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层层细分、明确煤矿安全责任的过程中，江西省两年内共有102名不同级别的地方和企业干部受到处分。但如此严厉的举措并未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仅今年下半年，江西省就连续发生3起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其中包括致49名矿工遇难的丰城矿务局建新煤矿“11·14”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据11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

　　从报道来看，安全责任的划分不可谓不明晰，追究责任的态度不可谓不认真，但百余名干部受处分，却未能遏制（更不要说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这个事实多少有点使人尴尬，也发人深思。在我看来，若不以重新审视处分干部与遏制事故之间的关系作为反思的起点，而是沿着既有的思维惯性发展，则有可能得出为使安全生产状况得到有效改观，必须进一步加大处分干部力度的结论。而倘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有害无益的。

　　不可否认，一些事故之所以发生，与领导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处分干部对遏制事故的发生，应当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事故与领导者之间的关联，只是一种偶然的、变动的关联，在其经常性和深刻性上，这种关联远不及一线劳动者与事故之间的关联。离事故现场最近的，受安全隐患危害最重的，最珍惜一线劳动者生命的，莫过于一线劳动者自己。事实上，大量安全事故的发生，在领导者的掌控之外，而与一线劳动者的意识和行为密切相关。像美国和加拿大今年夏天大停电事故的调查表明，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员工的训练不足，比如业务员因不懂操作，竟使故障电缆在长达1个半小时内都未关停。（见11月21日《法制日报》）因此是不是可以说，干部与事故、处分干部与遏制事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试图在处分干部与遏制事故之间发现或者建立稳固的因果关系，其思想根源和认识基础在于过分地突出领导者之于事故的掌控能力，把领导者看作事故发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在相关的培训工作中，也能看到这种思想倾向。人们见得多的是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地方行政领导参加培训教育，见得较少的是矿长参加培训教育，见得尤少的是一线劳动者参加培训教育。严厉处分干部与大力培训干部，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干部重要性认识的表达和强调。

　　发生了安全事故，相关领导者责无旁贷，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若以处分（或培训）干部作为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主要手段，事实已经证明它只具有有限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处分或培训干部是需要的，但在另一方面，应当切实加大投入，改善一线劳动者的劳动环境，同时使培训重心下移，以提高一线劳动者的安全意识和排险技能。不解决一线劳动者的“执行力”问题，干部的“领导力”再强也难以派上用场。但干部“决定论”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一线劳动者“体虚”，竟也要请干部来“药补”，比如，有的地方明明发现安全隐患来自一线工人培训不足，开出的“药方”却是着力配备亲临一线指挥的干部。

　　（作者 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