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6月30日，我出生在湖北省公安县柏枝湖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呱呱落地，乐得父亲合不拢嘴，逢人就提。我排老三，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三个子女的负担可想而知。当时父亲任村支部书记，仅靠这一点微薄的工资显然不够，父亲便辞去书记一职。
我爷爷（父亲的继父）是省第三建筑公司的一名工人，父亲只身前往，到我爷爷所在的公司打小工。父亲出去时，我才两个月。

　　父亲自幼丧父，生活的艰辛磨练了他勤劳、坚韧、好强的品性，同时父亲又有一个好使的脑袋，凡事做得干净利落，既有人缘，也有威望。父亲开始承包一些小型土建工程，又渐渐地开始承包一些大的建筑工程，做起了包工头，由于父亲的努力，家中的经济状况渐渐有了起色。父亲便把我们一家人接到沙市定了居。

　　六岁时，父亲把我送进沙市北京路第一小学。在那里，我读完了小学，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二）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父亲所在的省第三建筑公司倒闭，父亲的工作没了。父亲与母亲商量：“龙龙（我的乳名）还小，以后读书需要钱，家里积攒了近十万元，我打算投资出去，开一家酒店。”于是，父亲转行，在沙市碧波路开了一家酒店。两年里，父亲独自撑着酒店，每天从早上干到深夜，心力交瘁。头一年里，生意上还过得去，但后一年就开始滑坡。由于经营不善，加之欠账太多，投资的钱所剩无几。父亲一筹莫展，常常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

　　1999年四月份，父亲渐感身体和精力不支，肚子无故大了起来，医生说是肝腹水，要住院。父亲住进了沙市三医，母亲当时也没在意，以为肝腹水是很容易治的病。但药天天在吃，针天天在打，父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很快父亲瘦了，只有皮包骨头。为治病，父亲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父亲全身插满了针孔，最后竟没有剩下的部位可以注射了。母亲要求医院再给父亲做一次全面的大检查，结果似晴天霹雳——胃癌晚期并转到肝癌。那天中午放学，我跑到医院，看见病房站满了亲友，母亲和姐姐偎依在一旁，已泣不成声。父亲床头摆了台心电图仪，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果然，很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回去准备后事吧，病人最多只能撑一个星期了。

　　（三）

　　在亲友的帮助下，父亲被抬回老家。父亲躺在床上，疼痛难忍时，就靠村里医生开的镇痛药。父亲凹陷的双眼总是盯着窗外那间新建的瓦屋——这是父亲年初投资几千元修建的，本打算办个煤厂或者搞批发的。父亲明白，再为我们学业赚钱已经不可能了。在最后一个星期里，父亲不仅饱受病魔的折磨，更有精神的痛苦。在弥留之际，父亲把我叫到床头，深情地望着我，用干枯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干裂的嘴唇张开了：“孩子，爸爸——对不起你——我走后——要听妈妈的话。”我哭着点点头，父亲把手摆了摆，硬是把头扭了过去。当天夜里，父亲就大出血。翌日凌晨，门外响起了鞭炮声——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1999年5月17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

　　父亲送葬那天，许多人都来了，甚至村里小学的学生都来为父亲送葬。村小学忘不了他。父亲任村支书时，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拿来给小学买了个电铃，至今清脆的铃声仍旧在校园里回荡。

　　（四）

　　父亲病逝后几个月，姐姐就出嫁了。家里只有我，哥哥和母亲。那年，我小学毕业，上初中后，家里又只剩下母亲和哥哥了。

　　我哥哥有智力障碍，父母在四处求医无果的情况下才会生我。哥哥智力低下，最高也只能达到五六岁小孩的水平，但哥哥他今年已二十六了。哥哥又是个哑巴，而且有癫痫病，随时随地有发病的危险。哥哥在家里只会搞破坏，他会将崭新的多用插座拆烂，把煤油往菜油里倒。有次甚至要用捡来的农药瓶盛水喝，幸亏发现得及时……哥哥又喜欢往外跑，从小就如此，有时跑迷了路，回不来了。全家四处寻找，才一次又一次把他找回。我们回老家后，哥哥更加肆无忌惮，常常整夜不归。一次哥哥跑到六七十里外的夹竹园镇，看见一户人家养的鱼塘里有电线，他便毫不犹豫地去捡，结果当场被电击倒，昏死过去。第二天清晨，才被人发现，并按照哥哥衣服后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到家里，姐姐把哥哥接回家时，哥哥的手已不成样了，单一只小指就有大拇指那么粗，而且严重感染，为此，哥哥的一只小指被截了，真是残上加残。更甚此者，哥哥一次跑到荆门十里铺，一次跑到湖南澧县，后一次他就离家半月之久，杳无音信。母亲急了，打电话叫姐姐、姐夫去找，可到哪里去找呢？姐姐、姐夫四处贴“寻人启示”，还托人上《江汉风》出“寻人启示”，第二天终于有了线索。姐姐、姐夫骑车，在澧县找了三天三夜才把他找回家。别人都劝说我母亲放弃算了，可哥哥毕竟是母亲亲生并带大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不忍哥哥在外流浪，风吹雨淋的，遭人欺侮，还有发病的危险。哥哥回来后，日子还照常过，但不知几时，他又会跑丢，母亲又不忍将他用铁链锁在家里。为哥哥，母亲操碎了心。

　　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家里所有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是一个勤劳、要强的人。她为了我能和别人家孩子一样上学，毅然承包了十几亩地，对于有男劳动力的家庭来说，七八亩就已是很苦了，更何况她已是五十多岁的孤单老人。为了把地种好，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庆，照顾好我那无知的哥哥吃饭穿衣以后，自己匆匆吃两口饭就下地了。中午，酷暑难耐，别人都回家了，只有母亲一人还在地里坚持干活。没有办法，二三个人干的活全靠母亲一人干，也只有多用时间。好不容易到晚上，回家后还要给哥哥洗澡做饭。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时，已经深夜了，明天又要天不亮就起来。就这样平平安安的一天还算好的。当她累倒的时候，从来不吱声，生怕我知道后影响我的学习。每次回家看到母亲疲惫的样子，我真想不读了，但又怕令母亲失望。父亲曾对母亲说，我就是没读得书，只上到小学三年级，龙龙怎么也要把书读完。我知道，母亲还在为父亲的遗愿奋斗。

　　（五）

　　当年父亲出去后，把他弟弟（我叔叔）也带了出去，并且在沙市定了居。父亲去世后，叔叔时不时地支助我们。他为人热情，憨厚，从不计较。2002年我堂姐考上大学，叔叔为了庆祝在一家酒店摆了酒席，席上叔叔借酒助兴，喝了不少，之后悲剧又发生了。第二天晚，正坐在电视机前的他突然眼前一黑，滚在地上，等婶婶喊人将他送到医院时，已经晚了。又一个亲人离开了我们。那天我在寝室得知这个消息，简直难以置信。弟弟在哥哥去世三年后也走了，真是“祸不单行”呵？

　　（六）

　　父亲去世后，我像变了个人似的，从一个无忧无虑的顽童变成沉默寡言的男孩，从那时起，我就懂得年过半百的母亲的不易，就知道家庭的命运就靠我了。我对自己说，要争气。

　　在学校里，我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用回报母亲的志向来鞭策自己；不敢有所懈怠。我努力做得出色，名次在全校前茅，在班上担任班干部，不放过任何锻炼自己的机会，从初中到高中没有间断过。我常想，母亲顶着烈日在田间挥汗如雨时，想到他有一个在学校很出色的儿子，该是多么欣慰啊！在生活上，除了生活所需，我不敢有什么其它的奢求。因为这些钱是母亲用心血在地里刨出来的，经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当然，生活在集体中，常常受到集体的帮助，尤其是高中时期，在班主任章老师和校领导的关爱下，我每月收到校“成蹊助学金基金会”支助的生活补助费150元，再加上我所拿的奖学金，生活基本不成问题，显然为我母亲分了忧。成蹊助学金是由校友李成蹊先生私人赞助的。虽然我未曾与李先生谋面，但他无私的精神已深深地感动了我，甚至我母亲。

　　（七）

　　可以说，我一直在经历苦难的煎熬，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我知道，苦难将是我此生难得的财富。在今年的高考中，我考出了546分的成绩，超过了重点本科的起分线。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马上我就要跨进大学校园了，我忘不了此前的一切苦难，我会视苦难为财富，在未来的岁月中，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