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8岁的肖芳经历了人生一次重大转折。怀孕6个月的她，不用再偷偷摸摸地躲在家中，并可大大方方地向周围人宣布：她，肖芳，怀上了自己和丈夫的第二个孩子。
就在这个月，因为“单独二孩”在浙江建德落地，她被免掉了可能高达数十万的社会抚养费。而在此之前这一切都难以想象，长达数年的调研和博弈，一度让这项改革经历了漫长的“难产期”。
两个月前，肖芳便开始期盼这一轻松日子的到来。2013年11月15日，“单独二孩”政策启动——从那一天起，这个国家开始经历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一次变革。
“我赌赢了！”
2月底的风中揉着早春的温煦，肖芳抚摸着高高隆起的肚子——这个预产期在4月份的小家伙，将是她的第二个宝宝。在不远的未来，他或者她，将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首批“单独二孩”宝宝之一。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浙江省成为了开放计生最早的省份，率先宣布“单独二孩”政策在全省落地。而建德市则作为全省动作最快的地区，在1月26日启动实施。
在建德实施政策的第二天，肖芳就提交了“单独二孩”申请。此时，她怀孕已近半年。那一天恰好是她的生日，而如今又成了宝宝的“准生”日。
肖芳觉得自己足够幸运。意外怀孕的2013年，她的女儿已经5岁。家里老人希望小两口能再要一个孩子。
那时候关于“单独二孩”的传言正喧嚣尘上，但改革却遥遥无期。虽然在8月初，国家卫生计生委曾一周内两次回应传闻，但官方的表态仍只是“将依据实际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肖芳和丈夫决定“赌一把”，他们也想好了赌输的代价：缴纳社会抚养费——生一个孩子，他们的心理价位是20万。
在这场对国家政策的押宝中，“赌徒”肖芳最终取得了胜利。2013年11月15日，“单独二孩”政策经央视《新闻联播》公布。肖芳的丈夫在网上看到消息，已是次日上午11点。男人欣喜地叫肖芳起床。在等待了数月的好消息面前，她“觉得踏实了”。
那几天，“单独二孩”成为了网络中最热门的话题——根据媒体公布的数据，直接受影响的人群为1500万至2000万。这些人都是单独家庭成员，且处于育龄期。
“第一次被上门采访啊！托老二的福。”
工作人员上门办理“单独二孩”审批手续的这一天，肖芳开始在朋友圈里晒起了幸福。因为媒体的采访，她挺着大肚子的的照片很快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成为“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的标志。
若放在以前，肚子里的宝宝还是她讳莫如深的话题。几个月间，她对此只字未提。即使在朋友圈，她也只发布过一张孕妇漫画——感慨好累。
“ 那时候要保密的。”怀孕的第三个月，她干脆辞去工作，减少出门。为了避免走漏风声，她没有去医院做过产检，只是凭着生育一胎的经验，判断自己和宝宝一切正常。“看到有社区工作人员和人多的地方，就躲着走，害怕有人汇报情况。”
不过，最难熬的，却是政策从国家公布到浙江落地之间的两个月——“好事就在眼前了，但怎么也够不着”。她不知道政策何时能落地；也不知道孩子能否等到“合法”身份？她联系了所有渠道打听，却一直没有准信儿。
她的肚子却开始越来越大，宽松衣服也再罩不住。她不敢再出门，连早餐也派丈夫去买。
也正是那时候，浙江省人大、浙江省计生委等机构正在为政策“落地”而忙碌。按照规则，政策落地需要经历三步：国家出台文件、浙江省人大修改省《计划生育条例》、省计生委出台实施细则。
浙江显然是“单独二孩”政策落地最“心急”的省份之一。浙江省人大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过去30年里，浙江持续低生育水平，从2010年开始，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逐步凸显。早在2009年到2010年间，“心急”的浙江省就已经进行过单独夫妇生育状况和意愿方面的调查。
2014年的开年，政策从国家的心脏出发，层层细化，最终在1400多公里外的江南小城建德的每一条街道落地。1月27日早上，1500份公开信出现在了新安江街道的社区广告栏、广场和超市门口。
不过，很多人并没能像肖芳一样拥有“好运气”。据国家卫计委介绍，此次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
截至2014年2月底，只有9个省份启动或确定具体时间。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孕妈论坛里，仍然频现询问政策落地时间的帖子——发帖者中少不了已经孕育二胎的准妈妈。
肖芳翘首等待政策落地的两个月里，1400公里外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每天都要接上十几个电话。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
2013年11月15日，奠定“单独二孩”政策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刊发时，翟振武正在安徽出差，晚上七点前后，来自全国各地媒体记者的电话接连不断。
翟振武是“单独二孩”政策的制定者与参与者。从2008年起，他就带领一个课题研究小组，为国家计生部门测算不同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人口变化。
“‘单独二孩’的设想其实很早就提出来了。”翟振武的课题组先后研究过多种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方案：包括单独二孩、分年龄放开二胎、全面放开二胎等。他的团队曾提出各省份逐步放开的“三步走”方案：第一步，放开东北地区、浙江等省；第二步放开京沪；在2015年实现第三步的全国放开。不过，该方案最终没能实施。
与目前实施方案基本一致的“单独二孩”思路，最终在2011年左右成型，相关文件交付给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那时候，开放“单独二孩”的思路已形成共识。
据媒体报道，2011年5月，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也提交了关于《〈完善单独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同年7月，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暨综合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在自愿原则下，可选择一些试点省份进行“单独二孩”试点。
“最终的版本，让我觉得前期参与的调研工作还是很有价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关于“单独二孩”的新闻占据了媒体的头版头条。这让翟振武觉得：“老百姓真得很关心这件事”。
争议，却并未因为“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而停止。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原国家计生委在酝酿“单独二孩”过程中，遭遇多方反对声音。反对者中不乏政府机构人员，甚至包括几位省委书记——他们担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人口总数增加后可能带来的环境、资源等问题，甚至可能影响人均GDP。
该篇报道分析：反对者众加上计生系统连续发生重要人事变更，以及此后的“十八大”召开、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等，“单独二孩”政策被推延到2013年的11月。
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是中国首个二胎试点——山西翼城模式的设计者。作为国内首位公开反思“一胎化”的专家，他觉得放开“单独二孩”并不会导致人口激增。
他的“翼城模式”似乎正是最有力证明：从1985年起，山西翼城农村地区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方案，20多年后，媒体回访发现：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翼城的出生率都低于全国、全省和当地的平均水平。
争议，在开放计生政策的支持者之间也同样存在。
“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政策落地前已经立案的，还收不收社会抚养费？”对于这一次政策的变革，33岁的建德市新安江街道计生科科长吴君，心里实有一丝丝失落。他和妻子都不是独生子女，所以并不在此次政策范围内。不过，身处计生系统内部，他很快就让自己释然：“很多朋友都能生二胎了，为他们庆幸。”
吴君也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他一样释然。政策在浙江落地后，有人以此为由向计生人员发难：“凭什么单独家庭的就可以生（二胎）？”他们只能反复解释：国家政策制定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个事情还是得慢慢来吧。”2月26日，肖芳领到了红色封皮的“再生育证”。如今，谈到让自己直接受惠的政策，她变得淡定了许多。
“从根本上看，生孩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但咱们国家毕竟人比较多，还是需要一个慢慢来的过程。”说这话的时候，肖芳肚皮里的宝宝开始了胎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新政之下，幸福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