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延安60多公里之外，陕北高原的山岭脚下，有一个小村，名叫梁家河。1969年年初，小村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

那一天，16岁的习近平沿着一条宽1米左右的破土路，和14名北京八一中学的知青一起，徒步来到梁家河，从此开始了他7年多的知青生活。

梁家河公社分上队和下队。5男4女9名知青被分在上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6名男知青被分在下队，6人住进了位于村子中部的一个窑洞。

四五天后，住在窑洞旁边的村民张卫庞，已能分清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在他记忆当中，习近平个子中等，面庞稚嫩，看上去白白净净。

“他不爱说话，说话的时候也慢悠悠的。”张卫庞说。

村支书梁玉明看到了习近平的档案，通过知青之口，村民们也很快知道了习近平的身份。“村里人都知道他爸‘犯过错’”，巩振福说，“在那个时代，农村消息最灵通。”朴实的陕北农民对习近平的经历报以同情，“没有人嘲笑他爸。”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时住过的窑洞

带着这种压力，习近平开始了在梁家河村的生活。初来乍到，所有知青在生活上和劳动上，都不太适应。

村里晚上没电，习近平和另外5个知青睡在一张炕上，跳蚤很多，把他们的皮肤都咬烂了。

村里一度借张卫庞家的灶，派人给知青做饭。餐桌上的主食是土豆、玉米窝窝头，以及黑豆熬的粥，下饭菜是白菜、萝卜腌的酸菜，这和知青们在北京的生活差距甚大。

劳动时，北京知青也不习惯。他们从来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沿羊肠小道上山种地，农民健步如飞，知青则只能用手扶着两侧慢慢溜，引来农民哄笑。

“掏地、种玉米、割麦子，一开始习近平都不会，就学。我们咋做，他咋做。牛犁地，他也看。我们干什么他干什么。”下队生产队长巩振福回忆。

队里有时会用麦子磨面，提供给知青。巩振福记得，一次做农活，习近平带了白面馍上山。中午吃饭的时候，看见社员吃的都是糠做的窝头，习近平不好意思吃。等到妇女下工，他把白面馍分给妇女，自己却饿了一顿。

知青们的生活已比其他村民好。因为家里人口多，很多村民每月人均口粮仅20斤。为填饱肚皮，他们吃糠窝窝头、苦菜和荞麦叶。

习近平唱歌时嗓子不错。

梁玉锦回忆，劳动时，社员和知青经常唱起歌，歌曲主要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歌，以及《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村里最累的活是农闲时节修大坝和梯田，每次要从秋收后的9月忙到来年2月。最忙时，知青们要从清晨干到深夜，“每人一把手电、一盏马灯夜战。”马玉兴说。

知青的主要工作是推土。3个人一组，一天推上两三百回土，一车土三四百斤，推不够就扣工分。冬天，梁家河的最低温度零下20摄氏度，推车的人却一身是汗。

习近平擅长推土。“他戴个包头帽子，跑得最快。”张卫庞说。

一起劳动过的许多村民都记得，习近平干活“卖力，不偷奸耍滑，能吃苦”。1973年，村里打了一口喝水井，习近平也是带头直接跳下井挖泥。梁玉明认为，习近平的表现，在15个知青里是最好的之一。

“习近平是吃了苦的，跟我们一般苦。”张卫庞说。

那个特殊的年代，数十里外的延川县时常搞知青批斗，但梁家河却保持了罕见的平静。不过，知青们还是要集中学习。

1970年，村里为知青砌了6个并排的新窑洞，习近平住在左起第四个窑洞。这个地方后来被叫做“知青院”。

窑洞是张志忠、习近平等人一起建的，耗时20天。习近平负责担水、挑泥和抹墙。他后来回忆起在窑洞里的生活：不叠被子，晚上回来一钻被窝就睡。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习近平（左二）在陕西延川县。

晚上和午休间隙，习近平喜欢在窑洞里看书。村民大部分是文盲，只知道“他看的书很深”。石春阳等村民说，习近平看《红楼梦》和鲁迅著作等文学书，也看《毛泽东选集》、《资本论》。

书是他下乡的时候带的，满满一箱。照明用的是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经常会一直点到晚上12点。有时梁玉明跟习近平一起看书，边看书边抽烟。他说，习近平烟瘾很大，抽的是“羊群”牌，9分钱一盒，有时两人一晚上能抽两盒。

1980年代，梁玉明在福建又见到了习近平。他发现习近平戒烟了。“抽烟有害健康。”习近平说。

和习近平熟了之后，习近平告诉梁玉明，自己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上学买小吃都要保姆批准，花一毛钱回来保姆都要记账。而他的家里一直很节俭，读书时他穿姐姐的旧衣服和姐姐穿过的被母亲用墨水染黑的红鞋子。在父亲被打倒后，他的家里更困难了。

1971年，习近平回了一次北京。从北京返回梁家河村时，他遇见正在挑水的梁玉明。“我再也不回北京了。”习近平告诉他。

因为勤快、踏实，习近平很快成了村里的青年积极分子。1972年冬，习近平入了团。

1973年，梁玉明介绍习近平入党。

起初入党申请递交到公社，公社书记不批。梁玉明还挨了骂：“你这么胆大，敢把‘黑五类’子弟介绍入党。”

得知消息后，习近平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失望。他告诉梁玉明，自己也知道批不了。事情就此搁置。后来，已经是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说：“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

两个月后，转机出现——这个公社书记调走了，来了一个新书记。习近平的入党申请又被上报，这一次，批了。入党做群众调查时，村民对习近平评价很高。

“这件事很让习近平高兴。他说，哎呀，群众看得起我。”梁玉明回忆。

“虽然习近平入党那么高兴，但是心里始终有不高兴的地方——他爸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梁玉明说

习近平告诉梁玉明，习仲勋在河南洛阳受过很大的罪，“去买粮，有粮票，却没有钱买”。每次想到这些，习近平就很难受。

入党后，梁玉明要习近平接替自己做村支书。村民张延兵回忆，为此村里开过一次社员大会，让同意习近平当支书的人举手。现场的人都举了手。张卫庞说，这是因为村民认为他“有文化，比农村人思想进步、想得深刻”。

石玉兴说，当上村支书后，习近平开了一个村干部会，请村干部传授经验。他还常去找社员交谈，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时和社员开玩笑，他也嘿嘿地笑着拍社员的肩膀。

　“他直，不管你是谁，不讲脸面，不留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怕得罪人。”巩振福说。

石治山说，习近平为人正派。“村里有人劳动表现好，他就看重。不好的，就批评教育。拍马屁绝对行不通，他反感得厉害。”

巩振福说习近平对村里人很爱护。他记得一件小事：有村民从外村贩猪到梁家河赚差价，这在当时被称为“投机倒把”。被发现后，税务局要来征税，但被习近平阻止了，称他会去征。事后，习近平只是把这个人叫去：“你以后再不能干这个活了。”

村民回忆，习近平主要为梁家河村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他带头建了四个大坝，挖了水井。

建大坝时，村里采用“水冲坝”的方式——用柴油机将水抽到高处，把土冲下去筑坝。在水沟旁铲土是个苦差，“一是速度要快，劳动强度大；另外水会溅到裤子上，很冷。”石春阳说，习近平会主动去水沟旁铲土。

村民张卫庞展示习近平送给他的针线包，上面有习母齐心为习近平绣的三个红字：“娘的心。”

让梁玉明记忆深刻的是，一次为了清理大坝里的冰渣，习近平脱下鞋袜，把裤子挽到腿肚，带头跳进了冰水中。后来十几个村民也跳了进去，一直干了一个多小时，中间只上岸歇了十来分钟，腿冻得毫无知觉。巩振福则说，一回推车掉进大坝，是习近平下到冰水里捞的。

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从1973年开始，村里有余粮了。“他见到社员，问‘吃完饭了没有’，社员说：‘吃完了。’他指着肚子问：‘这儿好了没有’，社员说：‘好了。’”石玉兴说。

习近平为村子做的第二件事是修了沼气池。1974年，习近平去四川考察之后，回村便修了第一口沼气池。石春阳记得，沼气管道一开始被堵，习近平用棍子捅，沼气“呼”地冒了出来。“成功了！”在那一刻，习近平手舞足蹈，高兴得像个孩子。

石治山说，当年8月，省里来人，在村子里开了一个现场会，习近平现场讲解。他走的时候，村里一共打了22口沼气池。沼气被用于做饭、点灯。

第三件事是种蔬菜，为村民改善生活。

石玉兴说，此前村里除了土豆，吃的菜很少。习近平买来种子，在河滩的6亩平地种上了辣椒、洋柿子、豆角、香菜、茄子等，还派了一个老头专门看管。收获时，一个六口之家，每种蔬菜可以分上两公斤。

此外，习近平为村里建起了磨坊、裁缝铺、铁业社、代小店（代理小商店）。磨坊里有磨面机、碾米机，由柴油机带动。裁缝铺由两个女社员打理，村民带着布料去免费做衣服，女社员挣工分。铁业社同样如此，打镰刀等农具，农民不用掏钱了。

很多村民记得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村的日子，1975年10月7日。

从1972年开始，村里的知青就陆续以招工等形式回城。习近平是最后离开梁家河村的一个知青。他离开的原因是回北京读书。

他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开大会讨论时，社员全部举手同意。

走前，习近平又召开了一次村干部会。石春阳记得，会上习近平说：“不管谁当领导，要为群众服务，一碗水要端平。”

“梁家河是我的老家，我永远忘不了梁家河。”他说。

习近平留下了他的一床被子、一件军大衣、一口锅和一个针线包，这些东西被他送给张卫庞。针线包上，有他母亲齐心为他绣的三个红字：“娘的心。”

当年的10月7日中午，习近平离开他生活了七年的村子。全村人都来送别，很多村民哭了。

习近平也哭了，边哭边挥手。“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他哽咽着告诉村民。

13个社员和习近平一起到了延川县城。他们住进了在县百货公司当炊事员的梁家河村人吕能胜家。大家坐在一个大炕上聊天，聊村里的情况、以后怎么发展，彻夜未眠。

10月8日上午9点左右，他们在全县唯一的一家窑洞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相的钱是社员们凑的。与习近平合影的13个社员分别是：梁玉明、梁玉锦、张卫庞、石春阳、巩振福、吕侯生、巩振军、吕能胜、张清跃、梁玉花、武玉花、巩振富、梁玉祥。

合影后，社员返回梁家河。老支书梁玉明坐大卡车，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习近平再独自坐车到西安，从西安回北京。

“当时想到，他上了大学，出来肯定有工作。谁能想到，他当了这么大的官啊？”张延兵说。

1989年9月，习近平与妻子彭丽媛。

习近平离开后，梁家河村人的生活继续缓慢地以自己的节奏行进。1985年，村里通了电。再后来，村子里通了自来水、柏油路、电话。

1993年，离开15年的习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村。这时，他担任厦门市市委书记。

习近平在整个村子里走了一圈。他还记得当年的社员，都能叫得上来名字。但村子里人口迅速增加，很多人习近平已经不认识了。

他见到了张卫庞。一见面，他就热情地一下子把张卫庞拽起来：“卫庞，今年好吧？”“好。”张卫庞答。“你现在几口人？”“6个娃娃。”“哎呀，你要那么多娃娃干啥咧？”习近平很惊讶——他走的时候，张卫庞已经有3个孩子。

张卫庞对习近平说：“你胖了。”习近平腼腆地笑了：“就是有一点儿胖。”

他给每户村民都带了礼物：一包紫菜、一个报时钟。报时钟上的是5号电池，每半个小时报时一次。这个钟有的人家现在还在用。

1998年，石治山和石春阳在福州见到了习近平。当时习近平是福建省委副书记，把他们接到省委宾馆住宿，又请到家中吃饭。

当时，彭丽媛去北京演出，习近平6岁半的女儿在北京读书，家中只有习近平一个人。习近平和自己的司机下厨，炒了七八个菜，包括酸菜猪肉、爆炒羊肉、炒鸡蛋、福建的海味。几个人喝了一瓶台湾高粱酒。

席间，习近平说起，自己最讨厌把饭倒掉，这顿吃不完的，会收起来下顿再吃。他还挨家挨户问村里人的情况：谁还活着，谁死了，光景怎么样，某某家的儿子结婚了没，女子嫁人了没。

习近平告诉石治山，有的时候，自己还会梦到梁家河村。离开时，习近平为他们买好了回程火车票。

2002年前后，梁玉锦去福州，也到了习近平家吃饭。当时彭丽媛也在，她没有化妆，对人很热情。

“他们没有等级观念。”让梁玉锦感慨很深的是，习近平依然和在村子里时一样平等待人。他的司机同桌吃饭，彭丽媛给所有人盛汤，习近平给所有人舀饭。

更多的村民是从梁玉明等人的口中以及电视上得知习近平的消息。因为习近平与这个村庄的特殊关系，梁家河村的村民更加关心政治。他们中的很多人能流利说出习近平担任过的每一个职务。而在十七大之后，习近平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电视上，每次看到，村民们都很高兴。

村民也对彭丽媛倍感亲切，把她看成自家亲戚。每次看到彭丽媛演出，张卫庞就会告诉家人：“快看，习近平的媳妇出来了！”

“我就觉得，习近平现在还是在我们村上住着。”张卫庞说。

这些年来，习近平帮助梁家河村做了一些事。此前，村里的小学开在几孔旧窑洞里，采光不好，梁玉明为此去厦门找过一次习近平。后来有爱心人士给村里捐款20万元，修了新学校。

1993年回村时，习近平给了五保户张玉英500元。村民罗风英和吕侯生得了重病，写信给习近平，他又分别汇来1000元和500元。

2009年，习近平回延安，专门请陕西省政府安排，见了梁玉明。他们在延安宾馆吃了一顿简单的自助餐。习近平告诉梁玉明，过几年，一定再回村看一看。

30多年时光流逝，梁家河村的面貌早已发生了变化。

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村打下的水井，如今仍然是村里的水源。他带头筑起的四个大坝，有一个还在使用。那片洒下知青汗水的山地，却已退耕还林。

当年那些沼气池，现在还在用于沤肥。

和习近平合影的13位村民中已有6位去世，老支书梁玉明退休后，有时会到延安居住。村民的下一代，大部分都在外出打工，年轻人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如今村里只余100多人，村委会的几个干部，是村子里仅有的年轻人。

2008年1月12日，习近平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困难群众闫增生家中看望。

习近平1970年住进去的窑洞，现在是村民张侯娃的家。包产到户后，1983年，梁家河村集体所有的窑洞对外出售。张侯娃以1360元的价格，买下了包括习近平住处在内的三孔知青窑洞。

到了2012年，村内开始出现外地游客，甚至有浙江、新疆等地的游客远道而来。一到“五一”、国庆等长假，许多老年人或学生会专程乘大巴车来参观。

“习近平故居”免费开放，并没有给张家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村干部说，私下卖门票是“犯法的事情”。两夫妇正琢磨着在家门口向游客兜售点土特产。

村民说，十八大闭幕当天，县委书记带着人来村委会开会，现场用两台大电脑直播了习近平的讲话。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习近平的老朋友们围着电脑，听完了这一段讲话。当天，村里扭起了大秧歌。

2013年“两会”期间，梁家河村更是喜气洋洋。村民相见时常聊起习近平相关的新闻。言语间，他们对这位从山村里走出去的新任国家主席满怀期待：“希望他像以前一样，为大家服务，为国家干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