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钓鱼岛应变小组”

总书记领衔诸多强力部门 应属最高级协调决策机构

从媒体报道中，这个尚未被证实的“钓鱼岛应变小组”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统辖军队、情报、外交及海监执法部门。2008年之后，在中央文件中将“小组”这类机构统一称为“议事协调机构”。而由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亲自担任组长的小组或许不只是“议事协调”那么简单，如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皆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规格高于中央各部委，直接向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负责，是协调决策相关领域问题的最高领导部门。[详细][中央直属机构列表]

应变小组主要工作：处理危机、捍卫主权、外交斗争

一般来说中央领导小组包括领导成员、组成部门、办事机构这3个部分。从小组的组成部门中，便可大致了解小组的主要工作任务。现有的相关新闻中均提及：“钓鱼岛应变小组”包括了军队、情报、外交、安全、海监执法部门的相关人士。
　　按照以往的惯例，小组成员将由上述每个部门派出相应的正副职领导组成，这说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该小组有一切的能力处理危机，会在最大程度争取和平的基础上，指导相关部门捍卫钓鱼岛主权，和日本进行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并在钓鱼岛出现外交或军事危机时，迅速果断地做出最终决策。[详细]

南联盟使馆遭袭曾催生“国安小组”

从国家层面上说，处理关键时刻重大问题时，跨系统领导往往有其必要性，这一点无论中西方各国皆有相通之处。如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轰炸后，一时之间出现处理重大国家安全事件应急机制空白、第一时间无人出面的尴尬问题。之后成立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在应对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时就起到了强大的应急整合能力。[详细]

集中权力特事特办可保证高效

战争年代“小组攻坚”拖垮国民党

战争年代，共产党人自始至终面临极为沉重的财政压力，以正常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根本不可能完成筹款、筹粮、征兵的艰巨任务，无一不需要动员集中力量逐一攻坚。通过成立小组发起运动，便可实现对社会资源最大化动员。这一点是国民党远远不及的。解放战争之初，延安曾一年多次征粮，可服役的男性青年被征招已近极限，但并未造成经济和秩序的瓦解；而在国统区，居民的战争负担远小于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后却迅速进入经济崩溃社会秩序渐趋瓦解的混乱状态。[详细]

建国60多年每逢大事必由“小组”操办

在战争年代习得的这种成功经验，在建国之后依然被很好的延续。建国60多年来，利用“小组”等临时动员体系实现短期内全面成功赶超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消化、吸收苏联援助的155个重点工业化项目，“两弹一星”、大修农田水利、举办奥运会等等。[详细]

最高层亲自领导可对复杂问题快速反应

大萧条中的罗斯福

党和军队的一把手亲自坐镇钓鱼岛应变小组，可打破强力部门间的行政和权力壁垒，形成高效合作，这对处理钓鱼岛这种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以及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重大事务无疑十分必要。任何政府的领导人在碰到特殊事务时，为避免官僚体系运转的低效，往往都会用设置临时性权力机构的方式绕开既定程序，优先完成该项事务。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不但一口气推出十多个法案，还在短时间内设置了几十个为完成和推进单项任务的委员会、管理局等临时性行政机构，成为其推进其新政必不可少的武器。[详细]

没有牌子、没有场地、没有编制

小组的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一直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神秘的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它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详细]

寻常无踪迹 大事现真身

一般来说，国家级“领导小组”的领导成员都由国家领导人“兼职”。比如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担任，副总理李克强任副组长，日常工作由单设的办公室负责。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为例，自2003年成立以来，这个小组平日难见踪影，但却悄悄地推动过不少司法改革。包括力促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部署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等。只有出现日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应领导机构才会由临时和联席会议性质向日常化发展。[详细]

小组规格直接影响结果

小组领导的级别，直接影响到协调小组的协调能力。2006年6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14个部委组成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级协调工作小组”。由于医改涉及部门繁多，背后又关涉到部门利益调整，导致医改方案在制定过程中，争议不断，久拖不决。2008年底，国务院正式提升了小组的规格，批准医改协调小组升格为医改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亲自挂帅。消息一出，新华网便用“新医改驶入快车道”来形容此后医改工作的进展。[详细]

“小组机制”可追溯到延安时期 1958年正式成形

延安整风时成立大量临时领导机构

早期，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展开各项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整合的重要手段。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是临时性领导机构出现的一个巅峰期。1941年7月，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存在了一年半。此后，陆续成立了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及为加强整风领导而设立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详细]

八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为“小组”正名

1958年6月10日，中共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并任命陈云、彭真、陈毅、聂荣臻、陆定一分别担任各组组长。当天发布的通知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这是首次较为正式和全面地提出在中共中央层面设立这样性质的“小组”，并确定了其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大致定位。此后，“小组机制”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详细]

小组有两种 分工各不同

小组是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

在中国，有大量议事协调机构，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等。它们是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2010年，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回顾“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背景时，对这种“小组机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战略实施之初，最先成立的就是“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通过成立跨部门领导小组来组织实施重大战略任务，是我们党和政府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有效工作方法”，曾培炎称，“在重大决策具体落实和实施过程中，建立跨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有利于减少层级、提高效率。”[详细]

常设性小组与国家命运走向息息相关

常设性小组，一般是将其作为解决全局性、战略性工作任务而存在。这其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算是曝光率较高的一个。早在1957年，中央就成立了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为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小视，改革开放后，它和国家体改委一直起着改革推手的作用，凡是重大经济决定，都有它的身影。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每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年中央总书记在会议上的讲话，就是由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起草。而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也都是由依托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中农办”承担调研和起草工作。[详细]

阶段性小组负责在有限时间解决重要问题

在中央层面，更多的是一些发挥阶段作用的临时小组，如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完成任务后机构就要撤销。有的存在甚至不到一年，如每年各地都成立的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任务结束之后就撤销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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