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启示录

体制不是烂片的挡箭牌，逃避与迎合不会出精品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实行政教合一外加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的奇特政体，政府对电影这种“腐化道德的手段”实行严格的审查和分级制度，电影题材不能违反伊斯兰教义和伊斯兰价值观。伊朗电影审查大致分四个步骤：第一，剧本必须通过审查。第二，申报演员和剧组人员名单，申请拍摄许可。第三，样片送审，管理部门决定影片是通过、修改还是禁映。第四，导演制片人申报银幕许可，影片被分为A、B、C三级以决定发行渠道和宣传方式。列为A级的电影可以在国家电视台上发布广告，获得院线和档期的全力支持，而C级电影不能做电视广告，影院数较少，放映时间基本集中在没有观众的垃圾时间。一部电影从构思到突破重围成功上映难度可想而知。

在苛刻的审查制度下，《一次别离》并没有回避伊朗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宗教与道德的矛盾，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妇女与神权、男权的矛盾。电影每个角色都是该阶层的一个符号，都要接受良知拷问。观众能面对种种对立但却不心生反感，反而找到强烈共鸣，一个社会批判的现代戏讲得如此举重若轻，不偏不倚，让反对者也无力用审查制度来阻碍电影的制作和发行，这才是大师气度。

《一次别离》没有一个大场面镜头，细心捕捉和记录普通百姓的挣扎和困境，表现了对底层生存现状的关怀，并以更为宽容的镜头，对这个生存群体报以纯粹的人道主义同情，没有过度阐释、没有附加意义，有的只是还原生活样貌，写实社会现状，在波澜起伏的寻常故事中还原生活本真的真实重量，用人性的温度抓住所有挑剔看客的命门。

那么电影好与坏究竟与审查制度是什么关系？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做了最好的回答：“限制是我们东方人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生活就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我并不是说这些限制是应该的，我是说，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且并非电影才是这样，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正是有了限制，才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性，激发我们创立新的风格。” 而大陆电影基本只有两种态度：逃避与迎合，逃避社会现实，避开政治风险。中国电影则习惯于兜售民族苦难和政治伤痕，并以此来倒推人性的复杂。

伊朗是个神秘国家，大部分人只对伊朗核武问题的强硬立场印象深刻。但人们在电影上看到一个温情的、慈悲的忧郁艺术气质的伊朗。若不是对本民族深沉的热爱，对民族命运沉重的思考，悲天闵人的慈悲心肠，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感，伊朗电影就没有今天的艺术水准。想到在这样一个资金馈乏、政教合一、审查严苛的国家，电影人知难而进，上下求索，使伊朗电影在世界有一席之地。这不由得不令人肃然起敬。【详细】

透视伊朗：中产阶级的逃离与彷徨

在全球化大潮中，没有人能独自壁上观战。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伊朗也不例外。这个传统宗教仍然生命力顽强地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的影子随处可见。民众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正统与草根，威权与民主的多重矛盾夹缝中艰难挣扎着生存。正如电影情节一样，最底层的民众在沉重现实面前既无话语权又无力对抗；而精英阶层则在思考要不要移民、逃离。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这样的纠结场面毫不陌生，随处可见。

长期以来，伊朗的阶级分化极为严重。德黑兰北部富人区住法国式独门独院的小楼，底层民众不少栖身贫民窟。1979年革命之后，中产阶级的构成与王权统治时期并无太大区别。不过由于革命，中产阶级内部发生分裂，一派有西方教育背景，一派则对西方教育持怀疑态度，他们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更尊崇宗教角色。宗教派中产掌控政治和社会，但世俗派中产憎恶法律法规，因为自身自由被干涉。

革命前，中产阶级获得财富和地位的重要途径是接受外国教育。革命后的新政治精英则认为，外国教育值得怀疑。许多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被要求接受特别的伊斯兰课程教导，然后才能获得工作。在某些情况下，拒绝遵守伊斯兰教规定的穿着或行为，可能导致某些人丢掉公务员工作。由于这些原因，自从1979年以来，已经有成千上万接受西方教育的伊朗人移居国外。

而国际制裁的负担大多落在中产阶级肩上，导致他们对西方更加不满，令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努力更加复杂。由于伊朗政府在核武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导致西方制裁频发加剧，以色列忧心忡忡，整个国家笼罩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虑和不安。中产阶级担心经济震荡、通货膨胀或战争来临，会让财富一夜东流。缺乏实在的安全感让不少中产阶级移民海外，正如电影中的女主角一样。【详细】

这个国家会好吗？直面现实的电影人给出答案

大量20岁左右的失业人群，只能在大不里士的哈恰尼公园中空谈闲扯，这里的生活至少比首都德黑兰更容易些。一名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失业工程师说，他曾去过德黑兰，但最后又回来了。他称德黑兰的工作机会更少，但日用品的价格却在飙升。他说：“我现在正努力练习英语，希望能增加离开这个国家的机会。”

但是并非每个伊朗人都抱怨穷困。在首都德黑兰北部富人区，许多人无视当前的困境。在玛莎拉蒂汽车公司的新连锁店中，展示着标价50万美元的豪华汽车，包括了一倍以上的关税。西方制裁以及政策的变动，无法让民众安心：手里的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成废纸，日用品价格飞涨，年轻人没有工作，旅游景点空空如也，重大工程搁浅，国家的未来在哪里？民众的信心在哪里？

不过看看伊朗电影人的选择，大概就知道了伊朗的未来会如何。《我在伊朗长大》的女导演玛嘉-莎塔碧曾说过。“伊朗是我的母亲，法国是我的情人，我能为我的母亲去死，我也可以离开我的情人，即使我还爱他。”而《一次别离》中，纳德固执地说出“我有一千个理由不离开，首先我不能抛下我的父亲”这句话时，提出了问题也给出了答案。

曾执导《谁能带我回家》、《生命的圆圈》等片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因为危害国家安全和做了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宣传，被判6年有期徒刑，20年内不得制作或执导任何影片，不得写剧本。不过残酷现实也不能阻挡帕纳西发声：“我是个伊朗人，我将继续生活在伊朗，我喜欢在自己的国家工作。我爱这个国家，也已经为了这份爱付出了代价，但如果必要的话，我愿意再次付出代价。”“现实是由现实与梦想交织而成，电影人就是要用影像编织梦想，坚持真理。”

伊朗电影人直面冷酷现实，不逃避不迎合，在重压之下从未放弃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多灾多难的可怜百姓，关注普通人的人生抉择，关注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隔膜。直面现实的《一次别离》于无声处听惊雷，它能通过苛刻的审查体系代表伊朗电影征战国际影坛，除了真实地反映了宗教对社会的正面影响，还因为影片对国家的未来给予了隐晦而又诚挚的期待。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