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遗骸归国记

这是北京天通苑一户普通人家，客厅和走廊中，挂着几幅巨大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墓地分布图。家的主人，是78岁的志愿军67军老兵曹家麟。

启动客厅电脑，曹家麟点开一张自己制作的图片，上面精确标明了每一处韩国坡州墓地志愿军遗骸的发现地。他深深地凝视着图片——这些遗骸中，可能有他的战友。

他永远忘不了最后的告别。

1951年10月，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激烈战斗中，为夺取可控制金城战区的要地818.9高地，67军199师在密林的山坡上，举行了出击部队的誓师大会。当时只有15岁的师文工队员曹家麟参加了大会。

大会上，出征的战士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军装，套在了平时穿的旧军装外面。他们做好了献身的准备，神情肃穆地坐在山坡上。那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情景，曹家麟至今记忆犹新。

几天后，一百八十多人的连队，只剩二三十人。回忆当时的战斗地点，曹家麟认为，他们可能牺牲在韩国境内。

很多烈士的名字永远是一个谜了。志愿军军服出厂时，内侧盖有油墨章，上有姓名、部队番号和血型空白，战士用钢笔填上信息——它成为辨别身份的惟一证据。在经过水泡、汗渍、血浸等一系列遭遇后，它往往无迹可寻。

此外，掩埋是趁战争空隙匆忙进行的。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和金城战役都打到三八线以南，部队撤退后，在遗体掩埋处只来得及插上一块木板。木板可能丢失，或被炮弹打飞。有的掩埋处，连木板都来不及插，只能战后凭记忆去寻找。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此成为无名者。

因为年纪小，曹家麟备受战友和领导呵护。战争结束，他平安回国。

然而许多人没能回来。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曹家麟一直怀念长眠在朝鲜半岛的战友。

岁月悠悠，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退休后，曹家麟开始专注研究抗美援朝历史。从2000年开始，他几赴朝鲜为志愿军烈士扫墓。他发现，现在很多墓地成了合葬墓，扫墓老兵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那时，他并不知晓韩国京畿道坡州市的“敌军墓地”内，也有志愿军遗骸。墓地在朝韩非军事区附近，建于1996年，葬有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国的朝鲜和中国军人遗骸。

直到2008年8月，曹家麟看到了《凤凰周刊》的一篇文章《北纬“三八”线以南被遗忘的志愿军遗骸》。该刊的一位编辑在网上发现了这一线索，派军事记者钟坚进行了报道——这是中文媒体对在韩志愿军遗骸的第一次深度报道。其中提及，韩国在2000年启动的韩军“韩战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中，掘出180具中国志愿军遗骸。他们葬于坡州“敌军墓地”。

此时，不为公众所知的是，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境外烈士墓地的保护问题。民政部门人士曾对媒体透露，2010年，有中央领导提出，对境外烈士陵园、烈士墓地进行修缮，该迁的要迁。

引起公众对境外烈士墓地大规模关注的，是2010年6月凤凰卫视记者秦晴赴韩国坡州墓地的实地探访。秦晴把内容发在网上，引起轰动。当年12月，凤凰卫视播出了坡州墓地的专题片。

看到媒体对韩国志愿军遗骸的报道，曹家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2010年10月，他和一些志愿者启动了在韩国志愿军遗骸回归活动的筹备工作。陆续参与的人，包括老兵方阵组委会副秘书长孙惠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推进委员会秘书长吴子敬等。他们都曾是军人。

他们开始寻找更多可能的支持者。孙惠军和曹家麟首先找到了原志愿军司令部司令员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少将、志愿军司令部原作战科长孟昭辉和原情报参谋王天成。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员，成为最佳的顾问人选，以及积极推动者。

2011年2月，上述所有人在北京开会，筹划“共和国不会忘记——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系列活动，并成立“安魂工程”组委会，规定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在朝鲜半岛北方妥善修缮和管理志愿军陵墓，在朝鲜半岛南方力争启运接回180名志愿军烈士遗骸（此后遗骸数目一再增加）。

会上达成共识，安魂工程牵涉政治，事关全局，要采取“军方支持，民间推动，中央指导”的工作方针。

接下来，他们找到了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原成都军区政委张志坚、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李际均，以及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谭悦新、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等人。

“他们不是孤魂野鬼。他们有祖国。”听完汇报，李际均很感慨，表示支持。迟浩田则为活动题词：“共和国不会忘记。”

孙惠军还自费去香港找到凤凰卫视高层，希望通过媒体推动安魂工程。

2011年3月，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刘长乐在“两会”上提出提案：建议把志愿军烈士遗骨从韩国墓地迁回祖国，妥善安置。

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志愿军在韩遗骸的提案，但不是最后一个。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马力与曹家麟曾是同事。应曹家麟之邀，2012年3月“两会”，她提交了有关“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系列活动的建议。她在其中写道，应“寻访在韩国的志愿军烈士安葬地，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实现让180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9月，民政部回函，对马力的提案给予了肯定，称民政部与军队有关部门将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单位和团队开展活动。

在这一年“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罗援提交了提案《促请韩国归葬滞韩志愿军义士遗骸》。此后，很多志愿军老兵找到他，提出要自费赴韩国寻找战友。

在此期间，新华社记者陈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关注抗美援朝历史的他，在2010年9月采访了曹家麟，并通过一定渠道，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了在朝志愿军墓地情况，其中提及妥善解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烈士问题，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国家民政部开始着手境外烈士工作。

在次年国务院公布的《烈士褒扬条例》中，首次出现了有关境外烈士墓的规定：位于境外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办理。

201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当年7月，就在韩志愿军遗骸归国一事，陈辉再访曹家麟等人。后者提及应让烈士遗骸归国，实行国葬；应建立和完善烈士信息库，全面采集烈士遗骸DNA。陈辉通过有关渠道，向上反映了老战士们的意见。

不久，在新政府精简机构的大背景下，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增设了境外烈士管理处。而外交部、民政部、财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联合成立了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领导小组，直接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负责。“国家重视，要钱有钱，要物有物。”曹家麟说。

　　

对比之下，尽管参与者热情高涨，由民间发起的“缅怀志愿军烈士万里行”系列活动还是搁浅了。“安魂工程”也未能启动。

“困难太多。”曹家麟坦陈。

首先是信息匮乏。可查到的朝鲜和韩国志愿军墓地资料很少，一些信息涉密，无从得知。

其次是民间组织缺乏身份认可。中国未批准民间成立任何抗美援朝和志愿军社会组织。全国唯一得到官方认可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是丹东市委宣传部和民政局批准成立的丹东抗美援朝精神研究会。老志愿军和老兵们发起的民间活动，必须找有官方背景的组织挂靠。

曹家麟等人想挂靠吴子敬所在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推进委员会，但因故作罢。

曹家麟想到了罗援。罗援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12年6月，该协会被确认为“缅怀志愿军烈士万里行”活动的主办单位。

但活动再度遇阻——经费不足，特别是各级审批手续过于烦杂，罗援有心无力。

而这不是根本性难题。也曾有企业愿意提供赞助，但移灵涉及中韩外交、国防、海关、入境检疫等复杂问题，障碍重重。

数年来，在志愿军遗骸归国问题上，他们一直尝试对韩方表达意愿。

孙惠军找过与青瓦台有家族联系的韩国企业，希望从民间推动此事。

罗援2012年访问韩国，拜会了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提及希望韩国归还志愿军遗骸。“你说的很重要，我将向国家高层汇报。”后者表示。

同年8月，孙惠军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战略研讨会”时，与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所长会面，再次提及移灵问题。后者表示，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两年前，自己就已向韩国国防部提过这样的建议，“这有利于中韩关系和半岛和平稳定”。后者还称，韩国也有人在做推动中国志愿军遗骸回归的事。

2012年清明，北京的志愿者王辉个人去韩国坡州祭扫志愿军墓地。出发前，他将此事告诉了熟识的韩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这是为了两国友好。欢迎你！”对方说。王辉认为韩使馆会向上反映中国民间的这一举动。

“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委员、普通人……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把它们汇总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曹家麟表示。

“但在这样的事情面前，个人力量微不足道，必须依靠国家。"他随后感慨。

2013年，他们从非官方渠道获知：韩方不接待任何中方个人来询问遗体的事情，必须由政府出面。“毕竟这是国与国之间很庄重的事，韩国不愿意和中国民间打交道。”曹家麟说。

但事情多少因此被推动。2013年6月30日，访华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愿送还葬在韩国坡州的360具中国军人遗骸。韩国媒体称，朴槿惠希望以此与中方面向未来建立新合作关系。

此后不久，罗援再度访韩，韩国国防部副部长白承周告诉他：“遗骸正在清理中。”白承周最终成为仁川国际机场中韩志愿军遗骸移交仪式的见证者。

曹家麟仍想推动“安魂工程”。中韩两国约定，以后将对新发现的在韩志愿军遗骸实行定期移交。他希望推动更多中国志愿者参与到韩方遗骸发掘整理、DNA检验等工作中。

在老志愿军、代表委员等人之外，普通国人也在为志愿军遗骸归国努力。他们中有北京中朝友联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王辉，也有家在丹东、常赴韩国的商人张伟。借助网络，两人相识，也认识了曹家麟。

“清明时节祭无名，风音伴我韩国行。无言无语无泣声，英灵何时回国中？”这是2012年清明孤身前往韩国扫墓的王辉，在志愿军墓前写的一首诗。

他经过辗转寻觅才找到墓地。墓地在距公路不远的地方，毗邻坡州积成面沓谷里村，分东西两个区域。单体墓前立有木桩，刻着韩文“无名氏”。合葬墓前立有木牌，用中、韩文注明挖掘日期、遗骸数量和编号。合葬墓中，已确认276具为志愿军烈士遗骸，尚有100具遗骸待定。挖掘时间为2007年7月21日—2011年 7月29日。

当地坟墓一般朝南安葬，为了让志愿军眺望祖国，韩方特意让坟墓朝北。当时遍地衰草，大风凛冽。在墓前，王辉一一点上带去的两条红梅烟。他对每一块木牌都照了相，传给曹家麟。

张伟也这么做过。两人有很多共同点：生于1960年前后，受爱国主义教育长大，有志愿军情节——王辉的大伯也是志愿军，一条腿留在了战场上。《谁是最可爱的人》，王辉读过两遍。

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因为工作原因，都有志调查志愿军在韩墓地情况。

在旅游系统工作过的王辉，2000年组织一百多位志愿军老战士赴朝扫墓，这是国内第一个大型赴朝扫墓团。这次扫墓，他认识了曾在三八线以南区域战斗过的4位老战士：战士高亚嵛，野战医院医生孙凤康、吴晓岚，在收尸队工作过的何其芬。

何其芬告诉他，当年来不及掩埋，只能给烈士的遗体盖上树枝。孙奉康则回忆，有时伤员“这个还没抢救过来，那个就死了”。 而除去被子弹打死的，烈士被炸碎的居多。一些战役后，漫山遍野都是静躺的死尸，没一个能动的人。

通过他们，王辉了解到遗落在韩国的志愿军遗骸情况，最终去往坡州。

去坡州墓地更多的是张伟。因为工作原因，他频繁往返于中韩两国。迄今为止，他去过二十多次坡州志愿军墓地。

应国内志愿军家属要求，他探访过韩国境内的志愿军战场。很多家属的阵亡通知书上，写有烈士的具体牺牲地。岁月变迁，一些行政区划和地名已改变，他只能查找韩国地图，找当地人反复求证，难度可想而知。

在志愿军坡州墓地被媒体报道后，来寻访的中国游客不断增多。韩联社报道，韩国官方为此对墓地进行了整修：墓前的木板换成了大理石，泥路变为柏油路。兼任墓地管理所所长的积成面沓谷里村村长称，墓地的大理石来自中国。

张伟每次去韩国坡州墓地，都会实时把墓地的变化告诉曹家麟。后者则及时汇总王辉和张伟提供的信息，报送国家主管部门。

张伟也曾带志愿军后代去坡州扫墓——他们的父亲可能就在这些遗骸中。60多年时空睽违，每个家属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他们在墓前长跪不起，泪水倾盆。

在韩国启动志愿军遗骸归国工作后，随着继续挖掘和鉴别，韩方发现的志愿军遗骸增加到437具。张伟成了志愿军遗骸入棺、起运的惟一一位中方民间见证者。

“我们对自己亲人的遗骨也达不到这种隆重程度。”他感慨。棺木由中方提供，内镶黄色绸缎。韩方在底层垫上高级抽脂棉，覆以白布，再以韩纸包裹遗骸，过程“很人性化，体现了对烈士的尊重”。起运当天，韩方派出437名士兵，每人从整理架上抱下一具棺木，坐上大客车，一直抱到仁川机场。

志愿军遗骸在韩国的最后一夜，王辉带着高亚嵛、孙凤康、吴晓岚、何其芬4位年过八旬的志愿军老兵去了坡州，在挖掘后的墓地点起长明灯，守灵至拂晓。

这一晚，包括曹家麟在内的许多人彻夜未眠。

次日早晨7：30分，志愿军遗骸交接活动在仁川机场外举行。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为烈士遗骸一一覆盖国旗。在场的韩国国防部副部长白承周说，这将是两国抚平历史伤痛，走向共同繁荣的里程碑。

接下来，载有遗骸的中国专机凌空而起，飞向沈阳。此刻，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门前，张伟与6位志愿军后代正准备迎灵。

几天后，这些志愿军后代跟着张伟去了丹东，参观鸭绿江大桥和断桥遗址。64年前，他们年轻的父辈胸佩红花，意气风发，跨过鸭绿江奔赴战场。

64年后，英灵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