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组织的运作是具有相当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商业公司，同样也追求“投资回报率”。因此在西方，将商业领域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引入慈善事业，摆脱以往的“施舍性质的济贫院方式”，以投资来解决根本问题。[详细]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就将善款统筹，但最后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例如，某受灾省份的基金会将捐款上缴省财政厅之后，由于财政厅没有精力、能力与经验按照合同执行社会公益项目，在经过半年左右时间后，不得不将善款退回基金会，结果反而影响了灾后重建项目的进度，影响了基金会的信誉。[详细]

　　《实施办法》中对如何收缴和安排定向捐款有着粗略但专门的规定，意味着即便具有明确使用意向的资金，也须一并收缴，由青海省政府替代原捐款接收单位，成为操作和实现捐赠意向的主体。连接捐赠人和基金会的最根本的纽带都是基金会的声誉，这包括专业性和诚信。捐赠者向一家基金会做出托付，往往是基于对所选择基金会的宗旨、业绩、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的事先的了解，他们认为自己捐赠意向与这家基金会的能力是匹配的。

　　《实施办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部分规定违背了《物权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与上位法相冲突。基金会与捐款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不但受到法律保护，同时也将接受捐赠人的监督。如果基金会未能按照与捐赠方所签订的合同执行，而是将善款“上缴”或者“转移”到《实施办法》中的“指定账户”，这将直接改变了慈善法律关系，损害了慈善组织或捐赠人的权益，违反了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慈善援助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我国目前慈善事业的主导是政府而不是社会。政府包办慈善事业，不但不适应现代化慈善文化的发展，而且存在弊端：一是行政管理范围相对狭小，导致跨地区、跨行业的慈善救助实施困难；二是政府救济资金管理的群众监督不够，导致慈善资金下拨不及时甚至违规使用；三是政府包办，缺少法律监督保护，难避免贪污、循私舞弊等。[详细]

　　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靠的是拥有雄厚经济支撑和科学管理的民间组织、靠的是以无偿从事公益和慈善服务为骄傲的庞大的民间志愿者队伍，以及二者相结合的民间慈善援助体系。当这些国家遇到各种灾害时，民间援助体系便立即快速行动起来，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美国慈善救助体系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作用就是最好的说明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