为化名)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7日，来源：东方网，安徽市场报，文/ 陆为民 记者 胡昊）

城管拖打卖瓜老汉近300米 群众高喊严惩打人者

9月6日晚10时30分左右，记者赶到厂北路事发现场。
“不要放车走，简直太过份了，有这么执法的吗？”
“一定要把打人者查出来，还唐老汉一个公道。”
近百名群众将一辆牌照为川AF0689的面包车围个水泄不通，
要求警察严惩打人者。
受伤的唐大爷躺在面包车前轮上，手捂着头，
嘴里不停地哼着“痛”，
刚刚赶到的120救护人员正在对其伤势进行检查。
数十名警察组成人墙，将群情激愤的群众拦在外面，
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一位目睹整个打人事件的知情人说，
8时30分左右，他正在吃串串。
“唐老汉骑着三轮车，停不远处的建北加油站小巷，
这时马路上突然开来三辆车，车上下来五六个年青人，
对唐老汉说，你在这里占道经营，要罚款50元。”
该知情人说，从车上下来要罚唐老汉款的人没穿执法制服，
而且开的车也没有城管执法的标记。
唐老汉辩称，他是回家，根本没有做生意，怎么能罚款，
并同这群人争辩了几句，其中一个小伙子说，
“你不交钱可以，那我们就要没收三轮车。”唐老汉不依，
这时突然从一辆面包车里冲出5、6男子，
将唐老汉从三轮车上拖下来，
将车里的西瓜一个个拿出来砸在地上，
把唐老汉一直拖到300米外的同仁药店处。
在拖行的过程中，不停地对其拳打脚踢。

“看见唐老汉挨打，他大声对执法人员喊道要文明执法，文明执法，
不能打人，声音惊动了当地居民。”
该知情人说，居民们纷纷从屋里跑出来，要求打人者停手。
看见惹起众怒，这一群城管执法人员想开车溜之大吉，
但被气愤的群众将其中一辆面包车拦在路旁。
随后，这些打人者逃之夭夭。附近居民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唐大爷的儿子唐海力说，父亲今年60岁了，
在成都打工很多年，没想到到老还要挨打。
11时30分左右，现场的派出民警才将情绪激动的群众劝离，
将被拦住的面包车开回桃溪路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受伤的唐老汉也被120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7日，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文/记者杨炯）　　

父亲全身深度烧伤 16岁少女削发献头皮救父

申小莉的父亲今年41岁，家境贫寒，为了挣回两个子女的学费，
全家靠做点酒类小生意为生，一家四口勉强度日。
就在今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毁掉了这家人的平静生活。
8月22日，小莉父亲用电泵抽酒到酒缸，
不料酒管的连接处突然脱节，酒喷了一地，
也把小莉父亲的全身上下淋了个透。
老申见到白花花的酒流了一地别提多心疼了，
“这可是两个孩子秋天开学的学费呀！”于是赶忙去拔电泵的插头，
谁知插座里飞出几星电火花，顿时，老申全身成了火球。
8月24日，全身烧伤面积达到85%的老申，
在姜堰当地医院无力施救的情况下，被转到扬州苏北人民医院。
经过一番抢救，命算保住了，但一天1万多元的医药费，
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
苏北人民医院烧伤科的医生告诉记者，整个治疗费用大概要40万元。为此，申小莉一家人脸上满布愁云。

9月6日，记者来到扬州苏北人民医院，
在医院三楼的烧伤整形病区看到了小莉和她的父亲。
小莉父亲浑身的皮肤基本上被烧光，
全身上下涂满了白色的烧伤药膏，左手臂上缠着纱布，
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小莉头上裹着厚厚的白色纱布，
站在父亲的病床边上，陪着疼痛难忍的父亲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

走出病房，出现在记者眼前的申小莉是黑瘦的，
头部裹着厚厚的纱布，但仍挡不住小莉乌溜溜的大眼睛透出来的灵气，绞在一起的双手也显示出16岁少女脆弱外表下的坚强。

“当我知道爸爸被烧伤的时候，我的心很痛，
看着爸爸全身都裹满纱布，躺在床上，整夜疼得发抖抽筋，
我心都揪了起来。”申小莉告诉记者，
“自从父亲烧伤之后，家里的天就塌了，
家里又拿不出那么多钱给爸爸看病，急得晚上没法入睡。”

说起移植自己的头皮给父亲治病，小莉说，
“当时准备用自己身上的好皮肤给父亲的，
但医生说，我毕竟才16岁，移植皮肤后，会在身体上留下疤痕，
医生就建议用我头上的头皮。”
“以后可以长出头发，把伤疤给遮掩掉。”
小莉还说，“我们家太穷了，买一块移植皮要3000块钱，
用我的皮肤，就能为家里省下三万块。”

“我女儿太懂事了，当初她跟我们提出要用自己的头皮时，
我们根本不同意。但小莉很坚决，说弟弟还小，只有她能救爸爸。”小莉的母亲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记者说。

9月1日，申小莉和他的父亲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
临上手术台前，父亲很吃力地对女儿说，“我好想抱抱你。”
小莉轻轻地对父亲说：“爸爸，放心吧，有我陪你。”
三个小时的手术时间，父女俩是清醒的，互相用眼神交流，
鼓励着彼此，在这一刻，父女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刚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害怕又紧张。医生在我头上动第一刀时候，
我的脑子是一片空白，感觉自己的头就像个木桩子。
这种害怕又紧张的心理一直到手术结束，我才松了一口气。”
叙述起当时做手术的情景，小莉感觉像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她告诉记者，手术后，她去街上给爸爸买东西，
路上的行人都像看外星人一样看她，她觉得很尴尬，
但是一想到自己是为了救父亲，就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对于小莉移植头皮救父亲，
扬州苏北人民医院烧伤烫伤科的医生护士们都表示敬佩和同情。
一位负责为老申治疗的医生说，
小莉父亲身上尚有30%的面积需要植皮，
至少需要再移植10次左右，一直由小莉献头皮的想法不是不可以，
但对小莉来说这样的付出未免太沉重了。

记者问小莉，如果连续10次捐献头皮给父亲，
导致以后再也长不出头发来后不后悔。
小莉说：“没有关系，只要父亲能康复，我拿什么换都愿意！
我们全家也期望奇迹的发生。”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7日，来源：现代快报，文/记者 吴明明 韩小强 安莹）

台湾倒扁静坐活动正式开始 施明德已抵现场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现场总指挥施明德在指挥车上，
一路比着倒扁手势，从没断过，
让现场跟随绕行的民众，情绪相当沸腾。
初步估计，超过一万的民众，随着施明德绕行纳斯卡线。

原本强调绝对静默的这场静坐倒扁活动，
但因为现场民众情绪相当沸腾，加上总部人员的麦克风领头，
凯达格兰大道上9日中午逐渐群聚的人潮，可以说是没有安静过。

就在施明德登上领导车的同时，倒扁总部指挥人员，
分别以普通话和台语轮流说出“陈水扁”，
现场参与民众则以“下台”两字，热切应答。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9日，来源：人民网）

甘肃徽县血铅超标事件初步判定为环境污染所致

九月八日，国家环保总局派出的专家组已到达徽县，
从环保角度对铅污染来源展开了调查。

来自甘肃省卫生厅的最新消息，
徽县已有三百三十四名儿童血铅超标，
专家称这一数字不会再有太多的增长。

甘肃省卫生厅九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徽县血铅超标事件的有关情况，
同时邀请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两位预防保健和
小儿科专家介绍业内知识。

据初步调查，本次事件中血铅超标人员主要集中在徽县水阳乡新寺村，这个村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三十六人。
据(西安)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提供的数据，
截至九月六日，共有八百七十七人在该院做过血铅含量检测，
其中十四岁以下儿童三百三十四名，均血铅超标。

专家介绍，经过对血铅超标最严重的一位十四个月的儿童检查，
发现目前这名儿童虽有生长发育迟缓的症状，
但无生命危险。同样的血铅含量对成人来讲危害要轻些，
应属于亚健康范畴。

甘肃省卫生厅称，目前这些村民只是进行了末梢血血铅检测，
是否属于高铅血症或铅中毒，
要待国家认可的有资质的权威医疗和职业病防治机构
进行静脉血采集检测后方可确认。

据介绍，铅的传染途径很广，呼吸道和消化道都会传染，
专家建议儿童应经常冼手，预防铅超标。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9日，来源：中国新闻网，文/记者　殷春永

铁道部和北京铁路局被诉春运涨价程序存在违法

郝劲松称，2006年1月21日，
他购买了当日从北京南站开往石景山南的7095次火车票，
发现票价由以前的1.5元涨到了2元。
经询问售票员，得知火车票涨价依据的是铁道部制定的关于
《2006年春运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通知》。
郝劲松认为，
火车票价格属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和重要的公益服务价格，
应由政府定价，而政府定价也应经过听证程序。
而且依照《铁路法》第25条的规定，
火车票价格应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批准。

郝劲松认为，此次铁道部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调价，
且未经过听证会，属于违法行为，因此起诉被告以及第三人，
请求法院认定被告制定
《2006年春运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通知》违法，
并提出判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0.5元。

目前法院已将郝劲松的起诉状送达给了铁道部及第三人北京铁路局。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0日，来源：京华时报，文记者孙思娅/）

沈阳下岗厂长杀7舞女后碎尸

随后，警方立即围绕“小金子”展开调查：“小金子”姓张，
今年36岁。她的家人介绍，张于3月25日失踪，下落不明。

不久后，警方又连续接到两起类似的失踪案件，
而失踪人员均为舞厅的陪舞小姐。

面对一连串的疑团，警方开始采集失踪人员的信息，以求串案并破。

6个月后，一个新线索让陷入僵局的案情出现了转机。
“小金子”失踪前使用的手机，竟被人使用，这个新机主姓赵，
今年43岁。

于是，警方立即找到赵某。据赵某介绍，
这部手机是从大世界舞厅陪舞女许某手中购买的，
但许某在同年5月离开了大世界舞厅。
至此，警方将许某列为重大嫌疑人。

就在此时，警方在沙河子、荷兰村等地，
陆续发现被分解的人体碎块，经拼合后分析，被害者均为女性。
这些尸块是否就是失踪陪舞女的呢？而许某又在哪里呢？

不久后，警方在另一家舞厅找到了许某，
许某称这部手机是从大世界舞厅一个叫“王瑶”的陪舞女手中买的。
原来这部红色的TCL手机，已经经过了层层转卖。
顺着这一条转卖路径，警方最终查到刘学新这个男人。

刘学新，56岁，家住于洪区黑山路，
曾任沈阳市铁西霁虹电梯制造厂厂长，于1999年下岗。

在刘学新家中的卫生间，警方查出了4个不同女性的血迹，
经监测分析与已报案的两名失踪陪舞女的DNA相同。

2005年11月3日13时许，刘学新在家中被警方抓获。
“凭什么抓我，我是守法公民！”这是刘学新被抓后，说出的第一句话。
“你为什么这么激动？”警察平静地反问。
经31个小时的审问，刘学新交代了自己抢劫杀人碎尸的全过程。
“我之所以选择作案对象是舞女，就是图钱。只要我出手大方，
她们就跟我走，而且她们失踪了也很少有人重视，
加上我每次作案后都把被害人的尸块抛在隐蔽的地方，
没人能找到，但我万万没想到，你们（警方）能收集这么多证据！”

“你曾经还是个厂长？”警方追问。
对此，刘学新低着头，轻声说：“是，1999年下岗了。
这么做就是想过好日子！”

至此，历时近六个月的侦破，沈阳2005系列抢劫杀人碎尸案成功告破。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3日，来源：华商网-华商晨报）

成都金店推出黄金制成月饼 售价3万元一盒

9月15日一早，在春熙路的一家金店内，
传说中的黄金月饼被销售商悄悄摆上了店中央加锁的展示台，
除了店门口的宣传海报外，黄金月饼在成都的上市似乎略显低调。
虽然在名称上和月饼扯上关系，
实际上它只是一枚以黄金打造而成、约为一元硬币大小的金币。
制造商除了在黄金月饼的外皮雕刻了
具有传统月饼特色的“花好月圆”图案外，
还设计了一座中心镂空的水晶托盘，
将“金币”镶嵌在饼状水晶中，这样一来，“金币”成为月饼的馅料，
水晶座台俨然饼体，“黄金月饼”看上去才勉强像个月饼。

据营业员刘莉介绍，每一盒黄金月饼中装着4枚月饼，
除了“金月饼”外还有“银月饼”，
价格从1288元到32888元不等。
每块黄金月饼都标注了克重，以9288元一盒的黄金月饼来说，
每一枚月饼所用的黄金为10克，直径只有2.5厘米，
而32888元一套的黄金月饼所用黄金为120克。

当记者提出质疑：
黄金月饼是否属于“天价月饼”并且可能因送礼而引发新的高消费时，该金店所属公司零售部经理尹芳解释说，
黄金月饼不是食品，因此不受国家月饼新标准的限制，
不等同于搭售和过度包装的“天价月饼”，
以极品黄金材质制作，是一种高档中秋礼品。
“中秋节你送别人一盒月饼，也许他担心脂肪太高糖份太多而不吃，
如果送他一盒黄金月饼收藏，他可能会记得你一辈子。”
尹芳一语道出黄金月饼的“玄机”。

尹芳透露，黄金月饼在成都上市不到24小时，
看新鲜的顾客大有人在，真正下定单购买的人尚不足10个，
她透露，有一位30多岁的男子在支付了1000元订金后，
已经订下一盒黄金月饼准备送给其公司老总。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6日，来源：四川在线-天府早报）

国家体育场钢结构卸载完成 9月17日是鸟巢生日

2002年4月起，开始向全社会征集设计方案；
2003年4月，经过严格的评审程序和群众投票，
由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奥雅纳工程顾问公司及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联合体共同设计的“鸟巢”方案；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筹备之后，
“鸟巢”于2003年12月24日上午9时15分破土动工；
2004年7月，为了进一步实现“节俭办奥运”，“鸟巢”暂时停工；
12月复工之后，工程进入告诉施工阶段，
2005年11月15日，国家体育场结构提前封顶；
2006年8月31日13时，经过60多名焊工12个小时的连续作业，
“鸟巢”钢结构立面次结构的26个合龙焊口全部完成焊接作业，
“鸟巢”钢结构工程合拢完成。

（摘自搜狐体育：2006年9月17日，文/李小苗）

上海瘦肉精中毒放倒300多人 问题猪肉有证有照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因为“瘦肉精”引发中毒事件，
相关部门采取了一定的监管措施，
但对违法使用饲料添加剂监管还存在漏洞，
给老百姓吃肉安全带来了隐患。

20岁的朱晓晖没有想到，9月13日晚餐中一盘炒肉片，
让自己出现了双手发麻、浑身乏力的症状，休息了一晚没有任何好转。
次日，朱晓晖不得不前往上海浦东仁济医院就诊，
医生当场诊断为疑似“瘦肉精”中毒。

事实上，从13日起，
浦东仁济医院先后接收了100多名像朱晓晖这样的患者，
他们的症状大致相似－－头晕、手发麻、浑身冒冷汗，
甚至还有人出现了肌肉颤抖。
其中有一位陈女士，经检查，她的钾含量为3毫摩尔／升，
明显低于正常的3．53毫摩尔／升。医生立即为她进行补钾治疗。

浦东仁济医院急诊科主任朱长清告诉记者，
这100多名患者的症状均为疑似“瘦肉精”中毒。
所幸运的是，患者们的症状普遍较轻，经过输液，
再加上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加快新陈代谢，促进尿液排放后，
患者们大多在几个小时内恢复了正常。

记者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截至15日17时，
上海发生“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涉及全市9个区。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300多人前往医院或医务室就诊，
其中有100多人是在单位食堂就餐时食用了猪肉而引起中毒的。

出人意料的是，监管部门调查同时显示，
导致此次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的猪肉及猪内脏，
是一批发商从浙江海盐牲畜屠宰加工厂购进的，
由上海金山道口入沪，并且具有当地合法的检疫证明和道口检查章。

“应该说，这是一批‘证照齐全’的合格肉品，
而且从正规渠道批发入市，手续和相关证明齐全。”
负责调查此案的一位监管人员说。

此前，
为了遏制部分养殖户仍在饲料中添加“瘦肉精”、危害食用者的健康，
2005年，农业部专门下发了
有关加强“瘦肉精”等违禁药品专项治理的工作通知；
2006年，农业部又将一些畜产品中含“瘦肉精”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作为重点督察对象。

记者采访发现，此次上海大规模“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
暴露了目前对于违法使用饲料添加剂监管存在漏洞。
一位长期从事牲畜加工研究的专家指出，
近年来“瘦肉精”不时引发食物中毒事故，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并没有强制性要求肉品上市前进行“瘦肉精”含量检测。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所所长顾振华说，为了防止“瘦肉精”伤人，
上海监管部门除了对生猪养殖场的饲料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飞行检查”之外，还要求所有屠宰场按照5％的比例，
对屠宰前的每批生猪，进行尿液中的“瘦肉精”含量检测。

即便如此，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惩罚措施，
一些屠宰场不按规定严格检测，或者没有能力检测的现象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久前进行一次监督检查发现，
在一些屠宰场，屠宰后的猪内脏不经过检测，
就直接进入流通渠道、上市销售。

“根据要求，生猪屠宰前应该保证有12个小时的待宰时间，
观察、检测疫病和‘瘦肉精’等。”
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理事许伟琦说，“但一些屠宰场追求经济利益，
快宰快杀，根本无法保证充足的待宰时间。”

此外，“瘦肉精”检测成本高、周期长，也是困扰监管部门的难题。
有关专家解释，现有“瘦肉精”快速检测方法主要适用于活猪，
通过采集尿样进行检测；而鲜肉的保存时间短、周转速度快，
快速检测方法至少也需要6至8个小时才能获得结果，
不适应肉品销售的规律。

“因此，如果活猪检测把关不严，
想要在已宰杀、加工的肉品中再次进行‘瘦肉精’检测，
难度和成本都很高，而且效率偏低。”顾振华说。

据了解，目前上海各批发市场、连锁企业的生鲜食品配送中心
大多没有开展肉品中“瘦肉精”检测，
仅有个别市场能够进行肉品中的水分含量检测。

“有证有照的‘合格肉’都能让人食物中毒，
老百姓怎样才能吃得放心？”16日清晨，
正在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一家农贸市场买菜的徐招弟大妈对记者说。

上海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顾仁达认为，
生猪的养殖、屠宰、运输、流通等环节多、链条长。
因此，对于“瘦肉精”的监管应环环相扣、不留空白，
避免出现“有的环节几个部门管，有的环节没有部门管”、
发生问题相互推卸责任的局面。

“解决‘瘦肉精’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抓源头。”许伟琦分析说，
加强对生猪养殖户的规范管理、杜绝违法使用饲料添加剂，
能够从源头上遏制诸如“瘦肉精”中毒等事故发生。

据分析，针对当前生猪养殖的现状，
有能力的屠宰场除了与大型养殖场加强对接、
进行必要的质量监控之外，还应对一定养殖区域进行对接，
加强对区域内零散养殖户的监督和指导，将防范的关口尽量前移。

部分消费者和经营者认为“猪肉越瘦越好”，
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养殖户违规使用各种饲料添加剂。
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对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的监管之后，
部分养殖户又开始使用莱克多巴胺等替代品。
因此，应当引导消费者选择“良种猪”，而不要片面追求“瘦肉型”。

目前，上海已经酝酿制订地方性标准，
要求批发市场等配备“瘦肉精”快速检测设备，
对上市销售的肉品进行检测，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7日，来源：新华网，文/俞丽虹、王蔚）

广东两摩托车匪深夜枪扫豪华大巴 车主头中17弹

据当夜10时30分赶到枪击现场的一目击者称，
事发后他赶到现场时，出事的豪华大巴正跟着警车驾离现场。
后来，他赶到雷州市人民医院急诊室，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伤者宋某，当时宋某满脸血迹，但还可以跟旁边的亲人说话。另一名伤者为轻伤。

据悉，伤者是当晚10时50分被120救护车送进医院。
医生告诉记者，从X光片显示，伤者身负金属19粒，
其中头部17粒(已取出2粒)，右侧眼眶两粒。
目前，伤者神志清醒，暂无生命危险。

据该大巴客车售票员陈先生介绍，当晚6时许，
该客车从徐闻海安开往广州，车上有乘客35名。
夜里10时15分左右，
当他们的大巴车行至国道207线雷州企水路口时，
一辆摩托车突然开到客车前面，逼着大巴客车减速停下，
坐在摩托车后面的男子手持着枪，
朝客车乱射了数枪后仓皇驾车逃跑。据现场目击者判断，
歹徒所用的枪支应为霰弹枪。

大巴遭枪击后，车前左边挡风玻璃、左侧窗户玻璃多处破裂。
有人紧急报警，约10分钟后，
当地警察和120救护车陆续赶到。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7日，来源：中国新闻网，羊城晚报，文/湛新、潘桂清）

七旬老汉做儿童行乞调查 总理高度关注亲做批示

在城市的街头、车站、商场门口……
一些扮演“学生”、“母女”、“老人”、“残疾儿童”等“角色”
的“职业乞丐”频频出现。
大部分职业乞丐特别是乞讨儿童，还被一些“组织者”暗中监控，
沦落成为替人赚钱的“工具”。

2006年8月26日，
中央综治办、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民政部、共青团中央等众多部门齐聚山东烟台，
共同召开了一个关于孩子的会议：
“为了明天——全国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整治工作座谈会。”

“国家将把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整治工作
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工作。”座谈会上，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陈冀平明确表态。

这次会议以及陈冀平的表态被一些未成年人保护专家认为是
对8月22日刚刚初次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呼应，该草案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

另一位与会专家则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其实还与此前被转交到中央的
一份来自民间的调查报告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份民间调查报告的作者名叫曹大澄，今年76岁，
是北京的一位退休干部。
每年，曹大澄都会从北京南下深圳生活一段时间。

2005年春节前后，
深圳街头众多乞讨的残疾儿童引起了曹大澄的注意。
老人感觉到，这些乞讨的儿童很可能是被人操纵，当成了敛财的工具。

为了彻底搞清楚孩子们的生存状况，去年12月起，
曹大澄背上相机，开始对乞讨儿童调查。

每天薄暮时分，在深圳莲花北小区往景田菜市场的隧道中，
曹大澄总能看到一位50多岁的男子拉着小平车“准时上班”。
车上躺着一个小女孩，脸色暗红、四肢瘫软，地上放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父母双亡，一跤跌成脑子病，不会动了，
爷爷带瘫儿外出乞讨。”

曹老发现孩子眼角常常流泪，咽哑说不出话，哭声也不大，
手脚不会动，唯有那眼神流露出一种使人不忍再看的目光。
这个孩子的遭遇让曹老焦虑。曹老一直跟踪了解她的情况，
为了不让她的“爷爷”生疑，他每天路过时都捐钱给孩子。

这个小女孩只是曹老观察到的许多残疾乞讨儿童中的一个。
曹大澄发现，这些乞讨儿童常常躺在地上几个小时姿势都不换一下。有的孩子只有四五岁大，嘴唇干枯，眼窝深陷，
萎缩的小手举在胸前，作出乞求的姿势。
几乎每天，曹大澄都在和乞讨儿童们打交道，
并且用相机拍下了近百张照片。
每张照片背面，都详细注明了时间、地点以及当时的情形。

有时候，当曹大澄试图接近这些乞讨孩子的时候，
旁边就会有成年人对他横加斥责。
有段时间，为了了解这些孩子而不引起怀疑，曹大澄就每天都去施舍。

2006年初，曹大澄把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好，形成调查报告，
送到深圳妇联、民政等部门，希望政府部门能够联手，
解救这些受害的孩子。

“曹老的报告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重视。”
了解此事的深圳媒体人士透露，
“早在3月份，深圳市就成立了综合执法队对此进行专项整治，
由城管负责巡逻摸底、民政负责救助乞讨儿童、
公安负责打击幕后黑手。”

不久曹大澄从深圳回到北京，把见闻和深圳媒体的报道写成报告，
进一步向中央高层作了反映。

“报告随后被转交给了罗干同志。7月底，罗干同志就此作了批示。
没多久，温家宝总理也作了批示。”
烟台会议的一位与会人士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批示后的报告被下发到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等
一系列相关部门，此后全国性的打击操纵未成年人乞讨等
犯罪活动的调查和行动明显提速。

就在中央领导对曹老的报告作批示的同时，
报告的发出地深圳迅速加强了打击的力度。
8月初，深圳市民政、公安等部门对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和偷窃等
犯罪活动采取了集中打击行动。
8月4日，深圳南头警方在南山区家乐福门口抓获两名偷手机的孩子。

随后的询问中，孩子们告诉警方，
他们每天被大人送到指定地点偷窃，如果偷不到500元的赃物，
就没有饭吃，还会遭到关禁闭甚至毒打。
南山警方立即展开侦破工作，很快抓获了团伙的两名头目。

集中行动中警方还发现，向未成年人家长租借孩子带到大城市乞讨，成为一种典型的模式。
8月10日，福田公安分局沙头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
滨河路段有3名操纵残疾儿童乞讨的嫌疑人。
警方立即出动，将宫某等3人抓获，
当场解救3名残疾儿童：
王凌（男，13岁）、王楣（女，13岁）和宫峰（女，11岁）。
其中，王凌是2002年被宫某以每年2300元的价格，向其家长租来的；王楣是2005年以2000元的价格买的。

不到一个月的行动中，深圳警方共打掉12个团伙：
1个利用毒品控制唆使儿童扒窃团伙、4个操控未成年人扒窃团伙、
5个操控未成年人盗窃团伙、两个拐卖控制儿童乞讨、卖花团伙。

8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公审大会，
对行动中抓获的19名拐卖、残害、胁迫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头目”进行了公开处理，一时人心大快。
“这个月的行动只是一个缩影，或者说是全国性行动的一个先兆。”

相关人士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此次集中行动是深圳市一系列打击行动的一部分。
从8月份开始，深圳警方每周都有大型的全市统一行动，
对拐卖、残害、胁迫未成年人从事乞讨及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而深圳的一系列行动则是
整个广东省打击操纵未成年人乞讨等犯罪活动的一部分，
广东省的行动，又是以全国性打击行动的部署和实施为背景的。

操纵未成年人乞讨，显然不只是深圳的问题。
广州、深圳、武汉、上海等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城市的街头
都有被操纵乞讨的未成年人的身影。
2003年，上海街头曾经集中出现过大批残疾儿童沿街乞讨。
许多儿童连残疾的方式都如出一辙：
上半身基本健全，下肢严重萎缩，浑身皮肤呈紫红色。
他们的身下都绑着厚厚的轮胎皮，为了“展示”残疾，下肢一律裸露。

2004年初，广州白云区新市的一座天桥上，
人们发现一名残疾的乞讨小女孩身上的伤口老是好不了，
很可能是被人故意挖烂的。
随后，这个名叫宫璇璇的女孩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检查并收留。
女孩透露，自己几年前被生父贱卖给一名男子，
自己的伤口总是在将要长好的时候
又被这名男子用刀割开或硬生生撕开。
2006年4月，一些武汉街头被操纵乞讨儿童的照片传到了网上。
有网友描述，这些残疾儿童经常受伤，却长期得不到救治，
当热心的市民送受伤的孩子去医院的时候，
曾经遭到不明身份者的威胁。

虽然操纵残疾儿童乞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
更早就有所传闻，但是较为集中地出现并引起广泛关注，
却是在2003年末、2004年初左右。

分析人士指出，集中出现的一个背景是：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自2003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
新的办法提出了全新的自愿救助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
此后全国各大城市的乞讨人员迅速增多，
其中就包括这些被操纵的孩子们。
各地迅速出台的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中，
就已经包含了对操纵未成年人乞讨的打击。

2003年12月，长沙市救助站就曾发表《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
信中指出，“有不法分子利用和操纵流浪乞讨人员，
特别是未成年人沿街强讨……
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2004年1月开始，广州市公安局展开了
打击压榨残疾儿童乞讨牟利违法犯罪活动的行动，
3月份又召开了专门的会议，提出将继续开展打击行动。

2004年3月1日，南京市有关部门联合发出的
《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
也将组织、教唆、胁迫未成年人乞讨营利
列为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的范围。

2004年4月，北京市警方向媒体透露，
将教唆残疾人、未成年人强乞强讨列为四类严打目标之一。

而在今年8月26日的烟台会议上，
中央综治办督导室有关负责人指出，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
各地救助流浪乞讨儿童的工作形势严峻，
一些大中城市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的问题突出。

“乞讨摧毁了尊严，让孩子们失去了廉耻感和尊严感。
同时使孩子们产生浓重的恐惧感，
比如遭受暴力，会使孩子们对人不信任，形成反社会人格。”
云南大学青年学者谢逸群告诉记者：
“乞讨造成孩子们人生观的严重扭曲，
这些孩子成年以后容易觉得获取财富的手段
不是靠双手劳动而是靠出卖尊严。”

郑州大学教授张明锁对全国流浪、乞讨儿童的跟踪调查也表明，
乞讨过的儿童对社会严重不信任，包括政府甚至救助机构。
“乞讨本身是一种权利，人在陷入困境一时无法出卖劳动力的时候，有权通过乞讨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 张明锁教授同时提醒，
“在打击操纵未成年人乞讨的时候不应该否定所有的乞讨行为。”

对于这些孩子的未来，大部分受访者表达了深深的担忧，
甚至用“难以想象”来形容。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可怜的孩子到底来自何方？
深圳警方透露了他们办理过的案件中被操纵乞讨和
偷窃儿童的主要来源：
在原籍被拐骗的、从人贩子手中购买的、
从被警方端掉的其他团伙中收留的、犯罪团伙之间抢夺而来的、
与孩子的父母签订协议，每年交几万元租金“租用”的。

2004年，宫璇璇被解救后，
《信息时报》的记者随后进行的跟踪采访发现，
迫害宫璇璇的犯罪嫌疑人的老家安徽省太和县，
竟然存在着租用残疾儿童到全国各地乞讨的“产业”，
许多人因此发家致富。
由于附近的残疾儿童早已被他们租光，
这些人甚至到全国各地去租赁残疾儿童进行乞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输出基地”目前依然存在。

相对于广东街头被租赁来乞讨的残疾儿，
北京市更多的是被亲戚或熟人在孩子父母同意的情况下
带出来乞讨的。民政部门的同志透露，
这些孩子很多来自河南省民权县，在大人的操纵下来北京“强讨”。

小兰就是其中的一个。
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秦琬科长介绍，
小兰曾经上过学，后来被“姨妈”带来北京乞讨。
“小兰曾多次被救助，又反复乞讨，非常的麻木。
不过你跟她提到上学的时候，孩子的表情有明显的变化，
非常的向往。”秦科长说。

而《南都周刊》关于失踪儿童的调查表明，
被操纵乞讨的残疾儿童中的一部分来自全国历年被拐卖的失踪儿童，甚至曾经有家长在施舍的时候发现地上的小乞丐
竟然是自己失踪的孩子。
深圳警方的经验以及中央综治办的有关人士
也证实了拐卖儿童进行乞讨的可能性。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该刊的调查提到，
其中一部分残疾儿童有可能是从正常的健康儿童被迫害成残疾人的。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被操纵进行乞讨的孩子们的命运
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深圳市打击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公审大会之后才两天，
“全国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整治工作座谈会”
就紧锣密鼓的在烟台举行。此次座谈会
对下一步整治工作中各部门的配合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安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者向记者透露，
整治的内容由打击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的违法犯罪分子、
救助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教育帮助流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及
建立长期监测和联合整治工作机制等多个环节紧密配合而成，
并进行了细致的分工：

综治部门、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负责协调联系各部门，整体推进集中整治行动。
公安部门负责对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的状况进行调查摸底，
对个案进行侦查和调查取证，并采取集中行动，
对犯罪分子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批捕。
民政部门负责组织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对公安机关解救的未成年人进行救助保护，流出地民政部门加强救助。
共青团组织负责组织青年志愿者、专职社工配合
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摸底、个案侦查和集中行动，
配合民政部门救助流浪未成年人。

烟台会议的同时，各地民政部门的救助准备工作也陆续展开。
北京市民政部门有关同志介绍，
他们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应对在将来的行动中被解救的乞讨儿童，
尤其是残疾乞讨儿童。对这些儿童的救助和保障也在积极准备之中。

目前，该市流浪、乞讨儿童中的健康儿童
由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进行救助，
残疾儿童由顺义区社区服务总中心暂时负责救助。
作为未成年人救助的主力，
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尚无救助残疾儿童的能力。
该中心的杜国仕主任告诉记者，救助残疾儿童，
需要更多的专职工作人员，
残疾儿童的就诊、洗澡甚至上厕所也需要专门的设备。

由于被租来乞讨的儿童大多数都有残疾，为救助这部分儿童，
北京市已经开始做充分的准备。
全新的北京市救助总站已经在大兴区立项，
建成后将具有更强大，包括救助残疾儿童的能力。

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
民政部门在打击行动以及随后的救助中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
有些从小被拐卖，甚至被多次拐卖的儿童连自己都不知道来自何方，更不用说找到他们的家人。
这些孩子被解救后将被送到福利院，作为孤儿进行抚养。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烟台会议前4天的8月22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首次审议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该草案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
“胁迫、雇佣、诱骗未成年人乞讨”的现象说不。

“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其提出，
明确‘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
更加突出了政府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担负的责任。”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律师评价说。

“但是《草案》虽然明确提出严禁，具体如何操作还将面临挑战。”佟律师是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工作中
团中央阶段起草小组成员和团中央建议稿第一稿的执笔人，
“对乞讨儿童的父母包括操纵者的处理，立法应该更加细致化，
明晰化，目前还期待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手段。”
　　 （文中未成年人全部为化名）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7日，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文/实习记者 周 宇）

妹妹患脑瘤双眼近失明 大二男生退学救亲人

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为了挽救患病妹妹的生命，毅然选择了退学，
用省下的学费和打工的收入坚持为妹妹治病，
如今，他日夜守候在妹妹身边，困境中的兄妹，
依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他们是陇县东风镇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兄妹俩。
哥哥许小康今年24岁，妹妹许燕萍，比哥哥小3岁。
妹妹圆圆的脸，个头刚到哥哥的肩膀，两人都是一样瘦削的身材。

“为了我的病，哥哥退学了，他用交学费的钱，给我交了住院费……”
9月16日上午，病床上的许燕萍话才说一句，泪水已夺眶而出。

“别伤心了，你哥比你想得长远，等你病好了，一切就都好了。”
同病房的病友安慰她。
根据检查结果，许燕萍脑部的瘤体已经有鸡蛋大小，
不但已压迫到脑部视神经和颈椎神经，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大，
双眼几近失明。“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
患者将有可能出现肢体的瘫痪，发展下去，恐怕有生命危险。”
唐都医院神外科的医生介绍说。

2005年10月，
在外打工的许燕萍突然觉得自己的颈椎处酸痛不已，
以为是得了颈椎病，她便到打工城市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
但几个月的治疗，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视力也越来越差，
到今年3月，许燕萍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
今年4月，许燕萍回到陇县老家，在当地医院被确诊为血管型脑膜瘤。

一开始，为了让在西安财经学院上大二的许小康安心读书，
父母对他隐瞒了妹妹的病情。
直到今年4月底，许小康无意中从亲戚口中得知此事，
他想起三年前，为了让自己上大学，
成绩优异的妹妹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如今，妹妹躺在病床上，
他又怎么能够独自躲在大学校园内“享福”。

许小康最终做出了退学的决定：“一方面可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照顾好妹妹，另外，我打工还能赚些钱，上学的机会有很多。”
许小康这样安慰和劝解父母，父母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退学的决定。
许家兄妹的事在东风镇被传开，乡亲们纷纷解囊相助，
数目不多的捐款被送到许家。看到有这么多好心人帮助，
许小康哭了，他感谢大家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手术费用需要8万多元，许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
商量的结果，他们决定“精简”手术治疗过程，
只做最主要的肿瘤摘除手术，开颅后的颅骨内支架修复等先不做。
医生说：“这种‘精简’手术，不能保证手术的最佳效果。”

“等以后我挣钱了，我一定再给妹妹做一次手术。
大家对我们的恩情，我们现在只能说声‘谢谢’。无论如何，
我们再不能给别人添麻烦了。”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7日，来源：华商网-华商报，文/记者　要露滋）

女子与情夫合谋杀死丈夫 10岁女儿目睹父亲惨死

12日上午8时许，一男子向金塔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称，
他哥哥赵清山在华新小区的家中被人用乱棍打死，
请公安机关迅速出警。
接到报警后，金塔县公安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看到死者头部血肉模糊，上身赤裸，仰卧在卧室床上，
现场血腥一片，120的医护人员已无回天之力，无奈离去，
只留下死者的亲属恸天号哭，作案痕迹已残缺不全。

给该案能提供一点珍贵线索的只有死者10岁的女儿花花。
花花给警方哭诉：案发当晚只有她和父亲在家，深夜3时许，
她在熟睡中被一阵猛烈的打击声惊醒后，
朦胧中看到两名男子用棍棒击打父亲的头部，
当她起来拦挡时被一名男子拉开，
另一名男子又在她父亲头部猛击两下后逃离现场。
此时，她在害怕中起床开灯找父亲的手机打电话却没找到，
她摇喊叫了几声爸爸后，没有听到父亲丝毫的声音，
她便擦了父亲头上的血后又躺在父亲身旁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上午8时05分，父亲手机的闹钟响了，
她才从父亲头部的枕头下找到手机立即给叔叔打了电话。
案发现场遭到破坏，给警方的破案带来了重重困难。
但警方经过分析和勘查确定，这是一起典型的报复杀人案。
2月12日晚上11时，
金塔县副县长、公安局长习尚银亲自主持召开案情分析会，
成立了“2•12入室杀人案”专案组。

案发后死者家防盗门上的一把钥匙下落不明，
窗台上没有可疑痕迹，可以确定就是从门出入，
死者是在熟睡时遭了毒手。
然而，歹徒是怎样进入室内杀人的？究竟是情杀、仇杀、报复，
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歹徒对花花没有伤害是出于亲情还是故意伪装？
据花花再次给警方提供的情况，她父母在正月初六吵过一架，
母亲王霞在家睡了三天后去酒泉、嘉峪关串亲戚了。
案发时死者妻子外出是有意还是巧合，
其家里又如何丢失了门上的钥匙？
这一切迷雾都让办案民警急于想知道答案。
为了尽快找到破案线索，专案组决定从死者妻子身上打开突破口。
就案情存在的种种疑问，王霞被专案组传唤。

面对侦查人员的询问，王霞坦然地告诉警方，
她去酒泉和嘉峪关串亲戚了，案发当晚她在酒泉市的亲戚家住宿了。随后，警方的调查也证实王霞所说不假。
王霞没有直接作案时间，同时又是受害人家属，
但直觉又让专案组民警无法放弃对她的怀疑。
2月13日晚，专案组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分析案情，专案组决定，
紧紧围绕死者赵清山和妻子的关系摸排，
并对正月初六夫妻吵架后两人的活动情况、
防盗门上尚无下落的一把钥匙进行调查；
二是对赵清山生前有矛盾的人员进行排查，以期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民警对1700人进行调查，一条条线索被否定。

通过调查得知，赵清山在夫妻感情上，两人只是偶尔的吵闹，
在社会交往上，也没有发现血海深仇要置他于死地。
然而，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是什么原因促使凶狠的歹徒下如此毒手？
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
此时，省、市有关领导多次对该案进行分析，并督导办案。

3月8日，金塔县城春光明媚，
过着节日的妇女个个脸上洋溢着快乐在街上闲逛，
专案组民警仍然守候在王霞家附近，注视着王霞的一举一动。
下午5时，很少出门的王霞出了家门，
穿过马路直奔对面的公用电话亭，打完电话后又匆忙回家。
这一反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专案组的警觉。

王霞家里有两部手机，为什么还要用公用电话？
经专案组调查，
王霞所拨打的电话号码是在嘉峪关办理的“陇原通”手机号码，
该手机号码与另外一部手机和一部小灵通联系密切，
其中小灵通在2月12日案发后再没有用过，
这三部电话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专案组决定先不打草惊蛇，
只对该部落户在嘉峪关的“陇原通”手机号码进行监控。
经过20天艰难曲折的查证，
最后确定“陇原通”和小灵通机主是嘉峪关市出租汽车司机石强，
另一部手机被石强的二哥使用。
而石强几年前和王霞同在金塔县的某棉花公司打过工。

针对当前侦破出来的珍贵线索，专案组秘密赶赴嘉峪关调查，
掌握了石强两兄弟基本符合案犯特征，
兄弟两人在案发当晚都到过金塔的可靠证据，
二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3月28日下午3时许，在嘉峪关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
一张抓捕大网悄然张开。石强两兄弟被捉拿归案。
同时，当石强两兄弟顺利落网后，
留在金塔县的抓捕民警迅速出动，将王霞在家中抓获。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赵清山在睡梦中被活活打死？
当石强两兄弟和王霞被抓获后，真相便水落石出。
8年前，王霞和石强在金塔某棉花公司打工，
两人发生男女关系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经常鬼混在一起。
2004年5月份，王霞和丈夫赵清山一直在吵架中生活，
感觉再无甜蜜日子的王霞产生了恶念，
于是和石强开始谋划着杀死赵清山后长期厮守的计划。

2005年的年初，石强从嘉峪关市为王霞办理了一部小灵通，
供两人秘密专线联系使用。
今年正月初六夫妻二人再次吵架，
赵清山用水果盘将王霞的头部砸烂，
王霞在电话里向石强哭诉了自己的怨恨，
这件事更加激发了两人心中的恶念。
2月11日晚，石强和其二哥开车来到金塔县，
便开始了他们杀死情敌的罪恶行动。
　　
8月9日，金塔县县委、县政府召开
金塔县“2•12入室杀人案”表彰大会，
对指挥得力，侦破有功的专案组奖励2万元人民币。

　　(文中人名系化名）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7日，来源：西部商报）

辽宁今晚9时18分鸣响警报 机动车要停驶并鸣笛

75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中国军民也在这里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今晚9时18分，沈阳上空将鸣响3分钟防空警报。
同时，在市区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要停止行驶并鸣笛，
并对9条路、18条街实行机动车停驶鸣笛管控。
与此同时，沈阳电视台将中断正常节目，
插播“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画面和警报声音；
沈阳人民广播电台也将插播警报声音。
当警报解除后，机动车恢复行驶，节目恢复正常播出。

今晚，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前“勿忘国耻”警世钟
将再次被撞响14响，寓意东北人民抗战14年。
钟声响起的同时，
包括沈阳在内该省14个城市将首次同时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
并且以后每逢“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这天，
辽宁省14个城市都将同时拉响警报。

从1995年开始，每逢“九一八”，沈阳市都要在夜间鸣响警报；
2000年，改造后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在馆前设置了一口“警世钟”，
自此每年9月18日夜，在警报鸣响之时，都会敲钟14下，
寓意东北沦陷和中国抗战14年。
2004年，“九一八”当天拉响防空警报超越了沈阳和东北的界限，
全国上百个大中城市也鸣响防空警报，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湾，
5艘游轮也与沈阳同步鸣响汽笛。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8日，来源：中国新闻网，文/何骞谭皓）

婚庆公司国耻日谢绝业务 九一八当天将全员放假

9月17日，在长沙市芙蓉路一婚庆工作室的办公间内，
这一纸“爱我中华 勿忘国耻”的公告摆放在房间最显著的位置。
公告发起人阿五告诉记者，这一想法的产生，
缘起于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那是9月10日，阿五接到一个顾客的电话，要求办婚庆业务，
双方在电话中达成初步意向。
11日，这位顾客专程从星沙镇赶到该工作室谈婚庆的具体细节。
当日，双方即将签约。签约的第一项是婚庆日期。
阿五便问顾客是哪天结婚，顾客报出早已选定的日子：
“9月18日，星期一”。“九一八？”阿五愣了几秒钟，
随即抬头说道：“我们不接这天的单。”顾客好奇地问这是为什么，
阿五反问他，难道不知道9月18日是“国耻日”？
这位顾客却一脸的茫然。当时，这位顾客显得很不满，只得悻悻而去。

阿五说，不论别人怎么想，他的想法很简单：
在9月18日国耻日这天，在酒店内摆上几十桌酒席，
很多人大吃大喝，是在庆祝，是一种快乐的感觉，
而这一天偏偏又是国耻日。
他感觉怪怪的，何况他本人从事的是这行。

“明天，我们不会去婚礼摄像，不去婚礼做司仪，
也不会去布置婚礼的现场，全员放假一天。”阿五说。

记者随后从市场中了解到，由于9月18日恰逢星期一，
长沙市民中选择在这天办婚庆的新人并不多。
对于在9月18日是否办理婚庆的看法，婚庆业内看法各有不同。
一婚纱公司的负责人黄刚表示，该公司赞同阿五的做法，
他们也已向各分公司下达9月18日不接单的指示。
但另一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吴梦辉有不同看法，
他认为，时代不同了，年轻人选择在9月18日这天办婚庆，
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天有业务，他会考虑接单的。

随后，记者调查了30位读者。从调查结果来看，
只有3位读者（10％）表示，坚决不会在这一天结婚，
90％的受调查者表示，是否在9月18日这天结婚无所谓。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8日，　来源：来源：东方网，潇湘晨报本报记者 何 敏 实习生 王和赞 欧阳潇卓）

医院拒绝抢救重伤学生致其死亡 只因没带医疗费

经历案发全过程的几名学生告诉记者，
12日23点一刻左右，
成都某全国重点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成教学生向涛和其他4名学生
吃完饭，在校内东门附近准备各自回去休息，
遇到3名社会“混混”打扮的青年，尽管没有发生任何激烈冲突，
但其中一个光头青年在向涛下腹部刺了一刀。
学生们赶紧拨120和110，把向涛送到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
记者也从学校证实了相同的案发经过。

从学校陪同护送向涛到医院、
并一直守到向涛死亡的学生小蔡和小袁分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由于没有及时交够医疗费，
医院没有积极和及时地给患者做手术止血，导致伤者失血过多死亡。

医生面对病人的冷漠让人寒心。
小蔡说：“120在把伤者抬上救护车时，
不小心把伤者从1米多高的担架上摔下。
11点50分左右，向涛被送到铁路局中心医院后，
急诊科的医生没有对伤口进行及时处理。
旁边一个护士说：‘没事，小伤口。’
然后一个医生就让我们交2000元住院费和手术费。
我们身上只有两三百元，就哀求医生先治疗再补交钱，
医生很不乐意，当好说歹说医生终于同意我们先交200元时，
离我们到医院已经过去了25分钟。”
小袁也讲述了同样的情况：“我们刚开始哀求的时候，有个医生说：
‘不行，要先交钱。’”

这两名学生说，之后小袁去交费，
小蔡陪同伤者到9楼外科病房，
途中伤者手上输液的大血管出现大量出血，
护士没有理会小蔡的要求及时止血。
到了9楼后，医生又让交180元输液费和120车费等费用，
最终从伤者身上找出几百元交了。
小蔡说：“在9楼呆了20分钟左右，我很着急就对医生护士说：
‘麻烦你们快点。病人说他难受，现在可以马上手术不？
都呆了这么长时间了！’一个男医生很不耐烦地说：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等会儿！’这时向涛呼吸急促，
两个护士在有说有笑地聊天，一个医生在写字，一个医生在抽烟。”

小蔡和小袁说，又过了几分钟，向涛的表哥吼着要求马上手术，
医生才把向涛推到6楼手术室。这样在伤者到达医院半个多小时后，才被送进手术室。

铁路局中心医院证实了伤者曾被摔到地上、
输液的手上出现大量出血的情况，并解释是因为伤者太重、
伤后烦躁自己弄破血管。
院方安排接受采访的医务科大夫易智勇说，
面对生命垂危的病人医院的原则一贯是先救人。
经过调查伤者12日晚11点50多分送到医院急诊科，
之后送到外科病房，最后13日零点30分送到手术室进行麻醉，
1点45分宣布死亡，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

易智勇说，伤者送到医院后半个多小时才开始手术，
是因为这段时间里，医院对病人进行了输液，
还要对伤者血型进行检验做好术前准备。
但记者在医院的《临床血液学检验申请单》上看到，
检验师在这份已检验出伤者血型的报告上签署的时间是
12日23时50分。
当记者问医院所说手术时间是否准确时，
易智勇说这是根据麻醉记录单上的时间，填写是否准确需要核实。
医生是否说过“要先收钱再救人”，
因急诊科医生外出培训，也需要进一步调查。

在记者结束采访离开医院后，易智勇打电话来告诉记者，
“经调查”麻醉单上的时间是“准确”的，
医生没有“要先收钱再救人”的言论，
医院认为伤者入院半个多小时后开始手术，
“不属延误治疗、还是很及时救治”，
如果家属有异议，可按相关规定申请专家鉴定。

几位学生和死者术前赶到医院的亲属认为，
医院开始手术时间接近1点，
患者在医院近一个小时内没有得到手术。
死者的亲属同时认为，不管在半个多小时后才进行手术，
还是在近1个小时后才进行手术，
都是没有及时救治
－－普通人都能想象到面对刀伤，医院应该马上手术进行止血。
医院的可疑之处还在于当亲属提出复印病历后，
医院只提供了部分病历，其余病历在亲属的强烈要求下进行了封存。对此，该院祝光洪大夫解释说，
按照相关规定并不是所有病历都应该给亲属提供。

但院方安排接受采访的一位医生也坦言，
要医院自己掏腰包救人肯定是不大情愿的，
每年医院急诊都会收治一些钱不够的危重病人，
但很多患者经过急诊救治恢复后偷偷离开，
仅急诊一项，医院每年就要为此垫付50万至60万元，
这种垫费情况在成都各大医院都普遍存在。
他虽然否认这名大学生死于治疗延误，
但同时也呼吁政府设置畅通的专项救助基金渠道，
救助无钱治病的急重症患者。

医院党办的政治助理张常红对记者说，
铁路中心医院靠近成都火车北站，
这一区域的治安较差，来往的人群又比较复杂，
因此医院经常会收治一些外伤患者，
有时候一晚上就要出车急诊一二十趟，
这些伤者很多都没有带够医疗费用。

记者了解到，患者因没有或无力缴纳治疗费，
被医院拒之门外并最终导致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据报道，
2005年6月24日，一名衣衫破旧的男子患重病横卧西安闹市，
120赶到现场却未及时救治，这名患者最终死在街头；
同年8月17日，福建省连江县潘渡乡仁山村村民郑铿弟因车祸
被送进连江县医院抢救，因为差100多元钱迟迟输不上救命血，
于3个多小时后不治身亡……

医院在“见死不救”“医德沦丧”等指责声中也满腹委屈
——医院在类似情况下一旦履行“天职”，
就不得不自己买单或存在这样的风险。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8日，来源：新华网，文/记者肖林　李学梅）

山西农民遭五稽查员殴打 孕妇被车拖数百米致死

据当事人柳林县穆村镇穆村农民贾云介绍,
9月13日下午6时,
他驾驶一辆142货车给某煤矿送木料后返回,妻子车彩红随车同行。
路过兴武煤矿时,
柳林县交通征费稽查所一辆喷着“中国公路”的桑塔纳轿车将他们拦下,从车上跳下5名工作人员。
“有什么事,让我把车停到路边再说。”贾云说。
没等他把话说完,5个人将他从车上揪下来,
扯着头发举拳便打,将他打倒在地后仍不罢手,围住他又踩又踢。
群殴持续几分钟后,几个人准备将142货车扣走,
车彩红趴在车门上哭喊“先救人”,开车者不予理会,
继续驾车行进,站在货车踏板上的车彩红高声呼救,
但车并未停止,将她强拖数百米后摔到地上。
后车彩红经抢救无效身亡。

记者从贾家了解到,车彩红今年仅21岁,正有孕在身。
随后,柳林县交通征费稽查所所长刘石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出事当天,
柳林县交通局征费所稽查队队长杨启武带着另外4人上路查车,
这4人分别是该所的临时聘用人员孙涛、郭永明、李毅慧、杨锐。
这些人中,除了杨启武有执法证、上岗证外,
其余人员全部没有执法资格。
刘石所长说,临时人员上路执法,在整个吕梁市都非常普遍。

记者从柳林县公安局获悉,接到报案后,他们迅速出动,
9月14日凌晨,5名涉案人员全部归案。
目前,杨启武、杨锐、孙涛等人已被拘留。

记者采访时,
目击群众纷纷斥责柳林县交通征费稽查所执法人员作风粗暴,
他们说,这次恶性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
但愿车彩红的死能够唤醒他们“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的意识。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8日，来源：山西晚报，文/记者郭风情)

北京“白色污染”猖獗 每年垃圾中有塑料14万吨

虽然北京市早已出台限制销售、使用塑料袋和
一次性塑料餐具的管理办法，
对超薄塑料袋及发泡餐具的销售也进行了规定，
但收效不大，“白色污染”依然严重。

截至目前，全市仅有1460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小区、
大厦和工业区具备垃圾源头分类收集的条件，只涉及300万人口，
垃圾分类收集率只达到35％。
为确保2008年前完成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50％，
垃圾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30％的工作目标，
必须坚持从源头抓起，建立和完善环卫专业的回收系统与
社会的物资回收系统相结合的体系，促进垃圾的减量和回收利用。

另据了解，目前全市生活垃圾日产生量为1.47万吨，
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1.6万吨，
现在实际日处理能力为1.2万吨，垃圾处理能力不足。
本市生活垃圾处理仍然以卫生填埋为主，占本市垃圾处理量的88.5％。焚烧及综合处理等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设施建设进程缓慢。
规划建设的南宫、高安屯、六里屯、阿苏卫4座生活垃圾焚烧厂
进展不快。根据规划，到2010年本市城市垃圾处理要实现
焚烧、填埋、堆肥处理4比3比3的比例。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8日，来源：北京晚报，文/记者孟环）

近年买官卖官呈四个新特征：批发买卖屡见不鲜

“越级”买卖。有些买官者已不局限于向直接的领导人贿赂，
而是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施加影响，
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与买官行为相对应，
有的卖官者不局限于自己职权范围，而是影响下几级干部任免。
这些干预、招呼、影响都直接与利益挂钩，
有点甚至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

“合法”买卖。就是钻制度的空子，披着民主的外衣。
有些买官卖官者是打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幌子，
“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开辟自己的“运作”空间，
由过去的“暗箱操作”变为“合法”任用，
借着民主推荐和民主选举的名义，让人觉得合情合理，
使买官卖官更具欺骗性与隐蔽性。

“公开”买卖。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者已经成为了“公开”、
“透明”的事情，
包括干部圈内甚至社会上的更大范围的人群都心知肚明。
有哪些官，要多少钱，要送给谁，
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极具讽刺意味的“段子”，这是任命制官位的情况。对选举制官位，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
明目张胆地向有投票权的人打招呼、拉票甚至出钱贿赂，
其买官的对象转向了人数相对较多的民意代表。

“批发”买卖。近年来，一次一个地买官卖官似成风气，
一次三个五个地卖官鬻爵也屡见不鲜，
一次成规模地批发官帽现象也时有发生。
有些地方过去是有空位才卖，现在是创造空位卖，甚是可怕。
每逢换届，大量调整干部顺理成章，职位空缺多，操作空间大，
求官者多，往往是买官卖官的高发期。
如陕西卖官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
几乎涉及商洛市的各个部门的领导。
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涉及到206人。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2顶官帽大批发。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9日，来源：新华网）

四歹徒公车行骗行凶 三记者见义勇为受重伤

9月18日上午8时，三人在平遥登上了一辆开往太原的中巴车，
季啸山和郭诺坐在了门边的第一排，
孙立国坐在了第二排靠里的位置,
8点15分晋K-31219中巴车行使出平遥。

当车开到清徐县城附近时，
车厢后面一个戴着旅行帽的中年人挤到了前面，
并向司机询问了太原的一地方，
说自己的老婆被人带出去找工作20多天没有回家了,
自己去太原找老婆。
这时，发动机盖上坐的一个50多岁的“胖子”主动和
他调侃了起来说"你这样子也能娶到老婆,你有钱么?"
傻子回答大方说"我有钱我姑姑在国外,她给我的外币我买的老婆"，
坐在过道第二排的一个人答话,你有钱么?
中年人从兜里掏出一张100元的秘鲁币说我姑姑给我的。
但他不知道值钱不值钱。“胖子”马上大声的说是英镑，
一张就值1000元，并且提出要用300元换一张。
中年人故作憨态的同意，接过了钱。

坐在前面的季啸山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像是骗人的套路。
就在这时，后排一个30多岁矮胖的男人
高兴的挤到前面说他也愿意换，随即用600元换了两张。
换完后，这人竟强行拉着前排的一个男子和他一起凑钱再换一张，
当这位乘客以没钱拒绝时，
矮胖男人的手强行的伸向了对方的口袋一顿乱摸……。

“你们住手!”季啸山对这些人大喊。
在为之一震后，精心表演了半天的三个骗子露出了凶恶的面目，
开始嚣张的叫嚷。
而让人震惊的是，
他们亮出了两把明晃晃的匕首和一把螺丝刀靠近了季啸山，
季啸山下意识的伸手抓住对方的凶器。
寒光闪过，他手臂上立刻多了一道血印。
回过神来的郭诺和季啸山一起与歹徒搏斗起来，
在车厢狭小的空间里，面对利刃，他们危险至极。

“当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刚好看到后面又有一个男子冲了上来，我怕啸风被偷袭，刚刚一挡，对方手里的马扎就砸在了我头上，
我觉得头上一凉”孙立国抚摸着头上的纱布说。
一直隐藏的第四名歹徒出现，三对四的较量开始了，
一直进行了五分钟左右。

车停了，四名歹徒迅速窜下了车，
但仍然嚣张的拿起路边的砖头砸向车窗、挡风玻璃。
怒火中烧的季啸山紧握着刚刚夺下的螺丝刀追上去的时候，
看到了身后满头是血的孙立国。
“要不是看我们的人受伤，一定要抓住他们.”他说。

四歹徒下车后，跑到不远处的一辆红色桑塔纳上，
车飞快的开走了。
中巴车主只看到这辆车前面的牌照被一张光盘挡着，
后面压根就没有牌照。

一位好心的阿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
孙立国头上5公分口子缝了七针，他的主治医生说，
根据CT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但还得留院观察一两天。

“当时车上只有那位阿姨站起来，帮我们说话制止歹徒行为.”
孙立国感慨地说，与三名记者的见义勇为相对的，
是全车人的冷漠态度。
在他们与歹徒搏斗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

孙立国并不知道那位阿姨的名字，只知道她姓张。
据了解这位张阿姨是从河南安阳来看平遥摄影展的。
准备昨日下午回河南的张阿姨在出事后，
主动放弃坐车陪着孙立国去了医院。

对于车上发生的一切，张阿姨对车上人们如此的冷漠而气愤。
当时他们动手的时候，她大喊让司机停车、报警但司机没停。
“车上的乘客也没有一个动弹的，连那个被抢钱的人也没反映，
真是太不理解了，如果大家一起行动，就能抓住那几个歹徒。”
张阿姨有些激动。

当问到她帮助几位记者为什么不害怕时，
张阿姨讲其实她也很害怕，但是看到歹徒拿出刀来的时候，
她更怕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受到伤害，所以她一定要站起来。

车上超载的马扎凳成了歹徒凶器，
令人不解的是中巴车车主并未考虑自己车上的乘客的安危，
只是强调自己车窗被砸咋办，
在昨在由公安机关主持的协调如何处置伤者住院事宜时，
《新文化报》认为，乘客购票上车构成了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车上必须保证乘客的安全。
鉴于目前没有足够的住院费用，应由车主垫支一部分药费，
但车主没有接受。

目前，清徐县徐沟镇河东刑警三中队已全力追捕行凶者。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9日，来源：北方网，新文化报）

科学家建议将喜马拉雅山炸开缺口意见被否

全球气候变暖，珠穆朗玛峰峰顶的冰雪是否正在变薄？
南极的冰盖会不会融化乃至消失？
雅鲁藏布江丰沛的江水能否引向黄河，滋润华北干渴的土地？
真的能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大缺口，
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向塔里木沙漠、引向黄土高原吗？
9月17日，中国科协学术年会“科学探险考察与原始创新”分会场里，科学家们关于“地球三极”的演讲引来大量听众，
台上台下气氛十分热烈。

“将南极、北极、青藏高原统称地球三极，是中国科学家的创造，
现在已为国际科学界所广泛承认。
这三个地区是地球上非常非常敏感的区域，堪称地球的窗口，
研究它们在地质、地理、气候等方面的变迁，
对预测人类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会议组织者、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高登义开宗明义，
为上午的四场演讲定下基调。

高登义研究员是我国极地科学探险的开创者之一。
根据他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记录，
珠峰地区的冰塔林确实在融化和收缩，但有些科学家宣称，
自1969年以来，由于气候变暖，珠峰峰顶的冰雪消融了1．3米，
高登义对此并不认同。“珠峰峰顶的年平均气温是零下20摄氏度，
就算升高1摄氏度，也不会令冰雪融化。”
他认为，峰顶冰雪降低1．3米，即使确有其事，
也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因为近40年来，
已经有1700多人次登顶珠峰，20人以上同时登顶的就有10多次，
最多的一次有66人同时登顶，
那么多冰镐和登山鞋在25平方米的峰顶很容易将冰雪踏松，
随大风卷走。

至于南极冰盖融化，目前得到的数据是矛盾的。
美国的卫星数据显示，
南极大陆西部的冰雪正以每年152立方千米的速度在减少，
这意味着南极地区2700万立方千米的冰雪将在18万年后彻底融化。而法国的卫星观测表明，南极地区每年降水超过1．81厘米，
这意味着南极大陆每年的冰雪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450亿吨。中国气象科学院陆龙骅研究员说，
从南极中山、长城站的观测数据看，
目前南极西部地区的冰雪在融化，而东部地区的冰雪在增加。
中国气科院效存德教授等的观测支持南极冰盖增长的观点，
从他们架设的气象塔被冰雪埋没的情况估算，
南极地区的冰雪增量应该在每年280亿吨左右。

关于雅鲁藏布江水汽通道的问题，
最初见于1987年《中国科学》杂志上三位科学家的论文。
到1998年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学考察时，
随行记者对此事做了大量报道。
两位著名科学家向中央写信，建议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缺口，
将印度洋暖湿气流引过青藏高原。
叶笃正院士、高登义研究员重新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3年多专门研究，证明这个建议从气象学上讲是不成立的。

那么雅鲁藏布江丰富的降水能不能引向塔里木河、引向黄河呢？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张文敬研究员认为，
倡导此事的科学家对西藏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
“事实上，拉萨河嘎贡机场以上的流域是缺水的，
从这里引水，海拔高度够，但水量不够；
反过来看，雅鲁藏布江水量最丰富的地段海拔却只有1600米，
要想在这里筑坝向塔里木河等地引水，相当于逆流而上，
是根本不现实的。”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关志华研究员赞同张文敬的意见，
他认为，从雅砻江、澜沧江、怒江实行南水北调是可行的，
但“雅鲁藏布江的水救不了中国的干旱”，倒是水电资源可以开发。
如果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筑坝，
可以建成一座3800万千瓦的超大规模水电站，
比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还大两倍。

“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不是一层薄薄的山壁，
不是凿一个孔就能过汽过水，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常识，
却引发这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甚至连一些大科学家都卷入其中。”陆龙骅研究员感慨，“再大的科学家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
也会有盲区，所以不论媒体也好、科学家也好，
写文章、做事情，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更严谨些，更慎重些。”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9日，来源：中国广播网，文/杨健)

瓜农诬陷两少女偷瓜致其跳河身亡 被判劳教两年

在儿童节那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两少女“不堪”压力最终跳河自杀呢？
9月18日，
为原告家长代理本案的南京李安祥律师事务所倪韶风律师
向本报记者“讲述”了本案的前后经过。

今年6月1日，
南京江宁区小丹阳镇的小学生还沉浸在儿童节的快乐中，
小丹阳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小芳和阿鹃（化名）中午放学后，
兴高采烈地双双推着自行车往家走。
路过小芳叔叔家的瓜田时，
孩子顺便摘了一只大西瓜、放到车篓里，准备带回家吃。

当两个小姑娘经过当地一瓜农江某的瓜田时，江某突然跑出来，
恶狠狠拦住两孩子的去路，指着小芳车篓子里的大西瓜，
一口咬定这西瓜是孩子从他瓜田里偷的，随后一手一个，
分别拽住小芳和阿鹃的自行车把手，
破口大骂称“这么小就开始偷东西啊！还敢偷到我头上来了！
今天你们是别想走了，要走就赔我1千块的瓜钱！
否则我先找你们家长，再找你们老师反映情况……真不像话！”
江某边骂骂咧咧，边气急败坏地扣留了两孩子的自行车，
拿走了车钥匙，江某还是不放心，为防止两孩子“逃跑”，
他又强行把她们书包一并扣押，还不断威胁称，
每个人必须要赔他1千块钱，否则就告诉家长和老师。

小芳、阿鹃一听江某这话，估计已吓懵了，
从小家教严格的她们，深知一旦被家长得知自己“涉嫌”偷瓜，
肯定会挨骂，两孩子平时就很乖巧，打小就没犯过什么错，
更别提被“指责”偷别人田里的西瓜了，
被对方如此指责并扣押了书包和自行车，
两孩子都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傻了，
听江某口口声声称“要把这事告诉你们老师去！”，
两女孩干脆蹲坐在瓜田附近一河道边，埋头痛哭起来。
可江某当时根本未考虑到俩孩子的心情及心理承受能力，
扣留好她们的自行车和书包后，便先跑去找孩子家长“索要赔偿费”了。

当天下午6点左右，江某跑到小芳家门口，
冲她妈妈夏某远远喊叫称“你家得赔我1000块钱，
你女儿偷了我一只大瓜”。起先夏某以为江某在“开玩笑”，
一只瓜怎么可能要赔1000块钱呢？
再说，自家女儿她最清楚，根本不会做出这种“丢人”的事情。
于是夏某既没当真也没多在意。
可天渐渐黑了，到晚上8点多了小芳也没回来，
夏某正在着急时，阿鹃一家人刚巧也“找上门”来了。
对方家长也像热锅上蚂蚁一样，才去学校问过，
听说是儿童节学校早放学了，
而且老师看见小芳和阿鹃是一起出了校门。
“孩子究竟去哪儿了呢？”焦急中的夏某突然想起下午江某曾称：
“我把小芳书包和车都扣了，你拿1000块来，你再领回家！”

见两家人到处找不到孩子，江某这才“慌神”了。
当晚9点，江某没敢再向家长要“求他放人”的1000元钱，
还主动把扣下的自行车和书包还给了两孩子家长，
并且也主动出去找孩子。
可直到夜里，众人也没找到孩子，
江某感觉事情不对头，怕孩子父母找他算账，
竟连夜把家当全“转移”了。

第二天凌晨，江某又到瓜田附近找寻，
突然在黄坝河边找到一条红领巾和一双凉鞋，
便赶紧拎回来告诉双方家长。
6月2日中午，在两家人悲痛欲绝的哭声中，
早已被水泡得变形的两孩子终于被村民打捞上来，
围观村民当即发出哀叹声。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双方父母当场昏厥。

不久，当地警方法医鉴定确定，两女孩为溺水身亡。
而死亡时，俩孩子大概因为紧张和害怕而紧紧拥抱成一团。
对于女儿自杀的原因，两家人和周围村民都认为，
是因江某的“威胁语言”引起。
8月，两家人以江某敲诈2名未成年人，
最终导致孩子双双跳河自杀，向江宁区法院起诉。
倪律师表示，虽然江某的行为
已对孩子及其所在家庭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但鉴于江某敲诈勒索数额共为2000元，
未达到刑罚最低限额3000元，
警方只能暂时对他处以行政处罚，劳动教养2年。
目前法院已受理此案，将于近日开庭审理。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9日，来源：扬子晚报，文/周海燕 杨民仆)

中国食品安全存在5大问题 离群众要求差距较大

王文哲说，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初级农产品源头污染较为严重；
二是部分食品市场抽样合格率偏低；
三是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四是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不规范；
五是假冒伪劣食品屡禁不止。

与会者表示，要使中国食品安全总体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必须要突破食品安全工作中的“瓶颈”制约，
努力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法律体系。

据了解，今年前7个月，
中国食品工业总产值达到13558．92亿元，同比增长25．42％。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9日，来源：新华网，文/记者刘羊旸、齐中熙）

女诗人赵丽华作品被恶搞 开博回应称被恶搞正常

1 平俗事物里蕴涵着诗性
在博客文章《我要说的话》中，
赵丽华说网上被恶搞的诗歌是2002年刚刚触网时期的即兴之作，
当时是想卸掉诗歌众多承载、担负、所指、教益，
让她变成完全凭直感的、有弹性的、随意的、轻盈的东西，
想变个方式玩玩，或者说是“尝试”，
而且她宁可走偏或走到岔路，也不会重复陈腐和八股的旧路。
所以，当时只在网上随意贴了下就收起来，
知道它们不成熟就没有发表出来，
但是没有想到某网站专门挑出这几首出来做文章，
有些诗还刻意丢掉几行，显得更不完整，因此遭网友批评在情理之中。

不过，赵丽华表示，她会依然坚持以前的观点，
认为那些人性的、客观的、本真的、有奇妙的好味道的、
有汉语言的原初之美、有伸展自如的表现能力、
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和翅膀的诗歌就是好诗。
现在，很多诗歌在语感、语速、节奏、内在张力、容空间拓展、
文字鲜活和想象力等方面比以前的现代诗歌有所发展。
“好的诗歌不是概念化的，它不是粗暴地批评和呵斥我们，
它只是尝试着去发现，去提示我们，或者叫醒我们，
如果我们在约定俗成的现实面前已经感觉乏味和迟钝的话，
它帮我们找到平俗事物里所蕴涵的诗性。”

赵丽华说，国内好诗人很多，写过好诗，
他们是正在当下诗歌现场的诗人。
“当然我也会拿我自己满意的诗歌出来，以供批评。
但如果大家仍说，这样的诗歌我们不买账，那就不买账好了，
反正诗歌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业。人人皆诗倒不正常了。

2 好诗不是“圈里互吹捧”
其实，网友争论焦点是赵丽华的“废话诗”到底是不是诗，
是不是评论者所吹捧的那样好？
网友“无敌白菜皮皮皮”表示
一些人对赵丽华的诗说三道四是出于嫉妒。
“要看到新诗不同于古诗的独特魅力与风格，
不要用旧的眼光和思维看新问题，赵丽华的诗有着激情、愫怀，
能根据环境改变，由心的深处自然而然的萌发出诗意，
这种诗意是不能模仿的。”

而网友“飞来的”则表示，是否是诗不能自己说了算，
虽然白话可以入诗，
但条件就是要有绝大多数人能产生共鸣的艺术感染力在其中。
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不是人人能写，
“如果‘人性的、客观的、本真的、有奇妙的好味道的、
有汉语言的原初之美、有伸展自如的表现能力、
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和翅膀的诗歌我认为就是好诗’
仅此就能认为是好诗的话，那乡间一个老农说的话加几个回车，
也就是诗了。”

对此，网易网友58.82.40.*深表赞同。
他说，诗歌好坏不是由几个所谓专家学者评出来的，
要明白诗歌与科学的差异性，
诗歌的思想的一种表现方式是主观创作的东西，不是客观科学的，
应交给大众评审，古时候作诗的人很多，流传下来的有多少？
一些圈子里的人想脱离大众去评论诗歌，
只能说这叫做“圈子里互相吹捧”。

3 口语写作让诗更贴生活
既然诗是好诗，那么试问：网友们不懂欣赏的诗歌，
全世界的人不懂欣赏的诗，她的诗意义何在？网友“霍飞”表示，
赵丽华的诗的创作手法其实有根可循，
最高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时兴的“口语写作”，
并且在中国诗歌史中
曾经产生过类似的尝试用“口语”进行诗歌创作的理论和观点。
例如：清末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就提出“我手写我口”，
把大量方言俗语入诗，并汲取客家民歌中的精华；
五四时期，胡适的“新诗革命”也是以使用白话写诗作为突破口。
但是，诗歌口语化不能等同于赤裸裸的日常用语，
是被提炼后进入文学创作的语言。
令人悲哀的是，现在很多创作者没有意识到，
包括一些著名诗人或评论家，
都认为诗的门槛因为“口语写作”的出现而降低，
结果给许多人增添盲目的自信，
于是大量装腔作势、拐弯抹角的“伪诗歌”出现，
口语写作导致泛诗歌论，从而把诗与非诗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此，“霍飞”说，
“口语写作”让当代诗歌更贴近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
大量本真、鲜活、充溢生气的口语进入诗歌，
为诗歌发展提供新鲜的血液，丰富当代诗歌的语言。
不过，对于无遮蔽和装饰的口语的使用并非意味着诗歌写作难度降低，“口语写作”反而对创作者在诗意营造、内在技艺、语感等方面
提出更高要求。
“诗歌理论、诗歌流派、诗歌的写作方式永远都是抽象的，
只有诗歌本身是一个具体的个性的事物，
无论是口语写作还是其他，最终我们都要到诗歌本身。”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20日，来源：信息时报，　文/　袁炯贤 整理）

上海新历史教材淡化毛泽东等内容引争议

于今年9月正式启用的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找到相关网页约39,200篇。
然而，参与编辑此版历史教科书的人
认为这个争论不但迟缓而且没有任何意义；
上海市教委则以课改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一切未有定论为由，
对此事采取不予回应的做法。

9月18日上午，记者致电上海市教委。
两个小时后，工作人员回复记者电话：
目前，上海的二期课程改革还处于试验阶段；
试验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也必须等试验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有阶段性的结论；
现在时机未到，不能对课改试验做任何回应；
市教委在近期内不会接受任何媒体关于历史教科书的采访。

就在当天下午，记者就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有关争议，
试图联系主管此版教科书编写工作的市教委教研室
历史教研员於以传。
於非常客气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
“凡是参与编写新版教材的人，
凡是与新版教科书相关的人都不能擅自接受采访。”
记者不解地追问，哪怕是这些教材什么时候开始编写也不能说吗？
於提醒记者，这已经是在采访他了，但他不能对此说一个字。

9月17日，记者致电本版历史教科书的主编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周春生，他就颇为无奈地告诉记者，
就是因为某些境外媒体断章取义的报道，
上海市教委决定相关人员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哪怕是全面客观的报道也不行。
记者要采访他其他内容没有关系，教科书只字不能提。

新华网等几个大型的门户网站都开辟专题，
从教材的内容呈现、编写的指导思想、实际运用可能出现的问题、
与通常教科书的比较等多个角度对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进行争论。

某网站所作的调查，不到五天，参与人数就达24000多。
调查结果显示，不支持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淡化
“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革命、战争”的做法的比例占到8成多。

争议一：内容删减体现创新精神
新版教科书，初中的中国史和世界史被从三年压缩到了两年，
而高中仅有的一年历史课如今只集中于文化、思想、文明。
高中部分甚至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本历史书，
王朝更替、国家兴亡，革命与战争，殖民与反殖民等
传统的历史编纂内容全部都没有，
通常的编年的历史时代也不见，
代之以“大河文明”、“海洋文明”、“草原文明”等泛泛而谈的内容。

反对者认为，上完这套教材，
你基本上不知道各个西方国家的盛衰，
你也不会知道中国近代的屈辱，你也看不到十月革命，法国革命，
也不会知道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具体事迹。

持赞同意见的香港大学教育学副教授白杰瑞认为，
中国大陆的教育当局寻求各种途径使学校课程跟上时代。
他说：“这强调了创新思想和使学生适应全球化。
过多强调殖民时代民族苦难的历史，
是否能造就今天的上海所需要的高级人才？”

有网友认为，中国多数农民起义起因相似，
书写历史不需要毫无进展的重复再重复赘余再赘余。
还有网友则从上海历史教科书的修改中，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决心，看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希望，
他认为我们必须从过去历史的泥淖中挣脱出来，
除去历史意识形态渗透的毒素。

争议二：文明史取代编年史
据2004年11月上海市教委印发的
《<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试行稿)>说明》：
初、高中的课程内容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以文明史为线索、框架而编制的。
初中阶段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
高中则以“人”、“生产力”、“交往”等影响文明进程的要素
为内核架构主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
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与成果的各个重要层面，
以点带面，凸现文明特征。

反对者网友“陶短房”认为，这就是在消灭历史。
一套没有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迹的“历史教科书”，到底想给青少年传播怎样的历史观？
历史是前人用血泪凝成的经验教训，
是后世正反两方面最生动的借鉴。
宋代司马光卷入党争，屡经沉浮，但不论哪派得势，
却都不曾对其《资治通鉴》动过一指头，
因为他们都懂得，从历史中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赞同者认为，对于一个初高中生来说，
不知道汉武帝跟不知道路德维希二世没什么区别都不重要。
只要通过六年的历史学习，
他能了解到自己所归属的中国文明的魅力，能做个地道的中国人，
走出国门不至于被淹没同化在复杂的种族人群中是教育的成功。

争议三：全球史观完胜民族史观
高中教科书不分中国史和世界史，
只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出发阐述历史。侧重介绍宏观的历史框架，
比如法系、民族国家、瘟疫、种族与人口等等。

反对者说，这种所谓宏观的全球史观，和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地对比：目前，世界各国不论历史悠久还是短暂，政治制度和国体如何，
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该如何编写，该承载怎样的教育功能，
看法却惊人的一致，
几乎都把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培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赞同者则认为历史本是互相关联着的。
全球史观更倾向于一种人类学的宏观角度，
抹去后代人为设定的国别与编年，
将历史以最原始最统一最完整的形态展现出来。
历史教育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记住多少事件发生的时间，
而是培养学生思考历史的方法和能力。

争议四：时代元素代替经典历史内容
新版教科书增加了文化和科技等新课题，经济成长、发明创造、
对外贸易、政局安定、全球化和社会和谐出现在教材里；
摩根、盖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美国太空船、日本子弹列车等
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事物也都出现在新版教材的显著位置。
周春生曾说，编写新版高中教材的目的
也在于将历史从只注重领袖和战争的传统中解救出来，
并使人民和社会成为中心主题。

一名高中教师在网上讽刺说：“你想要学生记住古代服饰的设计，
还是秦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
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被一些解说旧风俗和服饰的篇幅取代，历史课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重点。这到底是历史书还是百科全书。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推动并没错，人民说来好听，
这是个笼统、模糊的概念呀。
历史上的人、事都没有，这还叫历史书？

赞同者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年代,
人类对事物认知也应该允许有其侧重点。
今天的孩子需要去根据他们生存的世界来了解他们需要的知识。
全球化经济，地球村共存、和谐社会、和谐人生
应该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
因此经济改革需要教育的改革来适应。
以新世纪的名义，教育要面向未来的需要，教科书内容应该与时俱进。

教科书内容有所取舍在所难免
争论源自《纽约时报》
9月7日以来，不少网站纷纷转贴一个来自美国《侨报》的社论：
历史教科书的写法。社评矛头直指上海版历史教科书：
再多的盖茨和子弹头等贴近现实的内容，也代替不了毛泽东的意义。这样的历史教育是否成功，
又如何帮助学生理解中国现状，瞻望中国的未来呢？
“盖茨代替毛泽东”的说法
就来自于《纽约时报》记者约瑟夫•凯恩(Joseph Kahn)
9月1日的一篇报道《毛在哪里，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
(Where's Mao? Chinese Revise History Books)。
这篇报道同时也被《国际先驱论坛报》转载。
周春生那些被网民批判的历史观点就来自这篇报道。
后来，这篇报道被国内的《青年参考》摘编转载，
主要内容被国人广知。

课改方案要求内容取舍
司达(化名)是上海市某区的一名普通历史教师。
对于网络上对上海新版教科书的描述，司达说，
“这些说法其实很外行。”历史已不是高考必考科目，
受重视程度不如以前。高中教材要在一年内讲完中国史和世界史，
编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取舍。
作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90届的毕业生，
司达的班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
就是这套新版教科书的主编；负责人於以传是他同班同学。

依据自己这么多年和他们的交往和了解，司达告诉记者，
苏智良很不屑于和任何人争论这套新版的历史教科书，
这种争论在苏看来是毫无意义的，
他只是按照课程改革的方案编写教材。
这个方案也凝结了很多学者多年研究的心血，
他不需要和人去辩论什么，对于中学生，教给他们有用的知识就好。

国内媒体跟风不理性
9月17日，周春生在和记者不到5分钟的通话中，
表现出对《纽约时报》报道的不满：
“《纽约时报》对我的话进行了断章取义，
以后我不会就教科书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司达说，上海市今秋正式在全市高中起始年级全面推广新教材，
是上海市按照早在1998年就开始的第二期课程改革方案，
依早已制定好的计划进行的常规步骤。
“我可以说，90%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都是很支持这次课改的。”
司达很肯定地告诉记者，他所认识的多数历史老师，
认为国内媒体跟风境外媒体报道此事，失去了自己客观、理性的判断。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21日，（来源：中国经济网，青年周末，文/记者 邓艳玲）

女民工刮花丰田车遭暴打 倒地后头颅被碾碎

9月20日中午1时多，
记者赶到事发现场增城市新塘镇汇美西路与汇美增路交叉口一个名叫粤昌布行的商铺门前，只见马路上留有点点血迹，
一件白色T恤上满是淤血。
“就在这个布行门前！”一看到记者采访，
现场一大批群众立即围了上来。

一名陈姓先生说，他是整个事件的目击者。
据他介绍，9月20日上午9时10分左右，
一辆白色丰田车“嘎”的一声停靠到粤昌布行对面的通信店门口。
几分钟后，张小英手拿铁锹从通信店门口走到马路对面去做工。
过马路的时候，丰田车车主就从车上走出来，怒气冲冲地上前去，
两个人说了几句，陈先生说他也没有听清楚，
随后，就看到车主一把抓住张小英的衣领，一直朝马路一边拖。

陈先生说，车主身高超过1.7米，而且比较胖，
而张小英身高在1.5米左右，显得瘦小。
车主一把抓住张小英，就“如同老鹰叼小鸡”，显得毫不费力。
过了马路，“啪！”的一声，车主甩手就给张小英一记响亮的耳光，
张小英还没反应过来，又是“啪！”的一声响，张小英又挨了一记耳光。而此时，车主与张小英身边恰好有一辆货车缓缓开过来。
“车主又打又推，使得张小英正好被推倒在货车后轮下！”
陈先生说，他听到张小英隐隐一声叫喊，
随后就看到车轮下一股鲜血冒出。
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一惨剧吓懵了，几秒钟内，没有人回过神来。
直到旁边的人大声尖叫，货车才猛然刹车。
而这时，他看到张小英的头颅被压破了，
人一动不动躺在车轮下，已经停止了呼吸。

目击者称，当时现场很多群众显得情绪激动，
纷纷上前将车主围住。车主见状不妙，
就赶紧跑到自己的丰田车内，不再出来。

张小英的丈夫陈明军也在现场，一看到这个情景，
他被吓得六神无主。之后有人报警，数十名警察赶到。
现场群众情绪也很激动，不让警方带走车主。
20分钟后，张小英16岁的儿子陈健也赶到现场。
眼看这种情景，陈健也卧倒在丰田车车轮下，要求严惩车主。

目击者称，现场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而维持秩序的警察人数也越来增加，“至少有80多名警方人员。”
11点多，又来了几辆交通拯救车，将货车和丰田车运走，
张小英的尸体也被运走。直到中午12点，警方将车主带走。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21日，来源：信息时报，文/记者 杨昱）

蓝皮书预计：中国民营经济5年后将占全国GDP75%

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占比为百分之六十五。
在过去的五年中，内资民营投资总量以每年近三成的速度增长。
各方形成的共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创造就业、税收，
助推GDP增长的重要力量。

这本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持编创、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蓝皮书预计，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
私营企业数量仍将大幅增长，
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例可能达到七成以上。
在企业数量和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民企的规模亦将继续明显扩大。私营企业平均注册资金规模或将增长五成以上，
户均资金规模可达二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左右，
将有更多的民企进入全国大型工业企业和全国五百家企业行列，
可能会有几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家行列。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21日，来源：中国新闻网，文/记者于晶波）

研究生抢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 名单增至万人

此次调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找到了1343名遇难者的名字。
1343是什么概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一面“哭墙”，
上面刻了3000多个遇难者的名字。
张连红说，根据现有的档案，
“大约能找到5000-6000个遇难者的名字”。
纪念馆正在进行扩建，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寻访遇难者的名单，
研究南京大屠杀20多年的学者孙宅巍说，
“如果我们能把名单扩大到1万人，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这是一件抢救性的工作。孙宅巍说，“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

“名字记不得了”
“老人都不记得，没有办法了”。这是最让学生们困扰的地方。
张增祥努力了三天，只找到了一个名字
“奶奶，给我们讲讲那时候的事吧！”
访谈往往以这样的问话开场，唤起了老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

1937年12月4日起，
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第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
循沪宁铁路、公路和长江围攻南京。
江宁区(当时是江宁县)是南京市13个区县中面积最大的，
从东、南、西三面把南京城区包围起来，
是日军进攻南京的必经之地，也是日军暴行的重灾区。
12月13日南京城破之前，屠杀已经在这里展开。

今年76岁的王国华老人亲眼看到了自己家人的被杀，
当张增祥和杜宏争同学到他所住的锁石村调查时，
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杜宏争回忆：
“他很激动地说，日本鬼子啊，你们找我了解是最好的了”。
“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都躲在山洞里面，被发现了，叭的一声，
鬼子就把我母亲打死了，肠子都出来了。
我父亲王洪兵也被鬼子的子弹打中了背心，过了几年就死了，
死的时候还带着子弹。我四岁的弟弟胳膊也被子弹打中了，
后来胳膊外面好了，里面开始往外烂，过了三四个月烂死了”。

杜宏争说，王国华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真的很可怜。
现在也孤身一人，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王国华还讲了很多遇难者的名字和故事，
“和我母亲一快被打死的还有三个人，耿进喜、刘德生、孙福和，
当时都有二十多岁；
有一次我的表哥们都躲在山洞里，大表哥出去看看，
鬼子已经来了，就让他脱衣服，用刺刀捅在了他的心口上，
当场就死了；
6个鬼子在大堰根前面的塘里打死了23个人，
有金兆坤，30岁；有孙明福的老子，30多岁；
有丁良发，50多岁；有衡景山，60岁；有衡景山的儿子，
小名叫三袋子，20多岁；有外号市菱眼，30多岁；
有小坤，20多岁，还有一个是要饭的，其余的名字记不得了”。

“名字记不得了”常常是最让学生们困扰的地方，
而王国华其实是健在的老人中记忆力好又比较健谈的。

张增祥刚到江宁区秣陵镇调查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告诉他渡桥大队任家边有十几个人一起被杀掉，
他很想把这“十几个人”调查清楚，地图上他没找到渡桥大队，
于是第二天他到了邻近的双金大队，
“那里的人们也知道这个事，但也不太清楚。
然后我们就去到了东南大队，去了才知道，这就是原来的渡桥大队。这是第三天了”。
在渡桥，他找到了任家发和张勤义两位老人，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可是任家发也不知道遇难者的名字，
他只记得“有十几个人躲在地洞里，有小孩哭，鬼子发现了。
就叫他们出来，出来一个戳死一个。一共戳死了十七八个，
其中有一个小姑娘，才七八岁，被鬼子挑了很远，死了”。
张勤义记得比较清楚，他能想起来一个名字，
“那是冬月初六(12月9日)早上，其中有一个叫任宝妹，当时二十多岁”。
张增祥努力了三天，只找到了一个名字，但他也无可奈何，
“老人都不记得，没有办法了”。

“每一个受害的人都是鲜活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个体。”
“原来想到南京大屠杀，印象最深的是30万的数字。
现在想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画面”
调查中，对于遇难者常常都只有很简单的信息。
“魏家村有个老头子，叫余大富，住在现在的高速公路边上，
他会讲，有口才，在我们这边很有名，他跟鬼子讲道理，
鬼子不讲道理，说他坏，就把他杀掉了，是用刀戳死的”；

“钱家增的母亲三十来岁，喊着：‘日本人来了，小姑娘们快跑啊！’
就被旁边的日本人一枪打在肚子上，肠子都打出来了，然后就死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太，年纪大了，鬼子来的时候没跑反(逃难)，
被鬼子用提灯笼的铁钩子从下身扎了进去，姓什么记不得了”；
“这一天逃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担东西，
就在我前面30米远，被打死了”；
……

可是，在调查的学生们看来，能抓住任何一点点信息都是好的，
“哪怕只知道是一个卖豆腐的，高的矮的，瘦的胖的，
也能刻画出一个真实的人了”，苗李华同学说。

访谈中一定要抓住细节，这是张连红在调查前的培训中一再强调的。
“我们今天讲多少万人都是一个概述，
但是每一个受害的人都是鲜活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个体。
比如说每一个受害者面对加害者的时候，表现是不同的。”张连红说。
这一点，调查中学生们深有体会。
“我们听到很多次，那时候一把刺刀就能控制一个村庄，
在王后村祠堂，两个鬼子把人关在房子里，
一个鬼子把门，一个鬼子在房子里面杀人，用刀一个一个戳死，
竟然没有反抗。老人们也说：‘那时候人也傻呀，要是放到现在，
我拼了老命也要把他杀了’。”刘运玺同学说。

同时，也有很英勇反抗的，“百合村的庞声淘，是大刀会的，
那次跟鬼子开火时，被鬼子用刺刀戳进肚子里，
但没戳中要害，他硬撑着，反手一刀把鬼子劈死了”。

同样让他们很感慨的，是大人逃难时对小孩的态度，
“小孩会哭，有的父母就把小孩子捂死了。
有一个村子，把十几个小孩子都扔到河里淹死了”，
刘运玺说，“可是也有人选择不一样，
有一个老奶奶要带小孩和邻居一起逃难，邻居不愿意，
她宁愿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孩子逃”。

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当时9岁的小女孩，
73岁的老奶奶栾忠英在提到她的姐姐时说：
“跑反(逃难)时我母亲刚生了小弟，把他放在了地窖里边，
因为是累赘。我当时刚有4岁，好哭，父母就想把我留下，
我的姐姐当时有9岁，姐姐舍不得我，就把我带着了，
我一辈子就感谢姐姐。过了一礼拜，我的姐姐回到家来看看，
找到弟弟的地窖里边，看到弟弟还会动，就用棉花包起来，
抱着去找父母。路上被鬼子看到了，让姐姐把弟弟放下来，
还用刺刀向包裹戳。鬼子走后，姐姐看看没戳到弟弟，
就把他包到父母那边。我的姐姐叫栾红英”。

正是这些调查，听过老人亲口的讲述，
学生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丰满起来了。
调查结束快一个月以后，苗李华在学校里回想这次调查时说，
“原来想到南京大屠杀，印象最深的是电视里最后一个镜头，
一个30万的数字。现在想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画面。
比如一群老百姓在逃跑，面对着逃难的狼狈和背井离乡的凄苦，
后面还有日本人在追杀，不时的一个人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

为遇难者立一块碑，记录下他们的名字。
“这是国民意识的进步。我在这里看到了个体，
看到了家庭，看到了国家。”在立碑的过程中，
湖山村三分之一的见证者去世了

调查中，有两个村子的情况很特殊。
江宁区汤山镇的湖山村和西岗头村分别在2005年8月15日和
2006年4月5日在村公墓旁立了一块纪念碑，
刻上了本村死难者的名字，表达对他们的缅怀。

对湖山村的调查，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
那年暑假，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戴袁支和
南京农业大学部分学生利用对湖山村进行了十分系统的调查，
80岁的苏国宝老人一个人就提供了43名遇难者的姓名，
后经多次走访全村各户之后，共获得十分准确的64个人的名单。
获得名单之后，苏国宝和戴袁支筹划为遇难者立一块碑，
记录下他们的名字，教育子孙后代。

时隔近3年，苏国宝说当时的想法是，
“我们上岁数了，如果历史不留下来，以后怕是没人做了，
他们也不了解。”

湖山村依山傍水，走在乡间，
很难想象69年前，村庄旁边的山坡上曾经冲下多具尸体，
水塘中曾经漂浮着尸体。
早在1937年12月6日，日军便在这里和国民党部队交战，
是南京现有区划内沦陷较早的村庄之一。

9月10日，苏国宝指着墓碑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向记者介绍，
“我弟弟苏国久3岁，鬼子把他抱在手上，
弟弟脾气倔，咬了鬼子一口，鬼子一生气就把他丢到河里淹死了。
我当时就呆掉了。
王立荣是我隔壁四奶奶的干女婿，
看见鬼子杀了我弟弟就上前把鬼子打倒在地，
其他鬼子就把他捆起来绑在树上砍头杀死了，脖子就连着一点皮了。鬼子又用刺刀戳死了
戴昌遗、陈开荣、戴兴钏、戴大银、戴兴正、戴大钧。
戴昌遗的尸体又压在我身上，
鬼子以为我们都死了就走去村里烧房子。
鬼子走后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跑去告诉父母”。

立碑的筹划准备进行了近两年，
2004年4月3日，他们请了江苏省公证处的工作人员
到湖山村村民的17份证词作了公证。
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年之际，湖山村的碑终于建起来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在为纪念碑揭幕时说，“这是国民意识的进步。
我在这里看到了个体，看到了家庭，看到了国家。”

2006年4月5日，同在汤山镇的西岗头村也见了一块纪念碑，
刻上了在这里遇难的37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两名外村人。

2006年8月16日，
日本女教师松冈环带着“第21次‘铭心会•南京’访中团”和
“第4次‘日中友好•希望之翼‘访中团”的19位成员，
来到湖山村、西岗头村的纪念碑前献上鲜花。
苏国宝站在纪念碑前，向他们介绍了当年发生的事件。
松冈环当时说：“今天我们带来一些日本大学生，
要把这里的真实历史带回去。”二十多天后，站在同一个地方，
苏国宝对记者说，“今年年底我要到日本去讲这些事”。

可是，在南京，这样的村庄还只有两个。
对于在湖山村进行的调查和立碑，
戴袁支认为自己做了一项很及时的抢救性的工作，
就在他们立碑的过程中，湖山村三分之一的见证者去世了。

同样的问题，让参加调查的学生们感到很遗憾。
几乎每个村都会有老人跟他们说，
“你们要是早来5年，3年哪怕一年就好了”。
“比如说在江宁陆郎”，苗李华说，
“几乎每个老人都提起了一个叫陶老小的，
说他知道很多很多东西，可惜两年前死了”。

对遇难人数，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根据1947年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定，
“30万以上”的数字被沿用下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这个数字进行了确认调查受到的关注
是苗李华没有想到的。调查结束后她去为一个初中生做家教，
“小孩的妈妈跟我说这个是该好好调查一下，还要求我：
‘要么你今天就不上别的课了，就给我们孩子讲讲这个吧。
你说我们都不了解什么，这以后的孩子能知道多少呀’。”
而学生的父亲则提出了一个苗李华没能回答的疑问，
“你说这30万是怎么来的？”

“大屠杀的规模与死难者的人数一直都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孙宅巍说。
“不只日本右翼，日本左派的朋友，
还有西方一些客观的学者也没有接受30万这个数字，
他们认定最高的就是20万左右。
不过我以为，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分析，
学术界有不同的认知是很正常的事情，
除去别有用心的政治化的表述，
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很平静地讨论这个事情”。

对遇难人数，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1984年，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区
15种书报、资料中30万人、42万人、20万人、几十万人、
10万人、30～40万人等6种不同的数字，
认为它们“如同恶性肿瘤般地不断出现，
而且开始不受约束，随意变化”。

孙宅巍曾经对各个历史时期对遇难者的认定作了一个梳理。
就在南京大屠杀正在进行中时，
留在南京的西方记者根据自己的见闻，曾经对遇难人数做过估算，
少至2万人，多至27万人，
中有4万人、8万人、10万、12万人等多种表述。
孙宅巍认为这些数字反应了一个局部的情况。

1946年，民国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并把相关证据
提交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
“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
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
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则于1948年11月4日在《判决书》中称：
“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

孙宅巍认为，这两个数字并不矛盾，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这‘20万人以上’限定于‘日军占领后
最初六个星期内’，并补充说明，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它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30万以上”的数字被沿用下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和调查，
对这个数字进行了确认。

而日本同时期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
正是对这个数字提出了质疑。
作者田中正明认为，慈善机构零星掩埋的15万尸体中，
崇善堂掩埋的11万很可疑，
崇善堂的记录中25天平均每天掩埋4490具尸体，可靠性不强，
同时崇善堂的记录属于“后期材料”，可信度不高。
而集体屠杀的19万人中，
有一个鲁甦提供的草鞋峡屠杀57418人的数字，
田中证明认为“连个位都数出来，不可思议，
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同时，“这么多俘虏除了鲁甦以外没有人见过，同样不可思议”。

孙宅巍认为，“抛开左翼右翼不谈，这两个质疑有一定道理，
但也不是一定站得住脚”。“11万具这个材料确实是孤证，
又是后期材料，我们要保留一个商榷的余地，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反证证明他是伪证，我们还不能推翻。
而鲁甦的证词，有一些证据能证明了这个地方有2万多人被屠杀，
掩埋了数万具的尸体，印证起来我认为屠杀达到四五万是可信的，
至于他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并不常采用。
现在我们没办法来证明这个精确的数字是怎么来的，
但是就这样把他推翻，我也不认同”。

“30万以上的同胞被屠杀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
我们没有任何的必要来夸大这个数字。
但是，事实必须得到尊重，历史决不允许扭曲。”孙宅巍说。

“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体，
特别是对老百姓个体的消失不是很重视”。
“这个工作十年后再去做，就更困难了，
也许那时见证者就不存在了”
遇难者名单的缺乏正是和对人数认定的争议相伴的。
孙宅巍说，“我们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路”。
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提到奥斯威辛和广岛的例子。
2005年1月23日，
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剧场举行了
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残害犹太人名单的活动。
近700人接力朗读，共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
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科恩说：“只有念出每个人的名字，
人们才不会将他们遗忘。”
而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
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

孙宅巍说，“我们动手的时间，
和欧洲人、日本人比起来，间隔比较长。
他们在战后马上开始搞，他们甚至是真的把人数精确到了个位，
把人的名单住址都搞出来。
我们呢，抗战胜利后马上就是内战，内战后又是朝鲜战争，
紧接着又是一次次的运动。
民国史就成为禁区，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两大坏蛋嘛，
而南京大屠杀正好是民国史的一段，所以对它的研究就受到了限制”。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43岁的吴先彬对此深有体会，
小时候他生活在南京市汉中门一带，
“我的外祖父常常跟我讲日本人在这里杀了很多很多人，
可是小时候书里都没提到过啊，好像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但是又觉得外祖父总不会骗我吧，所以半信半疑”。
吴先彬的疑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解开了，
“1984年我在南京大学电教室工作，
最早研究大屠杀的高兴祖老师从美国带回来一盒录像带，
那时候没地方播放，就拿到电教室，我有幸陪着高老师看了一段，
这才相信了南京大屠杀真的发生过”。

1984年，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正式开始了。
从1984年到1987年，南京市完成了修史、建馆、立碑的工作，
“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史稿》，建了一个纪念馆，立了15块纪念碑。到今天已经是19块了”，当年亲身参与的孙宅巍说。

孙宅巍说，现在纪念馆内“哭墙”上的名单
正是这个时候从国民政府1946年调查留下的档案中整理出来的。
“那时我们也曾经想到要搞这个名单，但是也比较困难了。
因为80年代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四五十年的时间了，超越了两代人”。

张连红认为多种因素造成不能像日本广岛那样去调查，
“日本占领了南京8年，战争结束以后去做调查已经很难了。
那时的南京又是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形成一个生活共同体，
哪个人死了别人也可能不知道。另外户籍制度还不完善，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统计”。

“还有一个原因”，张连红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体，
特别是对老百姓个体的消失不是很重视”。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孙宅巍说，
现在的补救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现存的档案资料进行地毯式搜寻；
“第二就像南师大他们做的，找到当时的目击者、见证人，
请他来说一说，你知道你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里
有名有姓的遇难者有什么人，他们是怎么遇难的”。
“如果20年前来做这个工作，会好一些。
但话又说回来，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发现了这么一个不足，
下大力气去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这个工作十年后再去做，就更困难了，
也许那时见证者就不存在了”。孙宅巍说。

而张连红已经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田野调查，
“论文我以后还可以写，但是对见证者的调查，错过就没有了”。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23日，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

中共中央决定对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

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
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
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
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
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
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
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中央认为，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
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
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中央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进一步认识
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
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
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
加强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毫不动摇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央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经过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努力，
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25日，来源：新华网）

骨癌妈妈去世前为儿子织好25岁前所有毛裤

张宇一家没有房子，多年来一直借住在白山的亲戚家，
张宇有一个17岁的哥哥，稍有些障碍，常年寄宿在学校，
妈妈生前是烙煎饼的，爸爸在外打工。

2004年7月，张宇的妈妈被医院确诊得了骨癌，手术后丧失劳动能力。2005年5月，妈妈突然对家人说她要趁着自己还未完全倒下，
为家人多准备一些毛裤御寒。
此后的每一天，她支撑着编织，直到今年的8月初，
骨癌已发展到末期，妈妈一动也动不了时，
已经为小儿子张宇织完了他25岁之前所有的毛裤。

24日上午，记者看到了张宇妈妈为张宇织的部分毛裤，
按照不同年龄段，大小长短不等。
张宇的姑姥回忆说，得骨癌一事，家里人一直都瞒着张宇的妈妈，
直到术后她表示要预先织些毛裤时，家里人顾及到她虚弱的身体，
才不得不告诉她实情，可得知这一切后，
张宇的妈妈更加坚定了为家人织毛裤的想法。
由于左腿曾做过手术，张宇的妈妈每天只能是坐在床上编织，
因为身体状态，每织5分钟，就得躺下来休息20分钟。
“一次，她刚织了两分钟便满头大汗，双手也肿得老高，
浑身疼得厉害，我喂她吃了两片止疼药，劝她别织了，
可她却说自己一旦走了，小儿子只有9岁，没有人照顾，
一定要趁着自己还有口气，多为小儿子织些毛裤留着以后用。”

记者采访过程中，
张宇一直抚摸着妈妈留下的大小不一的毛裤流泪，
“妈妈，我想你，你在哪？”张宇低着头，喃喃自语。
张宇的班主任祝军玲告诉记者，张宇现在上三年级，
刚入校时学习非常好，自从他妈妈得病后，
他的学习成绩就直线下降。张宇特别懂事，生病时，
张宇就自己到家附近的诊所打点滴，每次他让医生扎左手，
因为他要腾出右手来写作业，这样回到家里，
他就可以安心地照顾妈妈了。
“张宇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自理能力非常强，
经过短暂的调整，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 25日，来源：城市晚报，文/记者 郑伟）

城市需要小商小贩

此外，政府善待小商小贩，管理好“夜市”，
不仅能创造经济效益，还可以解决数万人就业创业问题。

南京某高校的社会学家算了一笔账，
一家夜市二三百个摊位，每个摊位两三个人经营，
南京50个夜市就“生”出了上万个就业岗位。
这些人自谋生路，政府不需要多少投入，
就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创业就业问题，还能做活“市场”，
何乐而不为呢？

“小商贩如何管理，是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周应恒博士曾经到国外考察，
在那里，夜市、小摊点甚至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他认为，小摊点这种商业形式可以缓解就业形势，
也是正规商业形式的一种补充。

在一些国家的生活区、旅游景点，小摊点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
凡是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他的“地摊”经济都是很发达的，
但有些城市在这方面似乎纠枉过正。
比如，安徽、洛阳等地都出现过驱赶小商贩，禁止摆摊设点的情况。

周应恒表示，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小摊点仍然存在比较多的问题，
比如环境卫生不佳、商品假冒伪劣。
如果政府对小摊点管得死，市场就会失去活力，
对市民的生活也会带来影响，便利性不够。
他认为，要管好小摊点，
首先克服环境卫生、商品假冒伪劣问题，
可以将这些小摊点相对集中化，要有许可证制度，
不要简单地予以取缔，以减轻政府的负担，把负的一面减到最低。

“就是在发达国家，这种商业形式也是存在的。
这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保持城市经济活跃的力量。
小摊点是传统的经济模式，
在我们国家这种传统模式发展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周应恒说。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19日，来源：南京报业网-江苏商报，文/记者　曾璐　杨余德）

教师痛打学生将其扔下4楼续：校方赔偿20万

9月25日，湖南省永州市第十二中学初一60班学生小唐
回到校园上课。5天前的下午，她在4楼教室里
目睹了令她一生难忘“触目惊心、非常恐怖”的一幕：
历史老师李恒毅先抓着女生章耀尹的头往桌子上使劲撞，
随后用脚踩头，并掏出钢筋痛打该生。
最后把章耀尹从座位上拖到窗边，从四楼扔下致其死亡。

“太恐怖了，我不想再回忆这一幕！”
在永州市第十二中学的教学楼前和记者谈起9月20日的那一幕，
她的脸上依然挂着惊恐。

自从9月20日该校发生了历史教师殴打并摔死学生的恶性事件后，
学校停课让学生们回家休息。
9月25日，师生们重新回到了教室上课，
遇害女生章耀尹家长为她在学校里搭建的灵堂也已撤掉。

该校校长黄永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希望师生们尽快从那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
尽快回到以前正常的状态，重塑学校形象。”
据黄永辉介绍，为了让小唐和她的同学们尽快走出心理阴影，
12中决定为初一60班同学更换教室。
然而,心理阴影仍笼罩着学校，笼罩着师生的心灵。
初一60班的一些学生已经流露出退学和转学的愿望。
该校学生处陈老师表示，
目前，学校已经设立了心理健康咨询老师，
并要求班主任挨个和学生谈话，帮助大家逐步消除心理阴影。

9月25日晚8时，唐小淑坐在家里的床头发呆，
枕头边放着女儿的一寸照片和7岁时和她的合影。
“那天中午她离家去学校的时候，还亲了我一下，
早知道会这样，我死也不让她走了！”
说着说着，唐小淑哽咽了，泪水哗哗流下。

唐小淑是一个普通的永州农村妇女。
这些天她一直沉浸在失去女儿的巨大痛苦之中。
“哪里有这样的老师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啊！”
唐小淑含泪悲愤地告诉记者，女儿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成绩一向是前几名，还经常帮她干活。
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凶手受到法律的严惩。

唐小淑家住在永州市南郊附近的朱家山，
简易的两间平房里，摆了两张床和桌子、凳子，
家里唯一的家电是一台电风扇。
说到赔偿款，唐小淑低头叹气地说，
“我是被学校逼首签的调解协议。”她说，
由于她没有文化，在湖南衡阳当大学老师的弟弟唐建锋
特地赶来永州帮助处理后事。
最初，她们向学校提出赔偿50万元，学校和有关方面没有答应。
为此双方僵持着。一直到9月23日晚上，唐建锋的结石病突发，
身体难受，周一又要回学校上课。
“晚上，弟弟来和我说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签了吧。”

而12中校长黄永辉则表示，这个20万的赔偿额已经是
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定的最高赔偿标准了。
“我们充分考虑了家长们的精神损害，尽最大努力给予家长赔偿。”

12中老师摔死学生的事已经迅速传播，
永州市大街小巷这些天都在议论。
事件发生后，
很多人怀疑历史老师李恒毅有精神病或者间歇性精神病。

“他要是没有神经病，怎么会做出这样有违天理的事情？”
9月25日，在学校附近，一些居民气愤地说。
唐小淑更是坚定地认为，李恒毅老师一定精神有问题。
“学校居然让这样的人当老师，该承担责任啊！”

但是，12中黄校长和初一61班班主任陈老师
都否认了这样的怀疑。据黄校长介绍，
李恒毅是1998年从湖南师范大学俄文专业毕业后进入该校工作至今。“在学校8年，他一直都很正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开会、
上课都比较正常。”

接受采访的老师们都反映李恒毅性格比较内向，不太合群。
但是学校确实没有接到过他殴打学生和体罚学生的投诉。
“这次事件太意外了，我们根本想像不到。”

陈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9月20日下午，
李恒毅在给初一60班上课前还和另外一个老师打了招呼。
“当天他没有什么特别异常的举动，这些日子也没有。”黄校长表示,
9月25日上午他已向被害女生的家长们致歉，
并通过公开信《告全校学生及家长书》，
向全校受到惊吓的学生表示歉意。

目前，李恒毅已经被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
李恒毅是否有精神疾病或者心理障碍，
目前都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和鉴定中。

教师将学生扔下楼续：老师有精神病学校不知情

一个有精神病史的教师怎么能走进课堂教书呢？
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都不清楚李恒毅患病的情况，
谁又该为这场悲剧负责？

9月27日，本报记者在永州市精神病医院采访获悉，
2003年10月~12月，李恒毅曾因精神分裂症在该院住院治疗。
该院医务科科长向健涛称，李患的精神分裂症在精神病中属较重型。“李恒毅是家属送到医院来的，治疗效果还不错，
出院时已基本康复。不过这种病经常复发，要坚持服药至少1~3年,
甚至需要终身服药。”

永州市冷水滩区纪委常委唐伟也向记者证实，
李恒毅确有精神病史，他们正在调查询问12中的有关老师。
从9月23日起，纪检部门就该案中学校是否存在用人失察和
是否违反党纪政纪问题开始调查，届时将向社会公布有关调查结果。

永州市冷水滩区刑警大队已经带李恒毅
到位于长沙的湖南湘雅附二医院登记司法精神病鉴定，
预计最近两天能开始鉴定。

对于李恒毅患精神病的病因，民间有几种说法。
有人说，他是被大学时期的恋人抛弃后导致精神失常的。
第二种说法，他家境贫寒，考上华东师大研究生却无钱入学，
这才导致精神失常。
部分学生、学生家长和教师在接受采访时反映：
李恒毅任教期间经常会“无缘无故打学生”
“有时还骂同事”“确实脑子有病”。

9月27日，永州市精神病医院的专家根据媒体报道和
本报调查的情况分析认为，
李恒毅的行为非常符合精神分裂导致的妄想症症状特征，
当时极有可能是在发作期。

尽管李恒毅在3年前就曾住院3个月，
并且有一些知情老师和学生明白他曾患过精神病。
但令人吃惊的是，区教育局长和学校校长9月27日下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他们不知道李恒毅曾有精神病史。
在2003年之前，教育部年颁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第八条规定，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应当无精神病史。

两年前的9月30日，
湖南郴州市临武县广宜乡中心小学青年教师刘红文手持菜刀，
砍死4个小孩，砍伤12个孩子，4名教师受伤。
事后，专案组查知，刘红文治疗过精神病。
2004年11月15日，湖南省教育厅颁发文件，
对教育从业人员进行全面排查。

有精神病史的李恒毅为何没有被发现并清退？
是谁给了有精神病史的教师行凶机会？
9月27日下午，本报记者就李恒毅的精神病史问题，
和冷水滩区教育局长徐振祥和工会主席郭桂君进行了对话。

记者：12中校长黄永辉对自己学校老师有无精神病史不知情，
这可能吗？
徐振祥：我昨天和他通电话时，他还说不知道这个情况。
郭桂君：这个事情家属不愿意告诉学校，学校所以一直不清楚。

记者：那为什么会有老师知道呢？
徐振祥：这个就不清楚了。我们没有调查，也就不好说了。
记者：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你们没有调查这个老师是否有精神病史的情况吗？
郭桂君：全区有五六千老师，我们能一个个都调查他们有无精神病吗？
徐振祥：现在永州市纪委和区纪委成立了专案组，正在调查，
我们是教育局，不好调查。

记者：从2003年到2006年，你们对中小学老师没有进行过体检吗？
郭桂君：受经济条件限制，现在还做不到每年为老师体检一次。
记者：你觉得这起悲剧，学校和教育局没有管理和监管责任吗？
徐振祥：（停顿了一会）市区纪委已经展开调查了，到时会有结论。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28日，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通化杀12人伤5人犯罪嫌疑人石悦军 已经被抓获

9月24日凌晨，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37岁的屠户石悦军，
在通化县二密镇和柳河县三源浦镇、柳南乡先后杀死7人，伤4人。

案发后，吉林省公安机关开展布控、堵截工作，
协调辽宁省进行堵截，防止犯罪嫌疑人外逃。

9月27日15时许，公安机关接到报告，
柳南乡通沟村独居山中的45岁的村民孙洪连及其妻子被人杀死。
公安机关经现场勘查和案情分析，
认为此案系犯罪嫌疑人石悦军所为，决定并案侦查。

9月29日5时50分，公安机关又接到报告：
5时45分，柳南乡吕家堡村3名村民被石悦军杀死，
1人在搏斗中受伤。
发现石悦军的踪迹后，公安机关开展集中围捕，
缩小包围圈，疏散村民，
并采取围捕、追踪、搜查、设伏相结合的战术，
全力开展缉捕行动。同时，对附近村民进行疏散，强化防范措施。

12时许，搜捕公安民警、武警官兵
在柳南乡吕家堡村附近的玉米地中发现目标，迅速合围，
一举将石悦军抓获，当场缴获作案凶器。

经初审，石悦军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29日，来源：新华网，文/记者周立权）

原人大代表长春吉港集团总裁桑粤春被执行死刑

桑粤春，原是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2年10月22日被罢免。
其自1993年以来，利用担任长春市吉港工贸总公司经理、
长春吉港集团公司总裁的职务之便，
采取收款不入账、虚列支出、伪造借款合同
将企业股本金转移到个人名下、销毁账目等手段，
将收取的吉港集团所属的宇光厂职工交纳的部分水电费、
取暖费、养老保险金等款项人民币615万余元不入账私吞。
另外把吉港集团下属企业长春吉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金
1．2亿余元非法占有。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此外，桑粤春还犯有合同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奸罪，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
诬告陷害罪，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妨害作证罪，
非法携带枪支危及公共安全罪，虚报注册资本罪，
伪造企业印章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系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
法院认定桑粤春应对该组织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桑粤春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与其所犯其他各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一审宣判后，桑粤春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经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其依法执行死刑。

（摘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29日，来源：新华网，文/郭春雨、刘佳民、周立权）

教师与恋人救落水儿童献身 葬礼上举行婚礼

追悼会现场，赵世良的二哥赵世宁作为赵世良、饶美萍亲属的代表，对各位从各地赶来参加赵世良、饶美萍告别仪式，表示衷心地感谢。他说，……赵世良和饶美萍生前是一对甜蜜爱侣，
这次回桂平本来就是想办结婚证，很不幸他们在游泳时，
为了救落水儿童，双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虽然他们生前的愿望未能达成，
但死后我们要让他们生死同眠、鸳鸯结对，
他们生前最亲密的朋友和领导在此见证，
祝愿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永结同心、百年合好。

赵世良和饶美萍都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
毕业后，赵世良留校任教，至今已有三年。
今年暑假，赵世良与饶美萍一起回到饶美平的桂平老家，
希望征得她父母的同意，年内完婚，然而此时不幸却悄悄地降临了。

2006年8月15日傍晚，
赵世良和饶美萍全家人一起到离家不远的水坝游泳，
跟随他们一起去的还有饶美萍11岁的小表弟安安，
安安是暑假到舅舅家来玩的。

傍晚七点左右，天渐渐地黑了，大家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原来，安安和表姐想到小瀑布下面洗澡，不小心脚一滑，
跌进了深水的地方。饶美萍的姐姐饶丽琼见状拼命叫喊。

此时，赵世良和饶美萍刚好从坝上下来，看到安安在水中挣扎，
瞬间沉了下去，情急之下，赵世良纵身跳入水中。

安安此时感觉有人把他从下面推了上来，不一会又沉了下去了。
虽说安安11岁，但是他的体重已有124斤，
赵世良先前游了比较久，体力已经透支了，加上水流比较急，
赵世良抱着安安始终游不动。

眼看着赵世良不但无法将安安救起，反而与安安一起在水中浮浮沉沉，危急时刻，饶美萍也纵身跳入水中。
那一刻，安安感到两个肩膀不停地将他往岸边推。

这时饶丽琼见赵世良和妹妹已经不在水面上了，
只有安安一人在水面上，于是大声呼救。

刚刚游完泳准备回家的坝心派出所指导员欧记坤，
听到呼救后第一个跑了过来，并顺手抓起一个救生圈，
然后迅速向离他最近的安安游去。

把安安拖到岸边之后，欧记坤随即转身去救援赵世良和饶美萍。
相隔不到一分钟，这边的群众也把赵世良救起来了，
大家马上采取了人工呼吸，有人挪动他的手脚，有人做胸压，
有人帮他吹气。

然而，任凭大家怎样抢救，赵世良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
至于饶美萍，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在水中找到她的遗体，并打捞上岸。

短短几分钟，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赵世良和饶美萍告别了爱他们的所有人，
也告别了他们所爱的这个世界。

赵世良老师和女友饶美萍为抢救落水儿童而不幸遇难的消息，
很快便传开了。当记者来到广西师范大学进行采访时，
几乎所有人都告诉记者，对于赵老师的瞬间壮举，
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认为这是一种必然。
凭着他为人处事方式，在这种时候他一定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2006年8月17日下午，
从各地赶来的亲朋好友聚集在桂平市小小的殡仪馆里，
向赵世良和饶美萍这对恋人做最后的告别。

正在出差途中的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梁宏闻讯后，
也匆匆赶到了桂平市。
虽然桂平距离桂林有六个小时的车程，加上暑假没有结束，
但是8月17日这天下午，
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追悼会的学生们仍有上百人。

要求参加告别仪式的学生多达三四百人，
校方最终只选出了十几个学生代表前往桂平，
但是那一天，仍有大量的学生自己赶到了桂平参加老师的告别仪式。
任教时间只有短短三年的赵世良老师，
却赢得了那么多学生对他的喜爱，
这多少也给他的家人带去了一些安慰。

哥哥赵世宁说，这么多朋友来送他，
自己才知道弟弟的人际关系这么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么深。
弟弟确实很不容易。

赵世良自小刻苦读书，是兄弟四人中读书成绩最好的，
但是并不富裕的家庭，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继续读书。
几兄弟就跟父母商量说，弟弟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无论如何把他供上大学。

三个哥哥在经济上全力支持，
赵世良也不负众望顺利考入广西师范大学，
他也成为这个家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学生时期的赵世良，曾是校学生会主席，
由于各方面表现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

赵世良在做辅导员的时候，
同时要做着其他老师原来担任的一些工作。
实际上他一个人担任了两三个人的工作，
而且这些工作都非常琐碎。
工作量之大，是一般人很难承受的，但他从来就没有过怨言。

虽然工作只有短短的三年，
但是赵世良老师却用他的至诚至善，感动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也赢得了学生们对他的信任。
他担任三个班的辅导员，每个班里都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家庭贫困，这些学生只要没钱了，首先都会去找赵老师。
而学生住院了，他第一个到现场；学生没有伙食费了，
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借给学生。

赵世良总想着别人的困难，从来不想自己，他把钱都借给了学生，
学生还就还，不还就不还了，而且有的时候他明确地告诉学生，
这个钱不用还了。

或许是学心理学的缘故，赵世良在资助那些贫困学生的同时，
非常注意自己的方式方法，惟恐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

每年寒假学生回家之前，
赵世良都给班上的三名贫困生一百到两百块钱的压岁钱。
虽然都是贫困生，但都是20来岁的人，还要什么压岁钱，
赵世良怕他们心里多想，就对学生说，是压岁钱，
毕竟自己是一个老师，比你们大，然后他自己哈哈一笑。

每当寒假时，总有一些家在东北的学生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回家过年，赵老师就把自己宿舍的钥匙留给他们。
同时，赵世良觉得东北大米好，
而且东北人肯定吃不惯别的地方的大米，
于是他买了东北大米留给学生们。

由于此次两人回家，主要是和父母商量婚事，
因此8月17日这天，赵世良和饶美萍的双方家人，
决定在他们的葬礼上同时为他们举行一场婚礼，
满足他们生前的愿望。
饶美萍的父亲匆匆忙忙地为女儿赶制一套婚纱，
赵世良的哥哥则忙着帮弟弟买西服、领带、衬衣、鞋子之类的，
把他们化妆成为新郎、新娘。

这一天，校方还专门为他们定制了一束百合花。
赵世良和饶美萍生前有一段影像资料，
拍摄者是他们的一位好友董科金，就在出事前不久，
赵世良还专门拜托董科金在他们的婚礼上帮忙录像。

在葬礼和婚礼的现场，泪水无数次模糊了董科金的双眼。
他已经看不见镜头了，只能凭着直觉，不停地拍。
当天，赵世良和饶美萍的双方父母都没有到达现场，
婚礼由赵世良的哥哥代表双方亲人致辞，
那一刻，哭声达到高潮。现场悲壮、凄美、催人泪下，非常感人。

事情发生之后，安安和他的父母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提起这事，他们心里也很难受，两个人这么优秀，这么年轻，
为了他们的儿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觉得很惋惜。
安安现在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老是想起表姐他们。

除了自身的内疚，当地甚至还有着这样的传言，
在赵世良救安安的一瞬间，是安安紧紧抱着他不放手，
才让两人一起遇难，这让安安和他的父母至今无法面对赵世良的家人。

9月1日是广西师范大学开学的日子，
每次放假前都要笑着嘱咐同学们一定要安全返回学校的赵世良老师，这次却再也没有回来。

由于赵世良老师的追悼会是在假期，因此家在外地的大多数同学，
都没能赶到桂平参加赵老师的追悼会，
同学们希望今天能为赵老师举行一个最后的送别仪式。

傍晚，学生们为赵老师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
他们点燃蜡烛，默哀三分钟，为赵老师祈祷。

还有些同学在网上悼念他们敬爱的赵老师：亲爱的赵老师：您还好吗？学生我好想念您，您知道吗？今生我有缘做您的学生，
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我永远永远记得您对我的帮助和鼓励！老天，你知道吗？他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大学三年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多么舍不得他，你知道吗？求求你理解一个，
不是，是一群学生对老师的思念，求求你让他快乐、幸福，好吗？
我们受赵老师关爱，受于恩情，师生一场，
听此消息，不禁忧伤，涕泪连绵，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不想今日阴阳相隔，缘尽泪尤。
这是我们所有学生的心声。我们会永记师恩！

（自搜狐新闻：2006年9月30日，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