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少华

　　河北沧州市公安局民警近日抓获流窜四个省份，疯狂杀戮69人，其中致65人死亡、4人重伤的杀人魔王杨新海。这个人曾因盗窃、强奸被判刑和劳教，在河南、山西和河北石家庄等地服刑和劳教，“女朋友因此与他分手。杨新海为此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

　　对于这件事，我的看法是：仅仅因为女朋友与他分手，就产生了强烈的反社会心理，疯狂杀戮69人，这样的人，没有女朋友分手，也还会因为别的事疯狂杀人的。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与“女朋友分手”同等程度的不顺之事，每个人肯定都会有很多。一个因为盗窃、强奸被判刑和劳教的人所受到的挫折，也不会止于女朋友的分手。我们既不能认为他不该因盗窃、强奸被判刑和劳教；也不能认为他的女朋友无权以此和他分手。实际上，社会不能保障这样一个人的人生顺遂，就像不能保障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顺遂一样。

　　这就是所谓非理性犯罪，它的恶性更大，后果更严重。他们确实构成了社会不安全之中特别不安全的成分，但是，人们既不可能把这种人事先就从人群中甄别出来，即使能够甄别出来，也没有理由和法律根据把他们事先“圈禁”。实际上，社会既不可能保障一个人“连女朋友都不许分手”的个人要求，也不可能从预防“女朋友分手”这个环节上预防犯罪。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做到的，就是当他杀了一个人、两个人以后，就及时中止这个犯罪的链环，而不要使他杀更多的人。

　　犯罪学的理论中，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有一些人属于犯罪型人格，具有天生的犯罪冲动。这个学说“有罪推定”了一些人的人生道路，听着就不太容易让人接受，也与许多人的常识和良心相违。至少，写作《悲惨世界》的雨果先生不会同意这种学说。我们愿意相信，人的犯罪都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而对犯罪的防范和对罪犯的改造，也都是可以通过社会环境的改善来进行。这种信念，会使人们更积极，更有信心。但是，这个人，不，这种人，可能是一个反例。他们甚至同样存在于衣食无忧的富裕社会之中，欧美国家新闻报道中偶然出现的变态杀人狂，与疯狂杀戮69人的杨新海，具有同样的恶性。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满足这样的人，甚至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改造这样的人。他们也许是人类难以摆脱的恶梦。

　　但是，承认这样的现实，还不足以让我们绝望。因为“杨新海”毕竟在人群中是极少数；整个社会生活毕竟还是以理性来运行的。甚至大多数的犯罪，也都有着权衡利弊的“理性动机”。因此，刑法还是管用的，犯罪的预防还是管用的。由它们所控制的犯罪率，可以使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基本的安全感之中。

　　从国家行为、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增强一个社会理性的程度、理性的环境和理性的气质，是可能减少犯罪的，尽管非理性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理性的犯罪”，要靠刑法；对非理性的犯罪，只能寄望于一个社会从根儿起的理性。我们寄希望于，一个在理性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人，即使在犯罪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权衡，也会少一些“无报偿的恶性”。后者，也许不大靠得住，也许不大来得及，但却是值得用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