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往习惯于用是否对我们“有利”来衡量一条消息或一种说法的价值，而不是将事实的真伪和可靠性放在首位。而评价是否“有利”的标准却既不科学，也不讲究实效

　　●有些人最喜欢用外国人的话来证明中国的伟大。在他们看来，连外国人都说中国或中国人好了，那就证明已经好得不得了。如果连美国人都说好，那就毫无疑义

　　●“太空能见到长城”的谬说长期重复的现象暴露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对我们钟爱的传统文化和国宝其实缺乏应有的了解

　　据新华社报道，记者无意中发现，小学四年级第七册《语文》课本中收有散文《长城砖》，称宇航员能在宇宙飞船上看到长城。这种说法已被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明确否定。而这套教材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2001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

　　其实，自从十多年前媒体上传出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见到中国的长城后，质疑和否定这种说法的文章和报道已经发表过很多次了，记得那位被提到的美国宇航员也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1989年我在《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也提出过疑问，事后接到多封读者和专家来信，指出经过精确计算，在太空中绝不可能用肉眼看到长城。我在报上也看到过类似的计算结果。

　　但为什么这样的谬说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长期重复，并且被编进了小学课本？这倒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习惯于用是否对我们“有利”来衡量一条消息或一种说法的价值，而不是将事实的真伪和可靠性放在首位。于是，表面上对我们有利的消息会不胫而走，足以显示中国历史辉煌或中国文化伟大的说法就会被大量传播，甚至一再夸大。反之则讳莫如深，不闻不问。而评价是否“有利”的标准却既不科学，也不讲究实效，以致常常适得其反。例如，对一些还没有完全证实的考古发现和猜测，报纸上常常抢先发表，声称可以将中国的某某史提前多少年。但当结果被证明并非如此时，却不予纠正，以致长期误导公众。

　　有些人最喜欢用外国人的话来证明中国的伟大。在他们看来，外国人一般只说外国的好话，连他们都说中国或中国人好了，那就证明已经好得不得了。如果连美国人都说好，那就毫无疑义。长城的事如此，其他事也是如此。例如，前几年纷纷报道，一批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声明，21世纪只能依靠孔子思想；又说美国的西点军校将雷锋树为学习榜样。似乎这样一来，孔子就成了世界唯一救星，雷锋也已经在外国人眼里彻底变为人类共同楷模。但有心人作了调查，前者根本不符合声明原意，是一家华文报纸的误传；后者也不符合事实。但不久前还看到有人在重复所谓“诺贝尔奖得主的声明”。又如，不久前一位英国业余作者出了一本书，称郑和不仅发现了美洲，还到过南极和世界各地。英国和世界上严肃的学者都指出他毫无依据，纯属胡说，国内有些人却如获至宝。

　　这一现象暴露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对我们钟爱的传统文化和国宝其实缺乏应有的了解。以长城为例，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很多人以为八达岭居庸关一带的长城就是秦始皇当年所建，却不知道这只是明朝的“边墙”，离秦长城的位置很远哩。他们也不知道真正的“万里长城”早已不复存在，今天的长城早已不是贯通万里的建筑物，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杳无踪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黄土堆积，与周围的戈壁荒原没有什么区别。知道了这些，他们或许不会轻信用肉眼在太空能看到长城了。

　　这一现象说明，有些记者和编辑既不具备必要的常识，也缺乏社会责任感。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倍增的时代，我们自然不能指望记者和编辑成为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但可以要求他们采取严肃的态度，对没有把握的信息，除了应该认真核对外，还要请教有关专家。像太空能否用肉眼看到长城一事，只要稍加计算就可以加以否认。如果专家一时无法判断，就应在报道中留有余地。事后发现错误，更应该及时纠正。

　　这种谬说会进入小学课本，说明现行的审查制度存在漏洞。现在一个学科只有本学科的专家当审定委员，专家们一般只考虑本学科的问题。我忝为历史学科中学教材的审定委员，同组的其他委员也都是历史学界的同人或中学历史教师。如果历史课本中存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错误，我们未必能发现。语文学科的委员选中这篇散文，显然也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如果能够组织专家作跨学科的审查，这类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这篇课文在全国小学使用两年，为什么没有一位教师提出疑问呢？教师对课文中这种说法是如何教学生理解的呢？小学生看了后没有任何好奇吗？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但教师的责任是什么？小学语文课在教学生识字造句的同时，还应该教什么，不也值得我们深思吗？

　　应当感谢杨利伟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是他含糊其词的话，谬误必定会继续流传，甚至会得到强化。但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不举一反三，即使今天纠正了“太空能见到长城”的谬说，类似的谬说也依然会存在，甚至还会有新的谬说产生。

　　(葛剑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