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明城市”有多珍贵？

哈尔滨和武汉的焦虑

　　其实不只哈尔滨，从去年10月开始，全国近百个城市都在忙着准备一项三年一次的“大考”——“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检查。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创建精神文明城市”暗访组是必须要“提防”的对象。以哈尔滨为例，参与评选“全国文明城市”已有12年，但屡次与之失之交臂，已经成为一块“心病”。目前，全国30个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只有武汉、哈尔滨、沈阳、西安、济南、兰州等6个城市未当选“全国文明城市”。其中，武汉的焦虑同样引人注目。

　　2014年武汉首次具备申报“全国文明城市”的资格，暂未出现一票否决的重大安全事故。“现在是武汉离全国文明城市最近的时候，要克难攻坚、背水一战。”誓师大会上，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要求各区书记挂帅，骑自行车、坐公交车亲临一线检查。

　　2014年10月14日，武汉市召开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部署大会。让参会者始料未及的是，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现场默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400余名官员现场被测评，共有87.6%的人回答正确。而在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率必须达到100%，武汉市的检查组随机抽查时发现，大多数武汉市民说不出这24个字的内容。这也就出现了前一段时间网络热传的“全城背诵价值观”现象。

　　从2003年中央文明委决定正式下发评选通知开始，已经开展过三届评选，今年是第四次评选的收官之年。因此，几乎所有获得评选提名城市和上届的当选城市，都在以自上而下、全城动员的方式，迎接最后的冲刺。这种冲刺的动力在于，在当前五花八门的城市荣誉中，“全国文明城市”几乎是被所有城市一致视为含金量最高的一块“金字招牌”。而这块“金匾”引发的，是中国城市之间最大规模、最全方位的竞赛。

城市的头衔和官员的仕途

　　武汉并不是没有国家级荣誉称号——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哈尔滨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但是，这些称号的含金量有限，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属于文化领域，重要性较低，何况后者的数量超过300个。

　　主管部门的级别高低，才是城市称号等级的最直接衡量标准，也是决定一个城市有多大热情去争取这一称号的直接原因。相比之下，全国文明城市是城市称号王冠上的明珠。这从主管该评选的机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级别就可以看出。1997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成立，其主要日常工作，由下设的中央文明办（正部级）承担。历任中央文明办的主任，都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而三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任，除第一任为中宣部部长外，后两任都是政治局常委。

　　这也直接加大了地方对文明城市的重视程度——极少数领导会为了创新城市、旅游城市、献血城市而调动全部机关，但一旦迎接文明城市检查，都会开足马力，居委会阿姨、中小学教师、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部上阵，如临大敌。中央文明网的公告也明确的表示：“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全国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

　　而通过统计第一批和第二批获得该称号的地方主官的仕途轨迹可以发现，除去因违纪问题受到处分和年龄过大的因素外，大多在近十年之内获得了一级甚至更高的行政提升。如果说省会城市或特大城市的一把手受到重视有天然成分，但那些获得文明城市称号的普通地级市，其市（区）委书记也多数实现了从厅局待遇到省部待遇的艰难跨越。这不能不说是文明城市给他们带来的胜利。因此，市委书记亲任抓手，为获得文明城市称号动员全市之力，也就顺理成章了。

还有哪些高含金量的城市称号？

　 所有城市称号中，重要性唯一能够堪比文明城市的，就是国家卫生城市。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将二者连起来，结成一个特有名次：“创文创卫”，并列为城市的战时口号。卫生城市的独特地位，在于其历史因素。组织上，国家卫生城市由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评选，这是一个与当前的行政体系无法兼容的“议事协调机构”，但历史上曾拥有过极大权力。稍微上年龄的人，应该会懂得其历史地位：“除四害”的指挥者。

　 此外，国家森林城市也是申请难度很大的一个城市称号。截至2014年，只有75个城市当选。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提出建设“五个重庆”，森林就是其中之一，但重庆市冲击首个省级国家级森林城市未果，只有下辖的永川区获得该称号。2012年，青岛市为了申请国家森林城市，更宣布投资40亿元，突击“植树增绿”，但由于势头过猛，一些树苗栽到了立交桥下，还有的除掉旧草皮，为将来的森林腾出空间。

　　不过，2012年到2014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授予了44个“国家森林城市”，青岛一直都没入选，都落在了同省淄博、枣庄之后。“国家森林城市”的安慰效果毕竟一般。其主管部门为国家林业局（副部级），略低于国家园林城市（建设部）、国家先进科技城市（科技部）、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

评选是一把双刃剑

　 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涉及到政府工作几乎全部方面。为使测评更具公信力，从第一届开始，中央文明办就委托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来进行独立测评，选派了180多位调查队员分成12个组赴30多个候选城市(区)，进行实地考察。为确保“不泄密”，在临出发的前一晚，团长才拿到第二天要去哪里的通知。而其他人员，则要临登机前拿到登机牌，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

　 为反映一个城市的真实状况，调查队员有的冒充夫妻俩租房子，进入老城区，察看排水设施是否“完善，无露天排水沟渠”，街巷路面是否“硬化，无明显坑洼积水”;有的以消费者身份进入美发店，察看从业人员是否“持证(健康证)上岗”，公共用具是否“严格消毒”。不少城市和市民确实从评选中受益。例如，为评选第一届全国文明城市，仅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中的一项——城市污水处理率的达标，广州市就投入数十亿元的建设资金，使珠江广州段的水质得到提升。

　　不过，关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批评声音也一直存在。“创建的时候城市面貌确实有所改观，但好像检查组一走，原来的不文明现象马上就恢复原状”，在很多城市的网络社区里，都可以看到对这种“走过场”和形式主义的抱怨。

　　为改进弊端，中央文明办也对2014年的评选进行了改革。一方面是对测评指标进行“瘦身”，给基层减压。同时将原来的集中测评调整为分散测评，由原来的集中2-3天的集中测评变为不定期、多轮次抽查暗访，防止各地突击迎检。原来的入户调查也调整为电话问询和随机街访，主要是防止“临时安排”，测评组到城市暗访，不查阅材料、不听取汇报、不入户调查。不过，在当前的城市管理现状下，真正依靠长效管理、不搞“突击迎检”似乎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