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于11月24日披露了一桩举报人被立案侦查的新闻，粗略一看，疑惑已顿生。报道中说，“西宁铁路分局机务段职工李思明今年8月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分别向西宁铁路分局局长、纪委、路风办、西宁站站长、站纪委等寄出了7封匿名检举信”，请注意，是“匿名检举信”。

　　接下来，报道以“警方说”的笔触陈述：“经过侦查，已经确定匿名信是李思明所写”。

　　而在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严禁将检举、控告材料转给被检举、控告单位或被检举、控告人。对匿名检举、控告材料，除查处案件需要外，不得擅自核对笔迹或进行文检”。

　　先接受调查的并不是举报信中所反映的内容，而是举报信本身。显然，举报信的内容已然为被举报人知悉。这实在令人后怕，而且，确定匿名信的撰写人，大抵还需要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笔迹鉴定，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对匿名信的鉴定本身已经构成侦查立案活动的一部分。

　　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举报人发出7封匿名信有犯罪事实吗？准确地说，有“诬告陷害”的犯罪事实吗？举报人及其妻子正是因为这项“罪名”而遭到侦查机关的传讯的。再看报道里的介绍，“举报信中除了一件反映曲某和旅客吵架的事比较具体外，其他方面都因为没有相应的具体事实而无法查证”。“吵架”显然不是举报人所捏造的“事实”，而除“吵架”之外，举报信中的“其他方面”也没有“相应的具体事实”。《刑法》第243条第3款这样写着：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诬告陷害罪的规定。

　　这些粗略的分析，显然表明了“诬告陷害罪”的成案并非出于法律上的考量，而更多地成了化解私人矛盾的工具——被举报人的丈夫，正是负责侦查“举报人诬告陷害”一案的西宁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队长。正是有了这层微妙的关系，立案才变得异常简单：“队长的妻子来报案，刑警支队当即立案侦查，于是举报人反成了‘犯罪嫌疑人’”。

　　“侦查”，这个刑事司法中显具神圣与庄严的字眼，在侦查人员的操控之下，沦为人情的俘虏。于是，威逼和利诱相继进行，当事人违心“认账”。被举报人也许心满意足了，举报人的权利，司法的尊严，却在这桩个案的发生和了结间，被人为地践踏。

　　举报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报道近年来并不鲜见，举报机制的健全，举报人人身保护的加强也为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毫无疑问，举报人的举报环境的净化，需要细微的制度安排，司法应为匿名举报者严守秘密，应成为举报人保护机制的第一要义。

　　如果没有侦查机关对匿名举报人的“鉴定”，也许，本案根本就不会发生。但愿以后能没有这些如果。

　　（作者 王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