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闯：申请官员工资公开 因我是个公民

刚上初一那年，雷闯和哥哥被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便从此未能平静过，总是担心两个孩子会因此受到歧视。不过，哥俩倒也顺顺当当地一路升学、考大学，没遭受乙肝的牵连。

直到2007年，雷闯的哥哥大学毕业，本已签下武汉一家国企，却因为查出患有乙肝“大三阳”而被拒。

母亲的担心成为现实，她不解地问雷闯，“既然有乙肝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国家不让工作，那为什么又要让他们上学呢？这不是白白浪费父母心血吗？”父亲在外面工作，每晚睡觉竟然会偷哭。他们不再串门聊天，最怕被人问起儿子的工作怎样了。

“我们没有给社会带来危害啊！”雷闯查到的资料显示，乙肝病毒不会通过食物或者水传播，也不会通过工作偶然接触传播，只有血、精液、阴道分泌物、经血具传染性……

2008年汶川地震，雷闯的母亲本也想捐点钱，但一想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遭受了这么大的不公平，这个社会也没有人帮助，便把拿出的钱又收了回去。

哥哥的遭遇，母亲对社会的失望，开始刺痛雷闯。“如果乙肝歧视仍然存在，会有更多的父母会变成我现在的父母，因为每一个受乙肝歧视的孩子身后都有一对父母，都有一个家。”

促使雷闯开始付诸行动的，是更多的现实：浙大校友周一超因公务员考试被查出“小三阳”，被拒绝录用，最终挥刀砍死人事干部，被判死刑；有些幼儿园、小学仍在入学中检查乙肝，致使一些孩子从小就遭受心理阴影；因乙肝歧视自杀的人，每年都有……

雷闯的维权最初收效甚微。他举着写有“我是一名乙肝带毒者，你还担心吗？”的牌子上街，被保安呵斥；向523名中科院院士和全国1983所大学校长写信，呼吁各高校在高考录取过程中不要有乙肝歧视，回信者寥寥；给民航总局、交通部门写信，建议他们录取招聘时不要检查乙肝，也无改善……

后来，雷闯明白了，小人物的维权需要恰当的时机，还必须要有新意，就是借所谓的“秀”“行为艺术”来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2009年7月国务院颁布《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再被禁止从事食品餐饮工作。雷闯的时机终于等到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折腾，在众多媒体跟踪报道下，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食品行业工作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

即便儿子的维权已开始见效，父母的担心和忧虑从未减退，因为越有名就越多人知道他有乙肝。每次打电话回家，父母总是要劝他，不要再做了。

“父母的心都是肉做的，刺一下都会痛，痛的次数多了，心也就碎了……如果乙肝歧视仍然存在，会有更多父母像我的父母一样。”开弓没有回头箭，雷闯决定既然走上了这条乙肝维权路，那就得一直走下去。[详细]

2010年9月，在征得导师同意后，雷闯休学一年，开始了他的“乙肝公益年”，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再做了……”

这一年，他的行为艺术愈来愈精到，号召各地志同道合的“乙友”，搞“乙肝病毒携带者征人吃饭”活动，给总理写信，要请总理吃饭，还将砖头、鸭梨、马桶……都变成了他的道具。

砖头是他专门从清华捡来的，并在清华门口举砖拍照，以此讽刺那些掌握了专业知识但拒绝发表真观点的“砖家”。他带着它们坐火车，坐地铁，坐飞机，去过北京天安门，去过上海世博会，去过拉萨布达拉宫……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到当地高校去“拍砖”，并称自己是中国最牛的“砖家”。哪里有不平事，雷闯也会带着砖头们出现，温州动车事故时，跑到铁道部门口“拍砖”，3Q大战时，从拉萨直奔深圳腾讯总部“拍砖”……

为抗议广州市人保局在查处违规乙肝检查上不作为，他送去一篮子鸭梨，而对方也欣然接受，并表示“会将压力化为动力”；但给深圳人保局送的鸭梨被拒收了，相关人员还训斥雷闯作秀，警告他“不要因此断了你的后半生”。

雷闯最雷的行为艺术要属“坐马桶”。

2010年年底，雷闯向广州多个部门举报一些公司在医院暗查乙肝，却久久未得到处理。于是雷闯便在闹市区，脸敷面膜，坐在临时安放的马桶上，手举“请不要将禁查乙肝规定当手纸”的牌子。经此一役，媒体关注度骤然上升，社会反响极大。

如今，雷闯已经成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圈子中的标杆人物，经常会收到全国各地“乙友”们的求助邮件或电话。

“闯王是我们乙肝人的荣耀……”“他现在已经到这个位子上了，必须带领大家完成自己的任务，普及乙肝知识，消除乙肝歧视”在“肝胆相照”论坛上，雷闯被乙肝病毒携带者们给予厚望。

“我未必能帮得上他们，但每封邮件我都会回，给一些资料，把一些人介绍给公益组织……”在为全国一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维护权益和尊严的同时，雷闯还深受着小人物的无奈、尴尬和苦恼，也深受着学业和父母期盼双重压力。

自4月17日他给53个部委写信要求公开官员工资的事被媒体报道后，各种要求采访、访谈、做节目的邀请接踵而至，但因采访已影响到实验进度，在回答了一些媒体提问后，雷闯只能挂出声明“暂不接受媒体采访”。[详细]

2010年11月26日早晨，北京的气温已降到零下4度，在八宝山公墓宪政学者蔡定剑的追悼会上，雷闯穿着单薄的外套，高举“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做贡献”的简易纸牌，泪流满面。由于太过悲伤，他还将“贡”字写错。

实际上，雷闯与蔡定剑从未见过面。

2009年高考前，雷闯借了3000元钱，给中国1983所高校校长寄信，呼吁高校要平等录取，不要歧视、拒绝携带乙肝病毒的学生，却仅收到2封回信，他只能自我安慰“过程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令他没想到的是，素未谋面的蔡定剑教授通过媒体知道此事后，联合全国20多名法学教授，发起了关于《高考招录中拒绝歧视倡议书》，并强调“拒绝录取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一个突出问题”。

惊喜、感动……“现在像蔡定剑教授这样关注社会问题，并采取行动的专家，太少了”。雷闯不太信任现如今的学者，在他看来“专家有时候并不是真的专家，他们说话并不一定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但蔡定剑是一位让他信服的学者。

从此，蔡定剑成为他做事情精神导师。

2010年末，得知蔡定剑教授因肝癌去世的消息后，雷闯写道：“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让政府、公司在入职的时候，做到平等的对待每一个求职者，这才是祭奠蔡老师最好的方式。”完成蔡定剑教授的遗愿，成为他做许多事情的动力之一。这次申请官员公开工资，也雷闯想去完成蔡定剑教授关于“财政公开”遗愿的第一步。

他花了一天时间查找收集53个中央部门的地址、领导姓名、邮编、电话，请3位同学帮忙把信息公开申请表和相关部门一一对应分装，仅邮局办理完所有的EMS寄信手续，就用了一个小时，花去1219元钱。

“学校阿姨说我行为幼稚，我相信也有不少官员不会公开官员工资，但温总理说公开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雷闯希望能有专业律师帮帮他，毕竟如今他最应该关注的还是自己的学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