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超十年记：世界杯的另一端

“萝卜”的回超情结

经过一夜的雨水浸泡，北京回龙观中学足球场上的塑料草皮有些湿滑。

“萝卜”卖力地跑着，右腿一晃，一个假动作骗开了对手，足球被准确地传到前锋脚下。

“我靠，好球啊！”。场下发出一阵鼓励的呐喊。

球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天龙队大举压上，蓝色球衣的知本队则拉开防守战线，阻挡对方猛烈的攻势。在经历了两场平局之后，“萝卜”所在天龙队渴望一场胜利。

这是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简称回超）第六轮的一场比赛。作为回龙观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业余足球联赛，10年间，回超名声大噪。

场上球员的穿着，或多或少透露出这是一场业余比赛。天龙队的球衣虽然都是统一的白色，但有些是醒目的奶白色，有些则略微发黄。“萝卜”说，为了节省，很多球衣都是几年前的。

相比于职业比赛，球赛的配置显得十分简陋：没有主教练——场上的队员都可以互相呼喊指挥，没有队医——只有一个简单的医药箱，而裁判，则是联赛协会花钱从外面请来的。

但在球员们看来，和10年前踢野球的日子相比，这样的配备已经是“相当豪华”。

2000年初，回龙观一期工程刚刚竣工。那时，这里仅一两个小区有居民，到了晚上，目之所及的住宅楼，大部分都是漆黑一片。

业主王玉宇记得，要从位于北五环外的回龙观进城，344路——由两节车厢连接而成的大长龙公交，是唯一的选择。2块钱，颠簸1小时，到达德胜门。公交在坑洼的黄土路上一路扬尘，打开车窗，空气中飘荡着乡土的味道。

小区周边空空荡荡，没有商场，也没有电影院，很多路段甚至连路灯都没有。对于这些周末无处可去的业主们来说，踢野球成为他们最热衷的休闲活动。

附近的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农学院，是王玉宇和其他业主们经常混迹的地方。踢足球，侃大山，慢慢的，球友们开始熟识。

为了以后约球方便，成立足球队的想法开始萌芽。

2002年8月，在体育老师“老兔子”的组织下，18名喜欢踢球的业主成立了回龙观第一支足球队。取业主的谐音“野猪”，球队定名“野猪林”。此后，“场场踢球场场输，但场场都快乐”的快乐队、跑马车队、天龙队……回龙观的球队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一年后，“非典”爆发。在那段全民恐慌的日子里，学校停课，公司放假，上网和踢球成为业主们最大的乐趣。

回龙观社区网上，随处可见约球的帖子。球友们三五成群聚在废弃的公交总站的水泥坪上，用矿泉水瓶摆出球门，五六拨人轮换着踢。

随着球队数量的不断增多，相互切磋交流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大家觉得，是时候组织一场联赛了。

2004年的一天，王玉宇、“园丁”、“肥牛”等业主凑在一起，决定共同创办一届社区足球联赛。由于饭局所在的包间恰好叫“中南海”，爱开玩笑的王玉宇把这次饭局戏称为“中南海会议”。

那一年，第一届回龙观业主足球联赛成功举办。在大家的记忆里，这届联赛并不是特别正规：9支球队参赛，比赛仅历时一个月——从9月到10月，裁判则是从北京农学院临时请来的一位体育老师。

但正是这届联赛，将原本各自散落踢野球的球队们捏合到了一起。

第二年，联赛的运作慢慢走上正轨：回龙观业主足球协会成立，联赛也改名为更专业的“回龙观业主超级足球联赛”。随着大家的不断退出，王玉宇开始独立负责联赛的运作。

钱，是运作联赛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那时，回龙观的华联商厦刚刚开业。王玉宇认为，为了扩大知名度，华联应该很愿意出这笔广告费。坐着地铁，王玉宇找到了华联在阜成门的总部。

场地费、裁判费、礼品费……所有的费用算下来，大约需要10万左右。为了留个余地，王玉宇决定开价15万。

令他没想到的是，华联的领导只愿意出价2万。在没有熟人的情况下，王玉宇只好一趟趟地坐着地铁，往返于回龙观和阜成门，试图说服华联的领导。

那时，13号线的西直门站与2号线的西直门站还未连通，花3块钱坐13号线到西直门后，还要出站换乘再购买2块钱的地铁票。相比今天的2块钱票价，那时往返一趟需要10元。

最终，说服华联的并不是王玉宇，而是央视的记者。

和华联屡次交涉无果后，王玉宇决定联系CCTV5。他给刘建宏写了一封信，介绍回超。不久后，《足球之夜》栏目组派出一个摄制组专门跟拍王玉宇。

王玉宇再次到华联拉赞助，华联的经理盯着跟拍的摄像记者说：“你该不会是托儿吧？”记者放下摄像机，掏出记者证，帮助王玉宇向经理介绍回超。

当天下午，对方就打电话来，敲定了一笔11万元的赞助合同。

合同签了之后，如何落实两页半的合同条款，又成了下一个难题。

条款上详细规定了要在哪个路口发传单，要在哪个小区贴海报和挂横幅，这些都要王玉宇一人完成。

王玉宇一个人骑着一辆斜梁的26自行车，奔波在60多个小区之间。横幅被夹在自行车后座，垂下的布条敲打着飞速转动的车轮辐条，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由于只是民间活动，挂横幅并没有得到小区物业保安的认可。“态度好的，会在你走了之后摘下来，态度不好的，当着你的面直接扯了。”王玉宇回忆。

“我当时生气啊，就和保安嚷嚷，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王玉宇说，除了物业保安，拾荒者也经常来搞破坏。他们经常扯下挂好的条幅，叠一叠后装近了收废品的袋子里。

本来两周可以挂好的条横，王玉宇挂了一周，最后回访，横幅只剩了两个。

实在没有办法的王玉宇只好寻求镇里的支持，在时任蔡镇长的帮助下，挂横幅的任务被分配到的居委会。

这次，横幅的右下角多了一个“回龙观地区办事处”的官方落款，再也没人敢扯王玉宇的横幅了。

渐渐的，回超火了。

作为草根足球的代表，回超逐渐登上各大媒体的体育头条，走进人们的视野。一家媒体在2005年报道回超时，用了一个“霸气侧漏”的标题——《谁敢不知道“回超”？》。

王玉宇说，媒体之所以争相报道回超，部分原因是通过宣传全民体育，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造势。

最终，回超的火爆，让王玉宇成了“名人”。

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时常被邀请去政府机关作报告，参加研讨会、接待领导调研成为他经常要应付的事情。2009年，王玉宇甚至登上了国庆阅兵的观礼台，他对着身后站着的冯小刚说：“你好冯导，什么时候有机会拍个我们回龙观的片子？”

铺天盖地的报道以及享受的些许特权，让王玉宇有些飘飘然了。以前的同事打来电话，毫无例外的都是表达对他出名的艳羡。

“有些人把这个叫做成就感，其实就是虚荣，虚荣心得到极大体现之后，人就陷在这儿了。”王玉宇总结说。

组织联赛的繁忙工作，影响了王玉宇的家庭生活。因为联赛的比赛基本都在周六日，那段时间，王玉宇基本没有和家人一起过过周末。

谈到妻子，王玉宇一脸愧疚。“老婆从最开始的支持，到不太支持，再到强烈反对，到冷漠，最后到无奈地支持，她说我玩物丧志。”甚至因为回超，王玉宇把生孩子的计划推后了3年。

一直没有收入来源的王玉宇在这几年花光了自己存下的几十万积蓄。慢慢的，王玉宇开始在加油的时候计算价钱，在超市买牛奶的时候比较价格，看电影，也要选择在周二半价的时候才去。

为了生计，他去婚庆现场客串司仪，每场600元；偶尔靠着朋友关系做一些小项目。而在和“羡慕他”同事的饭局上，他才发现，原来他离开的认证行业有多赚钱。

2009年，王玉宇决定重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郁闷地发现，现在的他，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很难。

很多公司只向他提供3千多元的月薪待遇，而在2004年，王玉宇就已经可以拿到1万元的月薪。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回超组织者经历，不仅没有给简历加分，反而让他丢掉了一份即将到手的工作。

2009年初，王玉宇到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应聘负责组织会场和展销布置的职位。经过层层面试，王玉宇进入了和公司老总进行最后一轮面试的环节。以为志在必得的王玉宇说出了自己负责组织回超的经历，老总却以他无法兼顾工作和业余生活为由将他拒绝。

离开公司，王玉宇异常失落。他无精打采地从祁家豁子走回回龙观，14公里的路程，走了4个小时。

最终，王玉宇决定自己创业，热爱足球的他，最终创办了一所足球学校，专做青少年足球培训。

2013年，王玉宇离开了回超，从组织者变成了旁观者。

回超十年，赛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恶习”。

打群架最常被大家提及。在王玉宇的记忆里，回超曾发生过两三次打群架事件，推搡裁判事件则更多。

为了避免球场发生打架事件，每场比赛，王玉宇都会到现场，坐在场边看着每一场比赛。每当有球员发生拉扯，王玉宇会第一时间跑进球场，横在中间，大喊“要打先打我。”

“如果演变成打架，我会第一个报警。”王玉宇说。

默契球也让王玉宇痛心疾首。

回超实行的是积分制，任意一场比赛的胜负，都会直接影响到球队的排名。互相看不顺眼的球队，会通过改变比赛结果互相报复。

“假如A球队不喜欢B球队，就会在和C球队的比赛上故意输球，让C球队的积分超过B球队。”王玉宇说。

对于这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默契球，却很难有规则能够对其做出惩罚。“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就是找不到证据。”王玉宇苦笑。“职业联赛有黑哨，而回超则有默契球。”

“萝卜”并不在意这些“恶习”。在他看来，打架和默契球，都是足球联赛生态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中超，会有法律手段下的反赌打黑，而回超，只能更多的强调道德约束。

球场上，天龙队和知本队的比赛仍在继续，下半场，“萝卜”主动要求休息。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体能无法支撑整场比赛，而是他觉得，应该让所有的队友都有机会上场“出出汗”。

哨声响起，90分钟的比赛结束，最终，天龙队和知本队1比1握手言和，天龙队没有拿到自己期望的3分。

来不及多做停留，天龙队的队员收拾包裹，接着赶往附近的回龙观体育公园参加另一场比赛。“其实我们就是想多踢几场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