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技师：为何要打这份工

机器的轰鸣声从深巷内的工厂中传出。这晚是元宵前夜，但小镇上年味稀薄，夜幕阴沉，烟花冷清。

工厂之内，一群神情麻木的打工妹正在紧张忙碌。穿着绿色工装的肖红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惹眼——纤细的身材、白皙的皮肤、褐色的美瞳、浓艳的美甲……这一切，与尘土飞扬的工作环境并不搭配。

在这个工厂里，26岁的肖红只是个“临时工”。就在一周之前，她的身份还是“技师”，或者叫“小姐”，常出入于东莞的洗浴中心、星级酒店和高级会所之中。

接受采访时，肖红先是堆起职业的笑脸，称记者为“老板”，随即反应过来，改称“靓仔”——6年的技师生涯，在她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个工厂只是她的暂避之所——8天前，一场扫黄风暴，将东莞的灯红酒绿扫得支离破碎。

2月9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的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被央视曝光。东莞市公安局对全市娱乐场所开展统一清查行动打击卖淫嫖娼。当天下午，肖红和同事们就接到经理的短信：“起风了，未来一段时间自由行动。事情过后，我会联系你们。”

肖红并不是第一次接到这种短信。自从2009年她开始做这行起，东莞每年都有不同规模的扫黄行动。在行话里，这个叫“起风”。肖红和同事们如同一群候鸟，每当“起风”时，就会躲到广州、惠州等周边城市里。

这一次，她躲到了东莞市道滘镇。按照经验，她以为这场风暴会很快过去，几年前，她经历了一次“起风”，结果一个镇扫得人仰马翻，但相隔百米的另外一个镇却安然无事。

然而，这次扫黄的力度超出她的预期。新闻一天天跟进，姐妹们的神情也一天天严肃，开始有人联系广州和惠州相熟的会所经理，准备去那里短期工作。

很快，广州和惠州也不再是理想的避风地。2月10日，广州市和惠州市公安机关连夜开展扫黄行动，对全市娱乐服务场所开展清查。广东省公安厅公告称：东莞将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扫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也做出“坚决打击、绝不手软、深挖保护伞”的批示。

肖红还记得逃离东莞那一夜。当晚，她和几个姐妹在工作的洗浴中心对面找了家火锅店，吃起“散伙饭”。这家店平时24小时营业，吃饭需要排队，这天却空着7成以上的座位。

酒桌上，有人打算回老家休息，有人计划出去旅游，也有人联系上其它省份的经理，准备去“面试”。肖红则选择了朋友所在的道滘镇这家工厂临时帮忙，避避风头。

席间，小姐们神情落寞。有个重庆女孩认真地说：“我要回老家，嫁人”。一片哄笑声，没人相信。

截至元宵节，参加那顿散伙饭的小姐们都已逃离了东莞小镇。百度迁徙图显示：自2月9日扫黄开始后，从东莞迁出的人流激增，去向以香港最多。

没有了“肖红”们的东莞，犹如女子卸下了残妆。城市街道车流稀少，高档会所门庭冷落。在一家贴着封条的会所门口前，趴着一只宠物狗。工作人员说，那是匆忙出走的技师留下的。

6年前，肖红入行，穿上人生中第一件漂亮的高档吊带裙，成为东莞地下黄业大军中的一员。

她的工作地点在东莞市常平镇一家装潢华丽的洗浴中心。入职前半个月，她接受了严格的体检以及各种职业培训。

培训的内容五花八门，比如如何预防艾滋病；比如遇见警察查房时如何用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哪怕那件所谓的衣服在灯光下近乎透明；再比如如何穿着这件透明的衣服和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在一群男人凶狠的目光下模仿模特走秀……

当然，培训的内容也包含著名的“东莞ISO流程”。她不愿讲述所谓ISO的细节，总之是“用不同的姿势取悦那些男人”。

正式入职后，另外一个东莞向肖红露出真容。KTV、夜总会、发廊、会所、洗浴中心……名目繁多的场子纵横交错，隐私的性事成为明码标价的生意，只要你有钱，那么任何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

洗浴中心是肖红们的主战场。在肖红工作的洗浴中心，客人们的消费每45分钟算“一个钟”，不同的项目包含不等的钟数，每个钟的收费是500起，最贵的2000以上。一个技师红不红，只有一个标准：客人点的钟多不多。

肖红说，在多数场子里，经理的权力很大。依靠经理的拉客和推荐，技师才能有钟上，才能拿到不错的收入。

在东莞，这一行的竞争非常激烈。日入斗金的小姐们并没有什么尊严，如果客人对小姐服务不满意，可以向经理投诉。经理每填一张投诉单，就可以扣掉小姐几百元奖金。

肖红就这样开始了皮肉生涯，她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又麻木：吃饭、睡觉、上钟。钱慢慢变得只是一个数字。她身边的技师月收入多数超过1万元，客人青睐的头牌技师，月收入可能超过2万。无聊时，她们都沾染上了赌瘾，一场麻将下来，输赢时常超过千元。

她们大多没有同龄女孩的爱好，不爱逛街也懒得追求名牌。22岁的张艳是肖红的同乡。她平时的衣服都是在淘宝上买——白天，她大多在昏睡，到了夜里，穿什么名牌其实都一样。

张艳曾经有一段短暂的爱情。这个娃娃脸的女孩在入行之初爱上了浴场的经理。男友还算照顾她，从来不上报客人投诉她的单子。但是，每逢男友卖力地向客人推荐张艳时，她总是心情复杂。

这段畸形的爱情很快就结束了。在这行做久了，张艳知道爱情是个奢侈品，“我们那不叫谈恋爱，只是搭伙过日子而已”。

在蒸汽潮湿的浴场内，没人仔细想过未来的日子。很少有技师选择在东莞买房——对她们来说，这里只是贩卖青春的市场，没有人会在这里安家，就连租房也多数是合租。

不是她们付不起房租，而是孤身在外，多个室友多个照应，也多个人说话。

只有在青春彻底消散后，才有人想过逃离。一位年近30岁的同行告诉张艳，她存了50多万，准备去个没人认识的小城，开一家美容店，重新开始生活——说这话已经是几年前，张艳有时还会遇到她“上班”，理由是“再多存一点”，后来张艳也就不问了。

肖红没想过换行，她的奋斗目标是成为“妈咪”，那时不用再贩卖自己，还可以穿着光鲜地周旋于众多老板间。

她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羞耻感。入行之初，她还编了一个弟弟求学母亲重病的段子备用，后来问得人少了，自己也记不清细节了。上网时，她看见论坛有“妓女”“小姐”的标题，总会快速关了页面。几年前，有人推荐电影《榴莲飘飘》，看到简介是小姐的故事，她也就一直没看。

她从来不觉得自己脏，只是不愿面对。

一年前，张艳的父母听闻女儿在东莞的工作，当着众人的面痛打了女儿。从那天起，张艳就没有回过老家。

张艳和肖红的老家在广西农村，村里土地贫瘠，没什么挣钱的路数。每年年关一过，村庄便死气沉沉，青壮劳力开始远行打工。

小时候，肖红就知道外出打工已经是人生写好的篇章。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打工族，上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走出农村，到珠三角做体力活。肖红口中的父辈，有着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坚强、隐忍、能吃苦。

在珠三角的那些年，肖红的父亲和叔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从几百元涨到两千多元。然而，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抚养一双儿女长大，他们并没什么积蓄，与中国很多农民工一样，打了半辈子工却没有养老金。

在中国，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工人的方式工作，却仍然保持农民式的收入，与现代社保制度隔离。在深圳，政府刚刚在2013年出台政策，农民工可以要求工厂追缴亏欠的养老保险。可一切仍困难重重，工人们只能以罢工的方式要求落实这一政策。

肖红的父亲和叔叔，从来没有想过养老金的事情，他们对子女的未来期望也很简单：追随自己的足迹，去广东打工——在他们眼里，那里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未来需要的每一分钱，都要现在赚到。虽然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对大多数如肖红一样成绩不好的女孩，生活并没给出更多的选择。

18岁那年，中专毕业的肖红和7、8个同乡一起，搭上了去东莞的火车。同乡大哥把她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工厂。

那是东莞石碣镇一家电子器材加工厂。工作面试仿佛只是走个流程，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肖红连“碣”的准确发音都读不出，但依然被录用了。

从那之后，她开始每天与数千工人一起，在生产线上站足10小时，机械地重复同一组动作……夜晚，她和其他11名女孩一起，挤在一间仅20余平方米的宿舍内。空气中充满潮湿的味道，她感觉自己好像也发了霉。

她的月薪不足1000元。她喜欢加班，因为那样可以多赚钱。只有多赚些钱，才能买到喜欢的衣服，才能给年迈的父母寄钱。她想过换个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技能。

那时候她眼中的东莞，是一个表情冰冷的大工厂。这也正是东莞的另一重标签：一方面，东莞在向全世界显示其“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魅力，另一方面，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过于集中又饱受诟病。

在工厂密如网织的流水线外，东莞的夜晚纸醉金迷。那里永远不缺热闹的酒吧、夜总会和大商场，在深夜街头，名牌服饰店的橱窗上依然挂着精美的招牌……年轻的肖红们在经历着父辈们想象不到的诱惑。

2008年春节，肖红从父母口中得知，当年跟自己同去东莞的同乡，开了一辆车回家。

见面时，这位同乡告诉肖红，她在东莞洗浴中心做技师，“一起来吧，很好赚的。”

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挣扎，肖红就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如果不这样，我可能一辈子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入行后，肖红才发现，自己成了同乡的“下线”。每拉一个朋友入行，她们可以得到4位数的中介费。不久后，肖红便把90后同乡张艳发展成自己的“下线”。

发薪水时，肖红偷偷算了下，她的收入是仍在工厂加班的同乡大哥的10倍。

就这样，许许多多像肖红一样的打工妹，从工厂的流水线前转移到了洗浴中心的包房内。换行的门路并不难找，即便没有同乡引荐，也可在东莞的街头轻易找到小广告。小广告上的月薪收入总会轻易晃花打工妹的双眼。

在张艳看来，几乎所有下水的打工妹都是自愿的，“没人逼我们，如果硬要说，就算生活逼的吧。”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肖红和张艳只需要乘坐4个多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回到老家，但她们总说回不去了，家乡离她们越来越远了。

虽然因这次扫黄四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但肖红从没后悔做这行。“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嘛？”她反问。

她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桃红色的指甲上已经有了一层烟垢。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