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地暖了，南来的春风给这个东北城市带来了无限的生机。然而，接踵而至的竟是让人谈虎色变的传染病——“非典”。

　　人人自危，处处防范。学校把一座刚装修好的寝室楼作为隔离区，接待有可能携带SARS病毒的人。

　　所谓隔离区，并没有拉上铁丝电网，也没有垒上一仗多高的围墙。只是在楼的四周不远儿就摆张桌子，桌子与桌子之间拉上条幅。这有点像警察保护案发现场拉的路障，更像拆迁工地防止行人走近的围绳。每次走过隔离区，总见着些难兄难弟或守着窗儿或凭栏远眺。我向他们投去同情的目光。怎么不跑呢？几根布条儿难道是孙悟空画的圈，走不出去？直到自己被隔离了，才发现这个画地为牢的秘密。

　　终于有一天，我被送进了隔离区。我像登陆了另一个星球一样看着周围的一切。铺天盖地的标语随处可见，躲也躲不开。拉一道“人人自觉，切断传播途径”的条幅，胜过一道铁丝电网。放着一块“为了别人的健康，请接受隔离”的宣传板就像站着一位狱警。舆论约束以理服人是我党的一贯作风。我们是被隔离的人。我们身上很可能带着病毒，就像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自身难保，而且伤及无辜。我们逃了，将成为害群之马。我们见谁都有谋财害命的嫌疑。只有在隔离区里，才能证明我们的清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担惊受怕的基础上，非君子所为。所以，隔离了十天，我竟然没有越狱。

　　本来，隔离室应该每人一间，但被隔离的人太多了，只好大杂居小聚居了。所谓大杂居是指，各系混住、男女同楼。小聚居是将同时送进来的被隔离者按性别、症状分为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同住一室。正是这种特殊的居住政策，才使我认识了这几个朋友。在这里将他们的故事讲述出来，以此缅怀那段被隔离的日子。

　　和我同住一间寝室的有赵钱孙李四人。赵刚来时，忧心重重，一副永不得重见天日的样子。他脸上捂着大口罩，手上套着塑料袋。赵平时非常注意健康，入夏了还不敢用冷水洗头。他来时带了两个大包一只箱子，吃穿用度应有尽有。我问他，总共十天，带这么多东西干嘛？他说，暖带衣裳晴带伞有备无患。后来连下了两天冷雨，我们都穿着单薄的夏衣蜗居室内拥被而坐，他却套上毛衣撑上雨伞到院子里散步去了。

　　赵是我们当中的异类。他每天用热水烫脚，药皂洗手。他决不碰别人的东西，也极反感别人碰他的东西。有一次，我翻看了他的书。他把书放回书架，便到水房洗手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尽量与他保持距离，好像怕我们传染他或是怕他传染我们。尽管如此，我们都与他搭腔聊天。他眼望着屋顶或脸对着书页，却忙不迭地答着话。每次我讲完笑话，他总是第一个笑，用书本捂着鼻子和嘴像个少女。我知道，他渴望和我们交流。但是，非常时期，非常地点，必须有非常的防范。

　　其实，头两天我们都像黛玉入贾府一样，不敢多走一步，多说一句。我当时尽力调节着呼吸，不敢打喷嚏，更不敢咳嗽，千万别把呼气喷到别人身上。晚上睡觉时，放的屁都捂在被窝里独吞了。

　　最先敞开个人世界的是耐不住寂寞的钱同学。第三天下起了雨，我们的心情都很糟。老钱拿出一副扑克牌。哥们儿们打牌吧。他把牌洗好码在桌子上。玩牌玩牌，不管了不管了。我们围拢过来抓牌。到底不管什么了，不言自明。所有的烦恼和担忧都随着啪啪的出牌声甩到爪洼国去了。连雨中散步回来的小赵也摘下口罩，甩去手套，扶着桌沿关注起牌局来。从那以后，再没人戴过这些累赘之物。

　　社区里戴口罩是为了防止传染。我们在隔离区里戴口罩还有一个作用：给孤寂的心灵加一层屏障。

　　我们常用打牌来消磨时光。常常挑灯夜战，到很晚才关灯上床。我们害怕黑暗。我们拒绝睡眠。躺到床上，我们都想说点什么，为了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也为了听到别人的声音。“非典”成了不可避免的话题。小李戴着耳机听收音机。他总是用沉重的语调给我们报道“非典”新闻。他说，本市又增加了多少例。然后是一声叹息。他说，医护人员被感染了多少例。然后是一片叹息。什么时候才能赶走“非典”？什么时候才能重返自由世界？忧愁像夜幕一样笼罩着隔离区。

　　我总是没心没肺地开着玩笑。全国人民在同一时间朝天上吹一口气，也许能把SARS吹走。赵笑着说，对，把倒霉的SARS吹到太平洋里去。孙同学便打开话匣子侃起来。以后出门儿，都戴上防毒面具吧。那哪儿够啊？得照着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标准把自己包起来。哈哈哈。。。。。。于是，我们在欢快的气氛中睡去了。

　　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射进来。多好的天气，多好的日子！我们不能下楼。人出入的门紧锁着。不到放风时间，我们要不想朽在寝室就只能在走廊里游魂一样的逛荡。我们迫不及待地拉开窗子，把校园里的喧闹和新鲜空气放进来，为隔离区增添人间的气息。然后是打电话。我们只想证明我们还从属于这个世界。

　　每天有固定的户外活动时间，就像监狱里的放风。楼前空地四周围着布条，像草原上圈马的栅栏。布条之间连接的小桌子更像是挂在栅栏上的马槽。马槽里总有人放些草料。同学给我们送来的书、衣物便放在小桌子上。亮子，你的东西搁这儿了！便离开了。等他们走远，我们才去取回那些东西。我们感激地望着他们，远远地说声谢谢。有一次，红烛协会发动外面的人给我们签赠卡片。当五彩斑斓的卡片摆满小桌子时，我们就像圣诞节早晨去翻长统袜一样跑去翻看。我拿了一张印有美少女图像的卡片，背面用娟秀的字体写着“祝你健康”。很便宜的一张卡片，很普通的一句祝福，却像一股暖流从我心里流过。至今我还保留着那这张卡片。如果找到了它的主人——肯定是个女生——我一定追她。

　　那一天，我们的话题都没离开这些卡片。我们推测着写卡片的女孩们有怎样的倾国倾城貌，爱己爱人心。小李更是一锤定音的说，是她一定是她。是谁呀？就是天天在对面阳台上看我踢球那个。

　　小李热爱运动。每天到了放风时间，工作人员把各种体育器材放在那些小桌子上，就像饲养员往马槽里加草料。这时，小李一马当先冲过去，抱起一个足球，一路带球到场中央。嘿，踢球啦，踢球啦。于是，马群尾随着头马奔跑起来。工作人员热情地和前来取器材的同学们打着招呼：“想要什么，尽管反映。我们尽力满足。”还需要什么呢？羽毛球、排球、足球、毽子凡是能在空地上玩的都有了。放风时间结束，我们再把这些器材放回到小桌子上。没有取借手续，不用查点数目，所有器材如数归还。我曾见过一位女生向工作人员承认踢坏了一只毽子。这些体育器材是学校对隔离区的关怀，是我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回到寝室，老钱又鼓动着打牌。老钱牌瘾很大，牌术却极臭，输多赢少，大有愈败愈战之势。我见他信手出牌，总以为他打牌是为了让别人赢。孙同学送他一副字：“胜固欣然败亦喜，个中滋味我自知。”他拍手称赞字好、词好、文采好。于是，小孙就其喜洋洋者已了。

　　小孙有些文采。他来时带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声称要在隔离的日子里写出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来。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书或听收音机。他便趴在桌上，像蜗牛一样爬格子。我说，古有司马迁狱中写史记，今有孙江瑞隔离区里写小说。他呵呵一笑：“信手涂鸦，涂鸦。”涂鸦涂到第四页上，忽然停笔了。原因是我们的孙作家忙着陪一位小姐，无心创作了。

　　男女寝区交界处有间电视房。学校给隔离区配备了彩电、VCD还有大堆大堆影碟。孙作家第一次去看电视就认识了一位公主。他俩一拍即合，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说他沉迷女色荒废了创作大业。他说，不体验生活怎么有素材？其实我们是嫉妒。小孙当然知道我们嫉妒，他更乐呵呵了。他一高兴就明白，一明白就更高兴。对这种自甘堕落的人，谁也没有办法。

　　每天两次由校医院的护士来给我们量体温。我们总是把寝室打扫干净恭敬地等候着。护士阿姨全副武装的来到寝室，透过面罩上的观察镜慈祥的看着每个人。我们诚心诚意地请阿姨多坐一会儿。我们给她们的微笑没有任何杂质。在隔离区里，这些白衣战士是我们的守护神，是我们落水时可以抓住的救生圈。

　　有一次，小赵的体温偏高。护士阿姨看过温度表，便要他去医院检查。我们若即若离地送到楼门口。小赵随护士走出门洞。保安迅速地关上楼门。工作人员往他走过的地方喷洒消毒水。我们飞快的跑回寝室，从窗口目送小赵上救护车。他从容地走过放风的空地，迈过条幅，转身向我们挥挥手，便一头钻进了隔离车厢。那神情像是革命者远走他乡，也像是死囚犯押赴刑场。寝室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小赵是去了趟北京才被隔离的，是从疫区回来的人！

　　很快，他打来电话。刚抽完血，放心吧，没事。咱们都会没事的。但愿没事。

　　那天晚上，我们早早地上了床。谁也睡不着，都盯着窗帘缝里那一点光亮。小赵的被子还叠放着。谁也不敢看这个空了的床位。我们还年轻，还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也不愿意去面对任何一点悲哀，即使它无法逃避。我想讲个笑话，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

　　整个寝室里的空气都凝固了，直到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化验结果正常才融解开。

　　第二天早晨，工作人员按时把早点送到楼上。我照例拎回来五份。我们看着桌上多余的一份早点发呆。这时，电话响了。我抓起话筒。喂，赵强，你怎么样？钱孙李三人围过来。怎么样？他没事吧？不要吵。他没事儿，已经退烧了！按免提按免提，我们跟他说。七手八脚把电话挂断了。两天以后，小赵又回到了隔离区，当时我们快要出去了。他戏说是来接我们出狱的。

　　我们的孙作家经常与他的公主在楼道里深夜畅谈。第二天我总问他，昨晚体验生活体验到几点了？他呵呵一乐，没法子，生活太郁闷了！到小赵回来那天，孙作家和那女生已经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

　　吃饭时，我对老钱说，你知道什么是“十日谈”吗？老钱摇摇头说你给讲讲。我说，有一男一女两大学生被隔离了十天，他们迅速地谈恋爱了，这就叫“十日谈”。孙作家先做幸福状再做忸怩状说，我们还没进入正题。小赵说，怎么还不表白？这可是生死与共的感情啊！孙作家一脸严肃地说，谈恋爱得有个爱情小环境，隔离区不是干这活儿的地儿。

　　隔离区里的爱情便成了我们的谈资。有一天晚上，小李向小孙请教“泡妞绝技”。作家的话匣子来电了。

　　追女生一定要主动热情，扬长避短。你不爱运动吗？明儿放风，你就拿副球拍儿，站门口等。瞅哪个女生顺眼，你就拦住她。同学打球儿吧？就凭你——球星！给个脸儿就行！

　　万一，人家不会打羽毛球怎么办？

　　你手里拿着羽毛球，左胳膊夹着排球，右胳膊夹着篮球，脚下踩着足球，兜里揣着毽球。脖子里再挂两根儿跳绳。她会什么，你有什么！

　　一阵哄笑，我们在欢快的气氛中睡去了。

　　隔离的日子里，人与人保持距离，心与心却贴的很近。没有人随地吐痰，没有人乱扔垃圾。《大学生行为规范》在隔离区得到了很好地落实。时代青年的优秀品质在我们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有人帮女生打水。有人帮阿姨拎饭。同住一个楼层的男女生更是相敬如宾有礼有节。一天中午，几个女生在水房洗澡。两个男生自告奋勇守着门口。在生死考验中，人的灵魂得到升华。隔离区里住的都是活雷锋。

　　一天晚上，我们正准备睡觉，忽然有人敲门。我问了句谁呀，便去开门。门外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问：“可以进去吗？”拉开一半的门，被我砰地关上了。稍等，我们准备准备。我们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就像军训时紧急集合。一会儿，五位小姐仙女下凡般地飘进了这个充满了男人汗臭味的寝室。

　　“小玉，怎么是你？”孙作家兴奋的喊。

　　原来，那位公主从孙作家嘴里得知我们寝有牌有棋，还有一帮能说会道的侃爷，率领姐妹们解闷儿来了。

　　那一夜，我们有说有笑，把“非典”是什么都忘了。老钱超常发挥，大赢特赢。他得意忘形地用扑克牌变起魔术来，引得一个假小子样的女生要当场拜师学艺。

　　后来我认为，老钱牌术一定极高。他平时深藏不露是哄我们开心，在女人面前就顾不得朋友了。一个重色轻友的家伙！

　　小李翻出他的足球杂志，给一个天真的小妹妹讲贝克汉姆。出去后，他们还保持着联系。

　　那一夜，我们没有喝酒却有几分醉意。因为有了“非典”，我们才萍水相逢。因为被隔离了，才有了今夜的浪漫。

　　十天终于熬过去了。天一亮，我们就要搬出隔离区了。小赵把他极其丰富的东西装箱的装箱，打包的打包。老钱像飞镖一样甩着扑克牌，自言自语地向隔离区告别。孙作家表示不虚此行，甚至乐不思蜀。小李问孙作家，和小玉还有没有戏？他说有戏，出去后找个爱情小环境马上开拍。我望着窗外的夜空，陷入沉思。

　　我就要离开你了，隔离区！反复的身体检查，已经排除了“非典”的嫌疑。我们健康地离开，这就是最大的胜利。感谢保安把守楼门。感谢师傅日送三餐。感谢冒险探望的同学老师。感谢相濡以沫的兄弟姐妹。

　　当晚，我们商量着，出去以后找地方聚聚，大伙喝几瓶纪念“狱中生活”。我们把这个地方初步定在学校餐厅。因为封校还没解除，出去下馆子是不可能的。其实，整个师大都被隔离了。我们出去只是从一个小隔离区走进一个大隔离区。

　　“什么时候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整天乐呵呵的孙作家也犯愁了。

　　“别急，特效药已经研制成功了！”小李最后一次向我们报道着新闻。

　　“有了疫苗就好办了。”

　　“一定会扑灭的，就像以前的天花、霍乱、脊髓灰质炎。”

　　“……”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里，人们注射了“非典疫苗”，长长地长长地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出去以后，孙作家真的向小玉表白了。那天，他把她约到柳园清幽静湖荡漾的爱情小环境里。她问他有什么事。他运了半天气，开始倾诉生死与共的爱慕之情。

　　“我有男朋友。你不知道？”小玉平静地说。

　　孙作家成了泄气的皮球，表示深深的懊悔和惋惜。

　　姑娘美丽的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她说：“我们吹了。隔离十天，他一次都没来看我。”

　　孙作家吞吞吐吐地说：“那，那么，我，我还有，有机会？”

　　小玉嗔怒着：“隔离区里，你怎么不说？”

　　“你一个弱女子，身陷囹圄无依无靠。我再占你便宜，不是趁火打劫吗？”

　　“谁让你占便宜啦？”小玉用拳头捶打着孙作家没有肌肉的胸膛。

　　我们都忙着补习落下的功课。谁也没再提聚会的事儿。有时在路上遇见，彼此热情地打着招呼。我们是难友啊！

　　隔离区里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最后，用我们分别时做的一首诗结束吧：非典无情人有情，身虽隔离心相通。十日肝胆同船渡，一腔热血筑长城！

　　  作者：王光辉       
　　  通信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系200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