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流浪儿死亡：五少年生前的最后时光

他们生命的最后终点，是一个白绿相间的铁皮垃圾箱。

垃圾箱放置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工地旁，四周野草蔓蔓。从事发地步行几分钟，便是当地著名的毕节学院。学院两侧，小商贩沿路排开。他们也成为五少年生命的最后见证者。

11月11日前后，少年们第一次出现在商贩视野中。5名小孩个子都不高，身材瘦弱，明显营养不良，脸上脏兮兮的，看上去几月未洗脸，手臂和指甲缝里满是泥垢。他们衣着单薄，裤腿稀烂，脚上的鞋子也杂乱不堪，有人穿着绿色水胶鞋，有人则穿着破旧的运动鞋。

学院附近区域，成为孩子们活动的主要地点。他们整天在此徘徊，从早晨9点多一直到晚上12点，有时要来回走好几趟。

烧烤摊主老孟说，孩子们是分两批出现的。11月11日，先来了3名小孩，两天后，队伍增至5人。孩子们经常聚在一起用方言窃窃私语，时不时爆发出笑声。

几年前，这一带也曾有过流浪儿童，那些流浪儿看见行人就跪下来，“叔叔”“阿姨”地喊着要钱。但没有商贩看见这5个孩子要钱。

他们只是在饿极时“抢”些吃的。比如经过水果摊顺手扯下一两根香蕉，或者拿走一个柿饼，“太可怜了，我们都不吼。”卖糖果瓜子的老杨说。有的摊主还会主动给点吃的，他们拿了就走，也不怎么道谢。

11月12日，孩子们跑到不远处的桥头捡硬纸壳。捡垃圾的老婆婆开玩笑：“给我嘛。”孩子不肯：“我们要卖钱。”

纸壳最终没卖钱。老孟说，那晚，他看到孩子们蜷缩在2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候车亭内。那些纸壳成了被子。当晚，毕节气温只有零上几度。

寒冷的冬夜里，他们不断变换住所，窝棚、公交站以及最后的垃圾箱。那是一个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垃圾箱，约1米多高，宽约1米3，孩子们可以挤在里面。

11月14日，有人深夜从垃圾箱附近经过，听到里面传出了孩子们的聊天声。

11月15日，五少年生命的最后一天。中午，一名孩子捏着不知从哪里得来的20块钱，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碗3元的糯米饭。伸手拿筷子时，摊主嫌他手脏，抱怨道“你先买袋洗衣粉洗洗手”。

随后，孩子又用剩下的钱买了4个馒头。其余孩子站在旁边，直勾勾地盯着看。

午后，捡垃圾的老太婆孙庆英发现，垃圾箱对面的废弃木屋内，五少年正在烤火，身边放着捡来的火盆和茶罐。

“你们在地上捡柴来烧，不要去敲（屋顶的木头）。”孙庆英耳朵很背，喊声比较大，孩子们吃了一惊，飞快地从屋中跑掉。

“孃孃，快点整碗土豆给我吃，我太饿了！”下午四点左右，一个孩子出现在卖土豆的小摊前，向女摊主央求道。等不及对方盛，他便抓起竹签，急急地从滚烫的油锅里戳着土豆往嘴里塞，一口气吃了四五个小土豆。

接着，小孩发现了货摊上的火腿肠，抓了一根，跑了。

晚上8点多，他们在老杨摊旁一两米处踢皮球。“你们这五个小丐帮。”老杨开着善意的玩笑，孩子们只是笑，并不介意。

夜色渐深，天空下起毛毛雨。深夜11点多，即将收摊的老孟看见，几个孩子还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捡一些泡沫板。他猜测，这是因天气太冷。

“你们的家在哪里？”老孟问。孩子答：“大方。”老孟接着问：“你家是后老妈还是后老爹？”孩子答：“后老爹。”

这是孩子们留给世界的最后对话，可惜所说的大多是谎言。16日清晨，老太婆孙庆英开始捡垃圾。翻到第三个垃圾箱时，她看到5个孩子一个挨着一个，坐在垃圾箱中。孩子们双手环抱，小小的头低垂着，两脚交错摆放，犹如熟睡。一个孩子的鼻子还在冒泡泡。

他们脚旁，摆着取暖的小火盆，火盆尚有余温。

孙庆英用锄头把推孩子，对方毫无反应。“老乡，你看，几个娃儿睡得跟猪儿一样。”孙庆英对凑过来的行人说。

随后，警方赶到，确认五少年已死亡。不久后，他们的尸体连同垃圾箱，被拖车整个拖走。拖车经过宽敞气派的毕节学院。有人目睹他们曾偷偷翻墙进草地打滚嬉戏。

不久后，新闻传出，震惊全国，微博上一片伤感、困惑与愤怒的声音。

这也成了毕节坊间热议的话题。事发地不远处一间小饭店内，有酒客高声谈论此事，也有外地人向老板娘打听情况。

老板娘一直冷着脸，半天才插一句，“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

5名少年来自何处，为何流浪，又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

11月19日，毕节市政府公布了五少年的具体信息，他们都姓陶，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大的为13岁，最小的为9岁。

孩子们住在七星关区管辖的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团结组。那是一个距城中心较远的小山村。村子位于高山之上，通往外界的山路崎岖难行。

11月20日，记者来到团结组村。村中房屋多为泥土房，牲畜在土路上随意奔跑。5名少年的老家，家徒四壁，除去锅碗瓢盆和被褥，没有任何值钱家当。

5名少年的大伯陶进财（音），正在田里牵牛耕种。他回忆称，孩子们是在11月5日不见的。那天，12岁的陶中井从学校离开，和4名辍学的兄弟，一起消失不见。因孩子身上都没钱，家人推测，他们是一路从山里走到的毕节市。

5名少年中，有4人的父母均在深圳打工。陶进财说，孩子失踪后，学校校长和老师曾来家探访，他也曾打电话询问亲戚，但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陶进财称，这些留守的孩子没有人管，有时会请他买一点米。孩子们都是自己做饭，但只会煮点稀饭，配一点盐巴或辣椒，几乎没有下饭菜。陶进财有时会捡点土豆送他们，他们就在火边烧了吃。开学报名交杂费时，有人会跟陶进财要几十块钱。

陶进财表示，他家就有五六个孙子，自顾不暇。他记不得这些孩子的大名，只知道小名，如小蟹、小蒜。

5名留守儿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很快，他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

陶进财记得，孩子中的陶中井和陶中红曾先后跑到大方县，后来被政府送回。少年们还经常跑到海子街镇玩耍，或者自顾自去亲戚家。

事发后，官方公开资料显示，少年们曾多次跑到外地，被警方送回。

2011年11月2日，贵州当地媒体《乌蒙新报》报道称，有市民在毕节街头发现流浪儿。这些流浪儿童，以三合板当床，硬纸壳当被，露宿在建筑工地中。而随后的追踪报道显示，其中便有五少年的身影。

毕节市七星关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当时透露，这已是陶冲等流浪儿第6次被发现，“前5次，这些孩子特别调皮，白天答应乖乖在民政局，但是到了晚上下班以后，便把门窗撬开跑了”。

当时，五少年中的陶冲称，他不愿回家，“不想回，妈妈已经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他一喝酒就打我，有时候把我按在地上打，我真的不想回家，只要你们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

可是，当时远在深圳的陶冲父亲陶元伍却在电话中回应，“我不要了，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现在在外边打工也难。”最后，在工作人员劝说下，他勉强同意先让同村人把孩子领回去，过一段他再接孩子去深圳。

陶冲最终没去深圳，他和兄弟们每日在山野中撒欢儿奔跑。学校的老师曾表示，这些孩子太野，不要了。

陶进财说，直到现在，五少年中有4人都没有上户口，因为，“上户口要钱。”

11月5日那天，村里的吕婆婆看到，五少年正往山外跑。少年们还试图喊她的孙子一起。

“出去混。”孩子们当时豪气万丈地说。

那天后，五少年走出大山，来到城市，躲进垃圾箱，最后变成殡仪馆内冰冷的尸体。

11月19日，来自殡仪馆的消息称，孩子们的遗体已火化完毕。

在殡仪馆不远处，有一个大型在建楼盘的广告：“冬天惠很温暖。”

这是一座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城中随处可见正在开工的楼盘。街头之上，甚至可见宝马、玛莎拉蒂等名车。当地人称，因毕节下属的县城有煤矿资源，所以城区之内，并不缺少富翁。此外，毕节市还被誉为“中国十大避暑旅游城市”。

被宣传成适居之所的城市，却有人在垃圾箱内御寒而死，这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资料显示，事发地所在的七星关区，2011年生产总值为151.34亿元，2012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为全市第一。然而在五少年所在的团结组村，记者看到，村民生活大多贫困，为谋生路，许多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

事发后，当地政府坦言，事故暴露出政府在“社会管理、社会求助和保学控辍”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并将加强这方面工作。

当地市民告诉记者，近年来，在毕节下属山村，失学儿童有很多，这些儿童大多因父母在外打工无人看管，加之经济贫困，导致放弃学业，“年纪大点的娃儿就外出做童工，小一点的就在街上晃”。有市民称，秋天时，还在街上看见过一些操着本地方言的流浪儿。五少年事件发生后，街上已经不见了流浪儿。

11月20日，七星关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复称，当地民政已经开展城区范围巡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及时实施救助，并对他们进行登记，建立档案，“进行地毯式拉网排查,做到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死角死面，力争做到流浪乞讨人员早发现，早救助”。

然而，这终究不是治本的方法。如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如何降低辍学率，并设立相应的保障制度，成为公众正热议的话题。

这些宏观的大问题，与五条小生命无关。他们的生命终结地，而今只余一片留有污痕的水泥地面。没有点燃的蜡烛，没有悼念的菊花，他们的故事也将很快因关注度降低而消散。

微博上，有人找到了一张疑似事发前一天，路人拍下的孩子们的照片。五个孩子散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笑容是那般阳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