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奇云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在华违规进行人体研究掀起波澜 哈佛拿中国农民做实验 美方违规研究引人关注 2002年3月28日，美国联邦政府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局”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出调查报告，谴责这所世界知名学府在中国安徽农村进行的15项人体研究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 据《洛杉矶时报》披露：调查报告指责哈佛大学的科研做法，质疑哈佛大学在对世界上最令人垂涎的“遗传信息宝库——中国农村人口”进行科研时的道义问题！《华盛顿邮报》称，“人类研究保护局”的调查报告详细列明了研究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联邦政府规定，但当局表示不会制裁哈佛。” 4月1日，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包括电台、电视台对哈佛大学在华违规进行人体研究内幕进行重点报道。媒体披露，这15个项目中，有12项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美籍华人徐希平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包括对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质疏松等多种疾病的基因调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称，他们在人体医学实验的监督上，的确有改进的必要；该院已决定暂停在中国进行的一切研究，重新审查这些研究项目，并对徐希平和另一位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谴责。美国“人类研究保护局”专门负责监察人体科学研究，1999年已开始对哈佛大学在中国的研究展开调查。在“人类研究保护局”发给哈佛大学两家机构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了哈佛大学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人体研究实验引发的道义问题。报告认为，这些涉及安徽农村成千上万人的基因研究项目，有诸多违规之处。比如，对“哮喘病的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批准招募的受试者为2000人，但实际招募的达16686人。一句话，美方的调查认为：徐希平副教授的违规是“广泛而严重”的。最近几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来自国内外的媒体采访令该学院公关部主任荷尔曼女士应接不暇。荷尔曼女士在回答新闻媒体提问时说：“我们在中国进行的是科学研究，绝不是外界所误传的人体实验。这些项目的内容是研究环境和遗传基因对哮喘、高血压、肥胖症等疾病的影响。此次的基因研究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便于追踪，而这些都能为基因研究提供很好的环境。 荷尔曼女士表示，“人类研究保护局3月28日发出调查报告对研究提出质疑，其焦点并不是中国农村参与者的身体在研究中受到了损害，而是质疑研究人员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所有参与者都对研究内容完全知情，侵犯了参考者的知情权。同时由于基因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某些妇女的生育状况，联邦政府也对参与者的个人隐私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表示怀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完全同意联邦政府在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意见，院方希望通过这次事件对现行的科学研究监督机制进行各方面的改进，其中包括：增加监督人员，告诫研究人员在被研究者的选择上加强监控。鉴于有的科研人员存在先开始形容、后向学院申请的情况，审批研究项目的管理也会加强。 荷尔曼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在中国安徽进行的研究已经暂停，有关人员正在修改合同文本和表格。同时，院方要求徐希平汇报研究情况的周期由常规的12个月缩短到3至6个月，由他主持的所有涉及人类的研究项目已于去年8月暂停，直到美国联邦政府和院方对各项程序满意时才能继续进行。与徐希平合作的另外一家美国医院也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保证研究参与者对研究的风险、益处等完全知情，促成问题尽快解决。徐希平本人对“人类研究保护局的报告则不予表态，媒体甚至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主持人是“安徽老乡” 大别山农民大多不知情 据“人类研究保护局”调查的结果，哈佛大学现在在华有15个科研项目，其中12个项目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徐希平副教授主持进行的。 今年45岁的徐希平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现明光市），1982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1988年赴美国留学，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群体遗传研究室主任。在安徽，徐希平副教授曾被誉为“爱国华人教授”；近年来，有人背地里称他为“抽安徽人血的美国佬”。 1993年，徐希平开始与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此后在安庆成立了美中生物医学环境卫生研究所，由安庆市卫生局跟他合作，在基层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体检采取血样。在安徽，数以万计的居民为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贡献”了血样。经精选的血样，对研究和开发药物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但不少“贡献”者并不知道为谁、为什么“验血”，他们自己能享受什么权利。徐希平主持的合作项目先后从美国千年制药公司等处得到资助，资金超过1亿美元。千年公司和哈佛方面都认为，是在安徽的合作项目确保了这笔大额投资。徐希平曾对美国《科学》杂志记者说，这些项目的基因取样，样本的代表性将覆盖两亿中国人，其中，仅在安徽的哮喘病样本，就涉及600万人。消息传到国内，曾引起轩然大波，然而不久事情就平息了。 徐希平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跟国外合作，国外肯定有利。谈到哈佛为什么愿意同中国合作，徐希平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美国不好找样本，中国样本比较好。徐希平的项目一直在进行着。直到1998年6月，中国开始施行《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并成立了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基因样本未经批准不能出境。为此，徐希平便把实验室建在了安徽。但是，徐希平以前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仅哮喘病一项，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DNA样本就有16400份；据他自己的一篇论文讲，1993年他在安庆做的一个高血压项目，就要在20多万人中筛选样本。 调查发现，截至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办公室批准的由徐希平领导的哈佛大学等美国机构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合作项目只有三项。但是，美国国家卫生所（NIH）2000年财政年度徐希平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该机构资助的项目就有9个。这9个项目全部是在中国采集样本，大部分现场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除此之外，徐希平所领导的哈佛大学群体遗传学研究从1997年开始与英国的双子星座公司合作，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为其采集并提供5000对孪生子的血样。美方初步的调查结果，应该有助于平息围绕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的争议。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证明了这些研究项目“违规”操作。我们更应当思考的是：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 基因资源不是“免费午餐”国际合作不能“违规操作” 哈佛大学在安徽农村违规进行人体研究的事件并非现在才浮出水面。早在2000年12月2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就登载了一篇题为《挖掘农村DNA富矿》的报道，大体内容为：自1995年以来，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徐希平博士的协助下，安徽大别山附近数以万计的百姓为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贡献”了血样，这些血样进了哈佛基因库，最终用于对哮喘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研究。由于这些经过精选的血样对研究和开发药物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徐希平的研究小组获得了国外大笔的研究经费。《华盛顿邮报》记者在这篇报告中说，他们还采访了中国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负责人、中科院院士杨焕明教授，杨焕明教授公开表示对徐希平这项研究感到不安，他怀疑供给血样者是否都行使了“知情权”。 杨焕明在接受采访时还尖锐批评道：“我希望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明白，他们在中国用的招募方法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2001年3月26日，新华社记者熊蕾和汪延在《瞭望》杂志发表了《令人生疑的国际基因合作研究项目》一文，对这一事件作了更深入的报道。作者在文中指出：“在国际合作以及学术研究中，为了局部或个人的利益，就可以忽略或牺牲国家利益吗……我们运行基因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但不能以牺牲公众的知情权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代价。”这一事件被披露后，立即在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 2001年4月初在杭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命伦理与生物技术及生物安全研讨会”上，100多名国内外有关专家对此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供血者是否知道他们为谁献血后能够享受何种权益。一时之间，基因研究中公众的“知情同意权”和“知情选择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专家们指出，基因研究需要大量的基因样本。根据联合国的《人类基因组全球宣言》，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基因组拥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因此研究人员在收集基因样本时，必须获得其所有者的同意。然而，一项研究所需的基因样本成千上万，每个样本都要征得同意，相当不易；况且，有研究价值的样本必须是具有稳定家庭谱系的人类基因。这些样本人群大多分布在偏远农村，要让识字不多的农民“知情同意”，也非易事。在此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借用“体验”、“医疗调查”等名目取得基因资源的事例屡见不鲜，包括一些国际合作项目。 近年来，一些外国公司在中国“基因侵权”的现象正在悄然蔓延。一些国外机构利用我国现行法规的不完善和管理上的漏洞，进行一些违反国际准则的活动，如将国外严令禁止的一些人体医学临床试验转移到我国进行，为商业目的在我国开展样品收集活动以及在老百姓毫不知情的前提下抽取血样展开研究等等。 2000年11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专题报告，建议美国医学研究人员不要在中国的贫困地区进行研究，因为当地医疗条件差，人们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美国全国卫生协会把报告发给了所有目前在中国项目或将有研究项目的人员。美国政府规定，基因研究中采集DNA样本时，哪怕有一例没做到知情同意，整个研究都会被停止，并且可能受到罚款、不再批准项目的处罚。尽管如此，有些研究者通过把他的研究神秘化，来遮掩其中的不当之处，阻止甚至压制批评。美国名牌大学和“爱国华人教授”的身份，确实能为一些人敲开一重又一重大门。谁若质疑他的研究，所谓“他的项目都是有来头的”这种神秘感，就会使一些人噤若寒蝉。 为了规范基因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在1998年开始施行《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合作中国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要有正式的协议或合同，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采集样本要做到知情同意。根据有关国际机构的规定，知情同意不能仅凭一张表格来证明、来取代。要看参与者是否“充分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资金的来源、任何可能的利益冲突、研究者所属的机构、预期的受益、潜在的风险和研究可能引起的不适”，要看他们的同意是否是在充分知情而且完全不受胁迫利诱的情况下给出的，还要看他们是否了解自己在参与过程中的权益。 专家们指出，基因研究有暴利可图，基因资源实际上类似一种资本投入，依赖此种投入，研究人员才能获得所谓的后续技术。 “生物海盗”垂涎中国基因资源 在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一国的基因资源已成为他国所凯觎、为本国所倚重的战略资源。基因资源之争，就像人类早期的土地之争。一片地被别人圈掉了，你就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和享用，尽管你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但你和这片土地一起创造的财富并不属于你。基因资源被掠夺，基因专利的失去，也是如此。尽管基因从你的身上、从你的手中、从你的国土上产生，但它所派生的一切利益都不可能属于你。 从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景来看，一旦人体的基因秘密被他人所掌握，那么就可以说，人的有形身躯就会受到他人的控制，将会对自己的人身权利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基因是决定人体的生、长、育、老、病、死所有遗传信息的综合。随着基因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不仅能够利用某些基因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能够用它来发现和治疗人类的许多重症、顽症，延年益寿。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某些基因已经成为人类的宝贵资源。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些跨国公司最先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已通过申请专利保护等办法开始圈占和掠夺这一有限的资源。在生物技术领域，发展中国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无法向发达国家那样自行对基因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结果就出现了这种的情况：发现国家的科研人员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基因样品进行研究，获得某些成果后进行商业化开发、申请专利、转让技术、制造药物等。发展中国家自然要为此类生物高科技产品支持高昂的代价。 于是，发展中国家开始指责西方医药公司利用各种途径在发展中国家获取基因原材料研究开发后寻求专利保护的做法乃是一种“生物海盗”（Bio-piracy），对相关的寻求专利保护的行为进行谴责。 据了解，我国的人类基因已成为世界基因掠夺者的主要目标。因为，直接采取少数种族或隔离人群的基因标本，就可迅捷地从家族遗传病、种族遗传病、隔离人群遗传病中找出致病的特殊基因。但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多为“乌合之众”，不同种族间杂居和异族通婚现象十分普遍，民族迁徒频繁，历史复杂，血缘关系相当混乱，基因家谱非常冗繁，很难找到理想的基因标本。相反，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曾长期闭关锁国，国民普遍洁身自好，56个民族中存在大量集群繁衍的独立家族和人群，甚至不少可以找到溯源数十代的谱系记录，血缘关系一脉相承，这使中国人的基因保存得十分完整和纯洁。这样，不仅容易采集理想的基因标本，而且采集的成本低，由此生发的基因产品市场又大，加上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基因经济的潜力更令一些人垂涎欲滴。正是这种宝贵资源，吸引了大量国际研究机构和基因公司涉足中国。据报道，在云南等地，尤其是一些偏僻的山区，许多国外研究者都已捷足先登。 据悉，美国某大学又以“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监测”为幌子，在我国的22个省市，偷偷摸摸采取了上万名80岁以上老人的血样，企图提取长寿基因。欧洲一些国家也派人深入我国许多山区，大肆猎取国人的各种基因资源。 有关专家指出，“国外采集中国人基因只是用于基础研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不应该再充当免费提供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