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尧耿

　　巴金，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面伟大的旗帜，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巴金是我最崇敬的中国作家之一，不仅是因为巴金丰富的创作，更是因为巴金和他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探索，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同时，巴金又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的作家，他的著作能给青年带来希望和信心，他的人格能够给人带来力量。

　　巴金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

　　巴金的一生穿越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他的浩如烟海的著作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文化财富。从“五四”时代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完全病倒，巴金已经出版的《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集》10卷，这近千万字的译著也还只是他的全部作品的大半。巴金长达70余年坚持写作，坚持用作品同读者见面，其作品在几代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在现代作家中的确不多见。巴老不想当作家，但生活却把他造就成一个作家。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随想录》等作品，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巴金，是追求理想和浪漫的知识分子。

　　从本质上看，巴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始终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的精神空间里。早在“五四”前后，少年巴金就寻找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心灵的祭坛上立下了为理想奋斗终身的誓言。后来随着时光的消逝，巴金赖以奋斗不息的心灵支柱逐渐从原来具体的信仰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灵的灯”，转化为抽象的理想、光明与正义。甚至到了晚年，他也还满怀信心地说：“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会永远给我指路”。

　　巴金对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前景又一直是乐观的，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巴金总是坚信，“春天是不会灭亡的”，“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他“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

　　与这种理想的光环和必胜的信念相映照，巴金的人格精神中还时刻闪现着一种以奋斗为生命，以痛苦为力量，以献身为幸福的英雄主义气概。他执着于理想，呼唤着崇高，带着几分的悲壮，一片的真诚，巴金以他的人格精神和艺术良知，以他相得益彰的人品与文品，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留下一种独特而永恒的光彩。

　　巴金，是敢于讲真话的英雄。

　　如果说鲁迅的作品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那么，我们可以说，巴金的作品则集中地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巴金在20世纪初就在《家》巴金作品中塑造了高觉新这个典型。高觉新想改变现状却委曲求全的性格，代表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高觉新的悲剧是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此后，他又在《寒夜》等作品中反复描绘了一些知识分子由于缺乏信仰和毅力，而显得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的心态和行动。

　　巴金晚年决定写《随想录》。这是一部真实而悲壮的书，它是对知识分子良知的集中反省和批判。在这部由一百五十篇短小杂感随想组成的书里，涉及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评估、人生价值、道德观念、文化秩序、个人思想情感等等广泛范围，形成对旧秩序、旧思想、旧文化的一种挑战和批判，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痛苦的反思的结晶。它点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表达了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潜在的或鲜明的变革要求和感受。因而被人们誉为“讲真话的大书”。巴金呼唤建立文革博物馆，强调生命之花的盛开在于付出、奉献，以及虔诚地严苛地自我拷问和历史反思的忏悔精神，至今仍是空谷绝响，未见有新的超越。

　　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中国文坛中的是是非非，我们可以说，巴金的忏悔和对文革的反思，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复苏，是巴金老人给青年知识分子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仍有启迪意义。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