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就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进行专访———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张志勇 王光 本报主任记者 张焕兴

　　时间：2003年11月17日下午2点10分。

　　地点：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318市长接待室。

　　振兴老工业基地在初冬的东北如一股热浪，激荡着黑土地的人们。东北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过，一种激情在东北大地上喷涌。沈阳作为东北的重镇，怎样在这个浪潮中拼搏和进取呢？日前，本报记者和《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对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先生做了专访。

　　这位做事低调，说大实话的市长，和记者一见面就说：“你们最好问的具体一些，越具体越好，别太原则，你们尽管问。”在场的人都笑了，没有官气，显得很随和的陈市长很快就和记者拉近了距离。

　　沈阳的肩头挑起两副担子

　　“振兴东北，沈阳要先行，这绝不是一句口号。”陈市长开门便点明了主题。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这对东北地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沈阳呢？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春天来到了，作为重要工业城市的沈阳市不仅自己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好，要把沈阳发展好，同时还肩负着重任，那就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的作用怎么发挥的问题。我想我们沈阳是双重任务，这可能是我们和其他城市有区别之处。我感到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当中，沈阳市有几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

　　沈阳要真正成为中心城市，如果没有一千几百个亿的美元的GDP的话，恐怕算不上什么中心。沈阳形成不了中心的话，不仅是沈阳自己的问题，而且给周边也带来了一个负的影响，所以这个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其次，沈阳的城市质量怎样，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城市，比如说：我们这能不能真正形成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能不能形成信息中心，我们对周边地区有没有投资能力和资本输出能力，我们这有没有信息和人才集散这个能力。如果光有总量而没有质量，那就不行。沈阳要实现的就是像上海对长三角，广州对珠三角的这样一个作用，恐怕这是中心城市的一个质量。再次，就是沈阳市的城市形象、城市的功能。客观地说，沈阳这座城市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来看，整个城市的规划水平应该说是比较低的，建设水平也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个城市形象如果提升不上来，想成为中心，想从原有的完全按计划的框架下实现面向市场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重新改造和确立沈阳的城市功能。

　　小修理铺里都有八级工匠！这就是优势

　　沈阳的优势在哪里？如何理解重工业？对于这个问题陈政高市长认为：沈阳这个“重”，基本上是二八开，轻占二、重占八，这是沈阳这个城市真正的根。我们的“源”就是工业，而且工业就在重工业上。沈阳不是“重”过头了，而是“重”的程度不够。我认为沈阳这个“重”的基础是我们沈阳的优势所在，而不是包袱。沈阳现在三大支柱产业，三大优势产业，一个是汽车零部件，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IT产业，头两项都是重的，我感到真正有出路的，真正能带来这种很强牵动力的产业还是汽车和零部件。沈阳的汽车业将有重大的突破，还有新的汽车厂家要进入沈阳，所以沈阳的汽车以后不是目前的格局，零部件的格局也不是目前的格局，为什么呢？现在我看到三大汽车公司都在竞争，沈阳已成为必争之地。另外装备制造业是沈阳的拿手活了，沈阳的人才结构主要是装备制造业，应该说，在沈阳自行车的修理铺里都可以找到一个八级工匠，你要在厦门是绝对找不着的。在沈阳这样的人才很多，它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了，而且沈阳的这种工业文化在全国是找不着的。那么多的人才储备及管理水平，整个城市就是一种工业文化，所以说重工业应该是沈阳未来的优势。

　　那么以后是不是就搞到一个什么样的“份额”为好，这本身是市场的发展过程，不是我们人为地定在一个“份额”上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对IT产业、对轻工业并不是忽视的，比如说今年新民就搞了一个造纸厂，这是一个全流程一体化的工厂。浑南主要是搞IT产业，东软集团在全国是一面旗帜，芯片生产在全国除了上海以外我们第二。而且我认为IT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这种结合，它的前景产生一种质的飞越，改造传统装备制造业不就是用IT产业吗，这种结合它的能量更大，所以说重工业不是包袱，而是我们“重”化程度不够，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出来。

　　我们以前只是仅停留在一个重工业一个层面来看这样的问题，底特律都是重工业，我去了后就在想，能说底特律背的都是包袱吗？到韩国看浦项制铁，就那么一个企业，就2000万吨钢材，形成一个城市，能说人家是包袱吗？“重”不是包袱，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才是“包袱”。陈政高市长在微笑中解除了记者的疑问。

　　换换角度看，国企可能就是“美人”

　　国企在沈阳占重要位置，也肩负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任，他们的前景如何呢？陈政高市长说，就国有企业来讲，如果单独说包袱我也不赞成。我前不久到厦门去访问，厦门市长很懊悔地和我说，厦门的国有企业太少了，我说我这太多了。外商来谈合资就愿意和国有企业谈，为什么呢，国有企业它有它的一定市场，形成了人才、形成了品牌。问题就是人太多、体制不行、债太多。这三个问题解决以后，我们的国有企业比新成立一个企业要好得多，至少在市场占有一定份额。人才已经出现了，已经培养完了。这就像看个镜子似的，这么看很可能是一个“骷髅”，那么看很可能是一个“美人”。

　　现在外商来，就看好国有企业，就愿谈国有企业，沈阳市现在这种局面出现了，就是愿意和国有企业合资、合作这个局面也出现了，如果没有这些大企业，外商和我来谈啥？建一个新厂谈何容易啊，就看怎么看这件事，沈阳不是重工业的包袱，是国有企业的包袱。国有企业的包袱也有怎么看这个问题，只要一转换观念和转换方法就把这包袱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东西。

　　在沈3年，我做到尽心尽力

　　在谈到“慕马”案对于新一届政府的影响时，陈政高市长不情愿地说，我认为反腐败本身也对经济在一定时间内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上会促进一个城市的发展，会改变一个城市形象上的很多问题。就像一个人一样，身上有病给他手术，他会变成很健康的一个人，健康的人会走得更快。另外通过反腐败的过程，对干部队伍进行了一个大的调整，这也是沈阳市通过反腐败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另外通过反腐败，风气也调正了。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沈阳市的外部形象受损到什么程度，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动摇过。我来的第一天就开始抓经济建设，第一年各种指标不仅没有下滑，而且在上升，我们抓经济还是有些办法的，而且也是有力度的，第一年各项指标飞越发展，财政连续三年30%增长，GDP去年增长13.1，前年是10.1，今年估计超过14没有问题。利用外资2000年是7个亿多一点，2001年是8亿5，去年是14个亿，今年很可能达到22亿美元。

　　有人估计沈阳至少3-5年以后才能往上返，但是沈阳人不可能给我3-5年的时间，1年都不会给我的，如果沈阳第一年还继续滑的话，我在沈阳就待不下去了，所以对我来说，也是背水一战。沈阳所面对的问题，恐怕在全国都没有这种情况，很多是人们理解不了的情景。我到沈阳市后，七八个月没有外商，就是国内的方方面面的人那时谁也不愿来沈阳，你能怨谁？美国公开把沈阳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外商怎么可能到沈阳来呢？我很感谢全国足球协会把十强赛放在沈阳了，那是沈阳对外形象和振奋沈阳市民民心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陈政高直言：我对这问题我不大愿意谈，因为这是沈阳发展史上非常心酸的一段，我很想把这段历史翻过去。我感到我在沈阳这三年，现在正好三年整，我是尽心尽力了，把我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至于外面怎么评价，历史怎么评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问心无愧。

　　不是缺钱是缺“方法”

　　关于老工业基地改造，资金短缺可能是最大的难点，那么沈阳在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上，在对外招商上，沈阳市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陈政高市长认为现在老工业基地改造和调整资金不是问题，现在国外资本可以说非常丰富，融资渠道是很多的，国内资本也非常活跃，南方的一些城市，尤其是温州和泉州，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了，现在输出的欲望特别强烈，现在温州在沈阳经商已经超过6万人。而且现在沈阳很多项目都是温州在这搞的，所以今年我们在温州设立一个办事处，在泉州设立一个办事处。现在我认为不是钱紧张的问题，是我们方法对不对的问题，我们今年从国内引进500万以上的项目1272个，总投资超过1千个亿，国内资本1千个亿，国外资本今年超过20亿美元，今年如果超过22亿美元，在全国恐怕就能排上比较前的位置了。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国有企业这些包袱怎么卸掉，吸引外资过来，让他来合资。再就是说，我们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商业机会和经营发展空间。

　　一个城市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给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创造一个新的发展的可能性。例如沈阳搞的“金廊”，这么一开发，一个项目二三十个亿，十个项目不就是二三百个亿吗。现在沈阳房地产开发这么热，一年投资都超过100多个亿，我们去年固定资产投产400多亿，今年能接近600多个亿。

　　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同样会“玩”

　　对记者提到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前提下，体制上有什么创新的问题，陈政高市长的想法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把微观经济基础怎么能搞好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微观经济基础，怎么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按照中央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求，对微观经济基础进行结构调整。这种调整首先是结构调整，这个问题一旦突破了，我们真正把股份制作为一个主要实现形式，那么我们沈阳微观经济基础就确立了。第二条就是政府职能，微观经济基础一转变以后政府职能自然而然就转变了，我们东北人才不傻呢，我们才会“玩”呢，不要以为广东的市长会打高尔夫，我们沈阳市长就不会打高尔夫，不是这个情况。这是市场的博弈规则，那么这些都建立以后，自然而然产生资产经营，管理社会职能，管理经营职能等也就要发生转变了。实际上经常讲沈阳、讲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就是国有企业这点事呗，国有企业问题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话，我们市场化程度怎么能低呢，所以说一切的问题都集中在国有企业上，一是我们对国有企业必须按中央要求，真正进行治理改革，真正进行股份制改造，不出一两年我们会改造完的。这就是新，一种新的经济微观基础，加上政府职能的改变，这样就构成一个新的体制，这样同时就业、资本筹集都市场化了，都解决了，这就是新体制。

　　靠卖鸡蛋积累资本的时代过去了

　　在谈话过程中，陈政高市长并没有忘记现在在市场上越来越活跃的民营资本，对于如何来激活民营经济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这个问题，他说，国有企业改制本身就是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些新的观念，促进民间资本的聚积和投资，同时让本地民间资本活跃。现在我们从外面往里招，目前招了1200多户，从南方来的都是好企业，大概3万多家。在我看来，民间资本积累的最佳期已经过去了，靠卖鸡蛋的不可能搞资本积累的。

　　现在我们除了引导民间资本发展以外，更主要的是吸引外边的资本过来，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6万温州人闯关东的时代。

　　陈政高市长对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四新”方式，即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来重振东北的理解是：“四新”就是改革的办法，开放的办法，市场的办法，这个话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暗指东北人不要再按原来的办法，和中央要钱、要项目、要物，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需要自力更生，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推动改革，另外通过开放的办法来筹集资本，来筹集项目。通过体制创新来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通过企业的改制来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而不是中央给多少钱、多少物的问题。另外老路子也走不下去，给钱给物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按市场的办法、开放的办法、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而不是等、靠、要。这是坚定不移的振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